君臣道-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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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行动起来就干净利落，鳌拜虽然党羽甚多，但一时之间群龙无首，也只能一一俯首就擒。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他们实在不得人心，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康熙帝要将狂妄自大的鳌拜除去，先利用他的狂妄，以退为进，褒奖他，纵容他，使他失去戒心。下手时，康熙帝既不在朝堂上发难，也不动用御林军，而是用这种秘密逮捕的方式来治服他，确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康熙帝看出，用公开的方式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所以惧怕鳌拜，不仅因为他是辅政大臣，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大老粗，人们惧怕他本人，因此只要把他治服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这种事情往往有一种心理的因素在起巨大的作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要夺回权力时，也遇到了这种心理因素的障碍，大臣们早已习惯听命于西太后了，小皇帝即使亲政了，人们也不信服他，他永远是一个傀儡，他要夺回权力必须首先除掉西太后，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无可奈何。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在此时又不起作用了呢？可见，在制度与正统观念这两个因素之外又有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有什么因素呢？是人际关系的因素。这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似乎是超乎制度之外的。
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子侄兄弟一并斩首，眷属家产籍没。鳌拜请皇上察看他当年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身上留下的刀疤箭伤。康熙帝念其历事太宗、世祖两朝，效力多年，屡建战功，不忍加诛，将死罪改为终身拘禁，其子也免了死刑，同党多人处斩，其余分别作撤职、降级处理。数年后，鳌拜在幽所郁郁而亡。
被鳌拜冤杀、革职的大臣都一一平反昭雪。那些依附于鳌拜，不把小皇帝当回事的大臣们，这下可知道了这位小皇帝的厉害。少年康熙在孝庄皇太后的指导下，“戒急用忍”，计除鳌拜，夺回权力。此时，康熙帝只有16岁。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是不好惹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戒急用忍”并非仅仅是一种计谋意义上的小智小慧，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哲理意义的东方智慧，其渊源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难能可贵的是，在夺回权力之后，康熙帝治国仍然是以“戒急用忍”的态度来开创太平盛世的，而不是好大喜功，任性胡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熙帝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用“戒急用忍”四字概括，后人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
从此，康熙帝废除了辅政大臣制，收回了批红之权，所有奏折朱笔谕旨，皆出自他亲手，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勉强用左手写，也不叫人代笔。 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加强君王极权。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独掌权柄之后，深感武人治国的危害，为此大力提倡文治。
第一帝师熊赐履
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悬于太子之手，太子善恶，皆在于少年所受师傅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康熙帝后来又为皇子们规定了学习制度，皇子6岁必须读书。以后雍正帝把它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正式设立上书房，以总师傅、总谙答为首的教育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帝师往往是由名重一时的硕彦大儒来担任，称太傅、太保。不仅是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进行，学习内容从文史知识转为探讨治国之道。对于成年皇帝，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的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做过经筵日讲官。经筵为盛典，每月三次，平时则不定日进讲，以收持之以恒的效果。皇帝选官以才能和道德为标准，“以臣选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办法。
在促使恢复经筵、日讲制度这件事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东阁大学士，居官清廉敢于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万言疏》，列数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帝师的作用初步表现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行政出治”。同时注重民间教育，如今“学校极其废弛，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掇取科名富贵之工具，不知读书讲学是求圣贤之道理。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国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观念。创立科举就是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个标准，然而读书人大多都把科考与富贵紧密相联系，却与“圣贤道理”远离了，入朝为官，鲜有不做贪官者。
熊赐履提倡讲学以明了道理，这是做官的基础。与做君的基础一样，君臣都是同一个基础，这是儒家的君臣观，如臣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立君为民，无为；君以道驭臣，纳谏等等。法家君臣观念则不然，讲的是君势、法术一类的关系。一般来说，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观念，熊赐履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家观念。
次年，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皇上聪明，而朝纲独断，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熊赐履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从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否定，而汉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却被发扬光大了。“朝纲独断”与其说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法家的思想更确切。
在擒拿鳌拜一个多月之前，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到国子监去祭祀孔夫子。皇上亲自祭孔，这是一个象征，表明清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这既起到了笼络汉族官民的作用，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月以后，康熙帝剪除鳌拜及其势力，满洲贵族中的仇汉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康熙帝立即着手施行经筵日讲制度。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到瀛台试讲。熊赐履进讲《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康熙帝听后，感到哲理深奥，切中事理，大有所获。
十月，康熙帝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之制始于明代，其所以名之“内”，是因为“以其授员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是统率百僚“行政总汇”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枢机构，协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议朝政，传宣御旨，而内阁大学士称为“枢臣”、“相国”。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被人们视为宰相。又重设翰林院，并选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讲官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有熊赐履、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尊、孙在丰、杨正中、杜臻、张英、沈俭、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资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何必学知识？儒家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不为谋生而为修身。贵为天子当然须求学习最高目的之实现，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时，康熙帝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嗜欲日开之时，他把精力用于治国，尤能勤奋治学，确是十分难得。康熙帝的学习精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他五更就起床读书，常常读到深夜，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也不休息。汉儒文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读精修，为康熙帝以后的治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刻苦学习成为传统。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无法相比的。
清代宫廷内，有两个书房。一为上书房，是皇子受师读书处；一为南书房，是皇帝研究学问处。故宫的乾清宫之西为懋勤殿，是康熙帝读书处。南面的乾清门右阶下是“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是康熙帝与入值翰林院探讨学问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为汉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顾问。
从康熙帝开始，满汉矛盾确实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满汉君臣关系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盖了，从本质上也被稀释了。如果实行满洲家法，八王共治，汉人也是没有决策权的。两种权力分配方式都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利。满汉两种“家法”孰优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长于沙漠中的胡杨柳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垂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我们只能说，适应具体的客观环境的某一种柳是好的，不适应就不好——不论是旱死或涝死。古代的君臣关系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关系和谐，老百姓就过好日子；否则老百姓就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