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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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起身对诸臣勉励一番，然后离去。
事后，他给妻子写信说： “哈哈！我险些又赴乌鲁木齐效力！……这都是由于目光近视素性畏热所致，古人云，慎言寡过，此话不假。”关于“老头子”的故事，还有多种，但是其他人不如纪昀名气大，所以流传不广。
乾隆帝对进呈的书籍经常抽阅查看，发现错误，立即严厉申斥一查到底，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缮录工作十分辛苦，校勘也不轻松，难免出差，校官经常为一字之讹而受到处罚。比之今日，出一本书，几乎不校，错字连篇的现象真是天壤之别。有一位叫蔡葛山的校官说： “我校勘《四库全书》，因为讹字而数次被夺去薪俸。不过，有一件事却深得校书之力，那就是从书中得到一个药方，竟然治好了孙子的病。”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集资料确是大而全。
古人校书认真仔细，仍不免出错。错一个字，就罚去一个月的工资，可谓重罚，编书若都能采用这种办法，何至于错别字连篇而不堪卒读？其经验实在值得后人借鉴。
书中的“政治错误”，仍然存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一书内，有对清世祖不敬之处，被乾隆帝审阅书籍时查出，大怒之下，命将总纂修、总校官们严加议处。在复校时又发现同一问题。这部书当初由纪晓岚办理，因此他受到皇帝的诘责，令他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乾隆帝修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毁灭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除了反抗异族统治的文字之外，一切反抗专制体制的文字也都在删削之列。汉族知识分子们对此是不可能完全赞同的，因此在编修中就会与皇帝配合不力。现在经过皇帝惩罚之后，他们便会把可能引起皇帝不快的文字删削干净了。但是，精明的皇帝总是要挑毛病的，纪晓岚有时故意把一些明显的“非政治错误”留着，让皇上去挑剔。因为无论横竖皇帝都是要挑出毛病来的，如果皇上挑不出毛病，事情也不妙。这个有文字狱癖的精明皇上就会往更深处挑毛病，可能使更多的书籍遭到删削或焚毁。可是有时候皇帝连明显的错误也没看出来，那个错误就不许再改正了，因为皇帝已经认可了。专制独裁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观随意性，许多事情都是由皇帝的奇思妙想来决定的。皇帝常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纪晓岚对此是很清楚的。幸亏此书是由纪晓岚做总纂，如果换一个积极奉行乾隆帝旨意的人去做总纂，可能会删去更多的内容，损失更大。封建帝王过于精明也是臣民的灾难，文化的灾难。
当《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初次复校时，又发现了大量“错误”，乾隆帝再次命纪晓岚、陆锡熊二人赔写，并罚令他们分别带领人员前往热河、盛京校勘文津阁、文溯阁的书籍，以赎前罪。修这部《四库全书》，乾隆帝是下了功夫的，对臣工的督促也很严格。乾隆帝也常常显示出很公平，有错必罚，有功必奖，纪晓岚勤奋工作的杰出成绩，又多次受到乾隆帝的奖赏。
封建社会读书人最高的愿望就是能经由科举之路而入官场，光宗耀祖，然后做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纪晓岚自从入翰林院以后，并没有什么作为，他的才学和抱负得不到施展，却被发配新疆，只因为他的文才受到皇上的赏识，今日才得以大展身手，报答君恩了。为了编好这部皇皇巨著，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做官而读书，整理国故，写读为生，于愿足矣。他自称从四岁开始未尝一日离笔砚。编书期间，乾隆帝特赏赐他端溪旧坑石砚和御书玉屏拓本，以示嘉奖。
修书绝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纪晓岚和全体四库馆臣不分寒暑，竭尽全力，认真校勘。由于此书籍卷帙过于浩繁，为了便于查阅，而编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乾隆帝认为这200卷提要仍然是不便阅读，又命纪晓岚、陆锡熊编辑《简明书目》一编20卷。纪晓岚的才学和勤勉治学态度受到乾隆帝的嘉奖。乾隆帝下谕褒奖说： “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纪昀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着加恩授为翰林院侍读，以示奖励。”
即使是皇帝亲自审查，大臣们竭心尽力去做的事，也难免出错误。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工作，布置之后，如不认真检查或检查之后奖罚不明，都是办不好的。乾隆帝办事认真彻底，对《四库全书》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纪晓岚一生没有写过什么论著，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部，平时写的一些序记碑表之类的文章都随手而弃，不留底稿。他说： “自从编修《四库全书》以来，纵观古今著述，自知写不出更好的文章了，而那些自以为有所得的人，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纪晓岚这种谦虚诚实和认真严肃的态度，才是做真学问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制造过多的文化垃圾，也是造孽。古人一向把读书看得比著书更重要，古人强调，无论是做什么事，都要求把读书放在首位，明理是根本，著书乃是末艺，至于以写书发财，则更是等而下之的末俗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晓岚等人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完成此巨著，心情十分激动，最后再写一篇进表呈给皇上。纪晓岚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这篇《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写得文采飞扬，词藻华丽，条分缕析，纤悉具备，同馆人士争相快睹，无不叹服。陆锡熊、吴稷堂二人又合撰一表，但比之纪昀所撰前表，相差甚远，终不惬意，最后还是以纪、陆二人的名义，把纪晓岚写的表进呈乾隆帝。乾隆帝读了此文也很满足，文章尚未看完，就对左右大臣说： “此表必纪昀所撰。”特命嘉奖。
四部书以色分部： 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装帧极精美，以楠木匣为函套，庋置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中。全书共收入3460种书，计75854卷，装订成36275册。其中有一些书匣却只有封皮，里面全部是白纸，书被抽毁，仅存书名。全书先写四部，以后又续缮三部，以及翰林院副本共抄八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热河文津阁，奉天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外，翰林院保存副本。
四库馆集中了当时学术界各方面的专家。如著名考据学家、经学大师戴震就是由纪晓岚推荐的，乾隆帝也早闻其名，于是打破惯例把举人出身的戴震召入馆内，担任纂修官。戴震对清代的考据学影响极大，比如，他校的《水经注》，把历朝的《水经注》中“经”“注”不分的部分加以分辨，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用了十年工夫才完成。后来，现代考据学家胡适为了标榜自己考据家的形象，也仿效戴震校订了一次《水经注》，也用了十年工夫。邵晋涵则长于史学；周永年精通诸子百家之学，简称子学；翁方纲研究经学和金石之学颇有成就。著名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也曾入馆修书，但是他不赞成死钻牛角尖的考据之学，与纪昀等人观点不和，不久便辞职还乡了。
但四库馆中也有一些不学无术之人，如任总裁官之一的和褪恰Ｇ〉廴盟渭颖嘧胧侨衔紊峡煽浚拖暗热怂淙徊徘榧眩紊喜豢煽俊Ｕ饷匆徊看笫椋噬鲜遣豢赡茉牟楹芏嗟模匦胍揽亢瞳｜这种人把关，发现有不利于本朝的文字，一律销毁。和康靡痪硎椋瓤从忻挥斜饰笸磕ㄖΓ型磕ǖ牟灰湮薇饰螅蛲Υ茫灾讣咨罨缓蟠耸橐膊荒芤＞驼庋咽占吹拇罅客际椋笤家话胫�71万卷书都因政治上有问题，而付之一炬。乾隆帝焚书也是以好大喜功的心态来进行的，多多益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秦始皇以来最大的一次焚书活动。乾隆帝不如秦始皇的地方是光焚书不存资料，秦始皇只焚民间之书，国家书库则保存资料，可惜都被项羽一把火烧光了。李光地认为，萧何应为此负责任，他没有保护图书。纪晓岚修书最大的功绩是尽量保护图书，不毁灭书籍。
焚书之事与文字狱是一致的，其祸害既深且巨。有人说，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不行，大老粗皇帝管理国家就很出色。就清朝而论，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尤其这个乾隆皇帝学问更是大得很。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真正不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搞起文字狱来特别下死功夫，往往令人发指。
《四库全书》编成了，其卷数为《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收集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宝藏。但此事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浩劫。这样的书人们根本也读不到。纪晓岚撰写的《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成为人们阅读此书的代替品。鲁迅曾为某人开列12种必读古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其中之一。《四库全书》的纂修对清朝后期的学术界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学科的完善起到了颇大的影响。
胡中藻之文字狱
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康熙帝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年间文网深密，文字狱大有“莫须有”之势，至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则非“莫须有”不成文字狱。请看乾隆帝制造的胡中藻一案。胡中藻是乾隆元年进士，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自号“坚磨生”，是鄂尔泰一党，与张廷玉为敌。他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私交甚好。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拿胡中藻开刀，硬是从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找出许多罪证。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连夜赶往江西新建将胡中藻逮捕，又由军机处发出密谕，命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以及与人唱和的三十六首诗密封专差驰送进京。同时，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查封他与胡中藻往来的书信、应酬诗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说：“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乾隆帝的上谕所举罪款，都是无中生有，如：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兢”；“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人间岂是无中气”；“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亦天子亦莱衣”；“不为游观纵盗骊”；“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时迈”；“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那伙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为”；“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下眼训平夷”……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诗句“无非怨恨之语”，或“巧用双关耳”。哪些字眼是“巧用双关”？大约就是“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明”、“南”则象征明朝。对于一些意义不明、难于索解的诗句，乾隆帝心里特别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诗都是索然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胡中藻“文辞险怪”他就不能容忍。其实，胡中藻诗中并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都视而不见。胡中藻的诗，是不是“反诗”，有客观标准吗？没有。
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视为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认识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认识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没有客观性可言。这其实是人类的永恒困难。至今哲学界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往往以为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客观事实与你有什么关系？一旦与你有关系了，就要问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镜一样，自己是光明的，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如果自己漆黑一团，就不能认识客观事实。人心黑暗，好制度也只能助纣为虐。中国古人所以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使认识的主体光明。乾隆帝满脑子都是法家里的阴暗思维，这决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试题中挑毛病：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须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所数出的种种罪证，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并不足以服人。乾隆帝自称：
“胡中藻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欲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