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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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东巡之后，纳兰性德受命考察雅克萨，染病回京，将边界形势奏明皇上，康熙帝决意用兵。当雅克萨战役捷报传来时，纳兰性德已死六日。士人无不痛惜，赠哀辞者却都是汉人，满族竟无一人。显然满人对明珠父子热爱汉儒文化很不以为然。
年轻的康熙帝在辅政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的制约下，感觉颇不自在，而汉儒文化是主张皇帝乾纲独断、大权一揽的。这当然是康熙帝的理解，也是他欢喜接受的原因。需要强调的是，君权至高无上这一点，正是康熙帝选择汉儒文化最关键的考量因素，然而绝非原始儒学的本义。历史发展的进路就是如此的非理性，幸运的是清朝政治能由此而转为比较清明，不幸的是原始儒家的虚君观念与满洲家法的分权制都失落了。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似乎如果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等于削弱了某些人此时正在“理性地”创造历史的作用和意义。
满洲大臣多为军事贵族，无不以立军功为荣，耻于读书。明珠辅助康熙帝裁汰大批满洲旧军事贵族，启用一批满洲新文职官员，又鼓励满人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满人渐渐以较为平和的态度对待汉大臣。满官普遍通晓汉语，满人学习儒学也渐渐成为风气。如饶余亲王阿巴泰的曾孙文昭辞爵位而读书，不久便成绩斐然，才名卓著。正白旗人阿什坦将《大学》、《中庸》诸书译成满文，其儒学基础十分深厚，被康熙帝称为“我朝大儒”。满族对儒学这一汉族文化精髓已普遍产生认同，儒臣的地位逐渐提高。可惜，吴三桂之乱时期，朝廷出于武备的考虑，为防止八旗子弟日益懦弱，又下令停止八旗子弟的科举考试。
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这一切都与明珠的作用分不开。明珠广泛结交汉官文士，特别是江南儒臣，如徐乾学、徐元文、高士奇、王鸿绪等博学硕儒。他与高士奇的关系颇有戏剧性，值得一叙。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家贫无资，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乡试。落第后在明珠看门人的家里教馆为生，卖文自给，并书写春联、扇面遍赠权贵悍仆，以求仕进。一日，明珠要写文字，找不到人代笔，正在犯愁，看门人推荐高士奇，明珠试他文笔，高士奇一挥而就，明珠大喜，荐用于内廷，授詹事府录事，得到康熙帝的赞赏。于是选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参与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
高士奇才智敏捷，很得康熙帝赏识，当时南书房专用汉官，为他们提供了对朝政发表意见、单独进言的理想场所。现在连明珠都得反过来向高士奇讨消息了。高士奇每次回家，门外街巷九卿轿子塞满，明珠亦在。高士奇直入家门，好像不知道门外有客。等高士奇吃罢饭，先呼明珠入，谈话后，再呼其他人入见。
康熙帝曾说，朕所以厚待高士奇等人，是因为他们对朕治国治学有极大贡献。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书》本经，作时文，因为得到高士奇的帮助才开始知晓学习门径的。初见高士奇得古人诗文，一看就知道其时代，心中奇怪，现在朕也能如此了。高士奇虽无战功，但是他裨辅朕读书治学问功劳也很大。
康熙帝南巡时，高士奇陪伴而行。君臣游览金山寺，登高远望，极目千里，寺僧求皇上赐匾额。康熙帝欣然同意，正考虑未定，高士奇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览”四字。康熙帝很满意，于是挥笔写就，赐与寺僧。游苏州，康熙帝见狮子林景致奇妙，连连说“真有趣”。赐匾额时，康熙帝提笔沉思，高士奇说： “皇上说‘真有趣’，何不就书‘真趣’二字？”康熙帝一听，正合心意，遂赐书“真趣”。游杭州灵隐寺，寺僧求赐额。康熙帝写“臁弊质保延曜滞沸创罅耍掳虢夭缓冒才牛诜改眩呤科嫜鹱澳ツ础霸屏帧倍郑滴醯哿煳蚱湟猓焯狻霸屏炙隆比郑哟肆橐掠殖莆屏炙隆？滴醯塾伟瘴骱痔乇鹎琢俑呤科娴募蚁缥飨阶⒋投睢爸翊啊保允炯谓薄�
康熙帝出游仍不忘读书，晚上由高士奇伴读，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谈《周易》，赋诗，兴致很浓，常常谈至下半夜。康熙帝曾说： “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康熙帝勤奋读书，但不盲目信书。凭常识，他会对书本提出质疑。如他曾说： “即如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又如，古人一向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康熙帝指出： “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居，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
平时，康熙帝常与南书房儒臣一起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私恩甚重，经常赐给他们笔墨砚台，字画诗集，乃至撤自御膳的食品，以示眷顾。康熙帝优渥词臣，是出于治国的需要。他说： “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古人所说的“天子”不仅仅是就权力的来源而言，这是现代人的理解，其实本义是皇帝须代表天意，就是要做好人的意思。不仅是做皇帝，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所谓“得最上一层道理”，也就是得最根本的道理。万物生长皆是天意，人的生长离不开社会组织，好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人的生长，有了好人才有好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天人之道，并非迷信。
南书房作为皇帝的宫廷御用顾问处，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机构。在康熙朝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超过内阁和议政王会议。军国大事不再单纯由军事贵族——王爷、贝勒们决策，往往由儒臣在与皇上的讲学中以讨论的方式，更为理性地策划。国家兴盛不以迅猛喧嚣为能事，而是由尊儒崇教以稳健的姿态渐入盛世。
到了雍正时期，军机处成立，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政治，而成为皇帝单纯读书撰文、吟诗作画、消闲遣兴的场所了。这正是封建时代，非程序化政治的典型表现。南书房与军机处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于治国的方式和作用而言，前者还是比较人性化和理性化的，后者则完全工具化和官僚化了。
康熙帝主张“满汉一家”，以前满汉大臣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有异，满高汉低，现在均予划一，权力分配日益平等。过去儒臣尽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如今不少儒臣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都依附于明珠，为明珠成为康熙朝的权臣奠定了基础。
南书房另一位重要的讲官是张英（1637~1708），字敦厚，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清初成例，以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馆肄业三年后，再经过考试，按等第分别授职，称为“散馆”，成绩优良者，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为编修。康熙十二年七月，张英以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亲密顾问。每天清晨雄鸡未鸣之时，他便来到宫门外等候进宫，然后与奏事诸臣一同入宫，等到退朝之后，由内侍传入，为皇上讲经、咨询，从早7点到晚8点都在南书房值班。有时回到家里，又有内侍宣召，他放下饭碗随即入宫。每次皇帝出巡，张英必然侍从，极受信任。入值三年后，被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升为掌院学士、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总督南书房”。在朝中任职四十年，退休后，康熙帝南巡，仍一再接见。其子孙四世为讲官，皆入翰林院，三世入值南书房。其子张廷玉历事康雍乾三朝，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进封三等伯，死后配享太庙，乃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桐城张氏世代为官，显赫不衰。
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教授康熙帝理学方面，其重要作用不下于熊赐履。
李光地（1642~1718），福建安溪人。治程朱理学，精通《周易》，多年为康熙帝讲授易学。康熙帝对明朝永乐帝御修的《周易大全》不满意，为了体现大清朝的盛世气象，康熙帝特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以统一思想。《周易折中》实则为李光地总裁其事，而由数十位儒士编纂而成。李光地又奉命续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自著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与《续集》等。
吴三桂之乱时，李光地正在福建安溪老家省亲，他拒降耿藩，遁迹于深山密林中。他的同乡同科好友陈梦雷因家居省城福州，家有老父，被逼接受伪官。而二人同心合谋，由陈梦雷探耿藩虚实及用兵设防情势，密画平闽机宜，裹蜡中作如药丸，再由李光地派人带蜡丸潜出福建，至京入奏。康熙帝亲自剥蜡出疏，得到了详细的情报，十分高兴，特命军中保护李光地全家。清军根据他们的情报大破耿精忠和台湾郑经的联军，恢复全闽。李光地从此受到康熙帝重视，而陈梦雷仅以免死远戍辽东。有人说，李光地卖友求荣，以蜡丸事为一己之功，而抹煞陈梦雷的功劳。这件事后人说不清，但无论如何，李光地也救了他一命。康熙帝不杀陈梦雷，又同时赦免了其他几个人，以免让人说是看李光地情面免其一死。
李光地也曾援救过其他人。当时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有一次，康熙帝偶然问： “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李光地趁机说： “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帝见方苞的古文确实作得很好，于是下谕将方苞释放，并召入南书房，成为帝师。清官陈鹏年与阿山之争，李光地保陈鹏年；清官张伯行与噶礼之争，李光地保张伯行；此外，尚有杨名时、赵申乔、何焯、惠士奇、梅文鼎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李光地能救援清官，不仅须富于同情心，也需要胆量。因为皇帝最怕汉人结党，而鼓励汉人相互攻讦。如果是明哲保身之人，是不会冒险去救助别人的。李光地由此得到扶植善类的美名。他还有类似于黄宗羲的民主意识。他说：
（孟子）答汤武放伐的说话，语吻似觉诧异，然推到最上一层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坐享富贵也，要其抚养天下耳；苟自绝于天，则人亦不戴之为君矣。
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长久、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 “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
（《榕村语录》卷二十，《诸子》）
所谓“汤武放伐”是指“汤武革命”。夏桀残暴，成汤造反，桀逃奔南方，称为“放”，放逐之意。商纣无道，武王伐灭之。所谓“一人横行于天下”，就是君主专制。君主不仁，则汤武革命发生。古人认为“民为邦本”，今人多以为“民本”不如民主高明，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民本是民主的基础，羡慕摩天大楼却蔑视大楼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在康熙帝身边的帝师中，李光地是最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位，他在精神价值上有大贡献。他出卖朋友的事情既考据梳理不清，也很无聊，可以不论。
徐世昌《清儒学案》云： “安溪（李光地）学问渊博而精微，以朱子为依据发挥……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熊赐履）、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而穷究天理人道，研求经义性理，旁及历算、乐律音韵。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康熙帝与李光地进入晚年之后，君臣二人更成为知己，在立太子之事上，康熙帝只与李光地商量。这与乾隆帝晚年以和呵∈窍拭鞯亩哉铡�
为康熙帝侍讲《易经》的另一位日讲起居注官，是著名清官汤斌。
汤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八年进士，授翰林，曾以一篇《政贵知变论》震惊朝野。他极力主张根据时势的变化更张法度，指出“当更张而不更张，虽大贤不能善治”。然而，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完全采纳，真正的更张是由康熙帝来完成的。不久，他又连续上《拟汉文帝耕藉田诏》、《拟汉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诏》，受到顺治皇帝的重视。他纂修《明史》时，为明末抗清诸臣秉笔直书，而遭人弹劾。世祖福临召见他，把奏折给他看，并安慰他，汤斌虽感恩却仍然坚持如实记史，终于被清除出国史馆。后以父病乞归。他居家潜心读书，师从北方理学大师孙奇逢多年，既笃守程朱理学，也不鄙薄陆王心学，编理学发展史《洛学编》。汤斌居官以正风俗为先，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不徒尚讲论。康熙十七年，他复出授翰林院侍讲，仍纂修《明史》，主纂《两朝圣训》。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为太子（胤礽）师，荐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一次尚书达哈塔与汤斌、耿介入见，康熙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清世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者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清圣祖康熙书法最早入值南书房的是沈荃和励杜讷。二人以善书法入值，康熙帝的书法艺术得力于二人的教益匪浅。康熙帝学书法时，沈荃在他身旁，指出他每一笔的错误之处，分析错误之由。康熙帝十分感激沈荃的严格教授，在他离开南书房之后，仍常常将其召入，请教书法。又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