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全集-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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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先生曰:“至诚能尽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尽。离却人物,便无性可尽得。能尽人物之性,即是至诚致曲处。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无二义。但比至诚有安勉不同耳。”
(30)先生曰:“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著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
(31)先生曰:“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为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32)直问:“‘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夫子哭则不歌,先儒解为余哀未忘。其说如何?”先生曰:“情顺万事而无情,只谓应物之主宰,无滞发于天理不容已处。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则不歌。终不然,只哭一场后,便都是乐。更乐更无痛悼也。”
(33)或问:“致良知工夫,恐于古今事变有遗?”先生曰:“不知古今事变从何处出?若从良知流出,致知焉尽之矣。”
(34)先生曰:“颜子‘欲罢不能’,是真见得道体不息,无可罢时。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罢时,只是未曾见得道体。”
(35)先生曰:“夫妇之与知与能,亦圣人之所知所能。圣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妇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妇之所与知与能,虽至圣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36)先生曰:“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人精妙。但其意有所着,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37)童克刚问:“《传习录》中以精金喻圣,极为明切。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虽有躯壳起念之说,终是不能释然。”师不言。克刚请之不已。师曰:“看《易经》便知道了。”克刚必请明言。师乃叹曰:“早知如此起辨生疑,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今不自煅炼金之程色,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奈何!”克刚曰:“坚若早得闻教,必求自见。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门,有疑不决。怀疑而死,终是一憾。”师乃曰:“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二圣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间矣。孔子则又不同。其壮年之志,只是东周,故梦亦周公。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许自志,亦只二圣人而已。况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精。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尧、舜,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以求之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之为不厌。’乃其所至之位。”
(38)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一〕
〔一〕原注:此条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或与第二六二条重复。
(39)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此条与《拾遗》第四条当是同事异记。“狂者志存古人”约三十字见诸该条。惟其他诸语,只见于此。语有特殊意义,故并录之,宁重毋缺。
(40)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1)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牵,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
〔一〕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2)先生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疑其难。先生曰:“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办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正德五年十二月。《年谱》标题云:“论实践之功。”
(43)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则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正德八年十月。
(44)一日,先生喟然发叹。九川问曰:“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九川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一〕,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二〕
〔一〕从,《拾遗》本误作“徒”,今据隆庆本改正。
〔二〕原注:录自《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
(45)张元冲在舟中问:“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先生曰:“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二年十一月。
(46)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吾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三年正月。
(47)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三年八月。
(48)是月,舒柏有敬畏累洒落之问,刘侯有入山养静之问。先生曰:“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恐惧忧患之谓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渭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作。动容周旋而中体,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耶?”谓刘侯曰:“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而斟酌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三年八月。
(49)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三年八月。《年谱》标题曰:“论圣学无妨于举业。”
(50)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禅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举似。曰:“不是。”已而稍变前语,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体岂有方所?譬之此烛,光无不在。不可以烛上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领谢而别。〔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六年十月。
(51)至吉安。诸生偕旧游三百余人迎入螺川驿中,先生立谈不倦,曰:“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临别,嘱曰“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一〕
〔一〕原注:录自《年谱》嘉靖六年十月。
语录 四条
客与主对,让尽所对之宾,而安心居于卑末,又有尽心尽力供养诸宾,宾有失错,又能包容,此主气也。惟恐人加于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气。
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为子则不能孝,为臣则不能敬,为弟则不能恭,与朋友则不能相信相下。至于为君亦未仁,为父亦未慈,为兄亦不能友。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出,胜心一坚,则不复有改过徒义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显晦,无优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贵贱,无优劣。在自己工夫上体验,有生熟少壮疆老之异,亦不可以优劣论也。
在赣州亲笔写周子《太极图》及《通书》“圣可学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注‘主静’,云‘无欲故静’,而于《通书》云:‘无欲则静虚动直’,是主静之说,实兼动静。‘定之以中正仁义’,即所谓‘太极’。而‘主静’者,即所谓‘无极’矣。旧注或非濂溪本意,故特表而出之。后学余姚王守仁书。”
右《太极图说》,与夫《中庸修道说》,先师阳明夫子尝勒石于虔矣。今兹门人闻人公囗,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嗣承往志,乃谋诸郡守王公鸿渐、县尹朱君廷臣、贺君府,摹于姑苏学宫之六经阁,俾多士瞻诵,知圣学之所宗云。嘉靖乙未岁三月朔日,门人余姚钱德洪识。
此篇语录四条,录自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篇名系编者所加。篇末“后学余姚王守仁书”八字及钱德洪按语,《漫笔》未收,兹据日本《阳明学报》第一百五十三号补录。
书明道延平语
附跋
明道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已自先不好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