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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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３０３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
　　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３０３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
　　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
　　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