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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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啊，”徐守仁不在场，梅佐贤又是一种口吻，“学纺织自然应该去英国，念书还是英国好。美国的先生也好白相，哪能会教好学生呢？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下次写信我还是要他去英国，”徐总经理下决心说，“佐贤，你写信给香港厂，要他们也劝劝他。”
“好的。”梅佐贤心里想：徐守仁你自己讲话都不听，别人说了有屁用，不过顺水人情不妨做做，成功不成功不能怪别人，要看他自己。梅佐贤看看花园，见天色不早，想起还有一件大事没有报告徐总经理，便把徐守仁的信放在沙发面前的矮圆桌子上，他走过去，坐在徐总经理旁边，报告刚才方宇所说的消息。
徐总经理听到这动人的消息，直点头，垂在他下巴的肉好像听到这消息也很兴奋，高兴得一抖一抖的。听完了梅佐贤的报告，徐总经理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圆圆的脸上闪出红光。他两只手放在背后，走到窗户面前，注视着花园尽头的一排柳树，他在考虑怎样利用这一消息，狠狠捞他一票。
一会，徐总经理果断地转过身来，对梅佐贤说：
“六月底以前赶出两千件纱……”
梅佐贤算一算只有几天便是六月底，犹豫地说：
“怕来不及……”
“加班加点。”
“那勉强可以赶出来，”梅佐贤硬着头皮说。
“货次一点没有关系，一定要赶齐。”
“是。”
“这两千件纱六月底卖出，缴了税，全部出厂。”
“怕没人要。”
“没人要也得卖出，找一个客户名字，做为他买的，不要付款，记一笔账就得了。”
“那纱放到啥地方去？”
“存到茂盛的仓库里，等税涨了以后再慢慢卖出。”
梅佐贤这才恍然大悟，不禁拍掌叫道：
“妙计，妙计。”
“你告诉方宇，以后有消息要早点送来，得了利润我们同他三七拆，今天你再送两百万给他。”
“没问题。”
“你现在回厂里去快点布置，……”
“要是工人有意见，总经理，怎办？只有几天工夫啊！”“工人有意见？不怕，要工会出来顶。”徐义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狡猾地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说，“你就说，我们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这顶大帽子压下去，谁敢不生产？”
“是。”梅佐贤兴奋地走出去，一边重复着徐总经理的指示，“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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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夜班已经上工，空气中荡漾着机器震动的嘈杂的响声。汤阿英下了工就到工会办公室去，没有见到余静，到饭堂里吃了饭，又向工会办公室走去。
沪江纱厂的工会办公室在仓库对面，那儿一溜平房，倒数第三间就是。一盏雪亮的电灯照耀着整个办公室，两边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靠里面当中的墙壁上贴着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贴着左右两边的墙有秩序地各放着四张办公桌，中间正好留出一条走道。高低不平的泥土地散发出一股有点潮湿的泥土的气息。
工会副主席兼生活委员会主任赵得宝坐在进门右边的第二张桌子上，他在计算下一个月的工人代办米。因为厂里这两天增加生产，添了一些临时工，他的工作更加忙碌了。
汤阿英走进去，赵得宝还在低头计算。她向办公室右边第四张桌子看去，椅子空着，——余静不在。她低低地叫了一声：
“赵得宝同志……”
赵得宝放下手里的算盘，抬头看见她，站了起来，热情地过来问：
“有啥事体？阿英。”赵得宝知道她刚下班一定很累，端了一张板凳给她，说，“坐吧。”
“余静同志到啥地方去哪？”汤阿英的眼光注视着右边第四张桌子，她站在那儿没坐。
“她到车间里去了。工会刚改选，人手不齐，事体忙不过来，厂里又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车间里忙的上气不接下气，有的工人累的不行，她去看看。”
“哦。”汤阿英低低应了一声，皱着眉头说，“真不巧……”
“有急事吗？”
“没啥，”她想对赵得宝说，一想还是等余静来了当面谈的好，便说，“我在这里等她一歇吧。”
“好的。”赵得宝马上拿过热水瓶给汤阿英倒了一杯白开水，指着那张板凳说，“那么，你坐下来等她吧。”
赵得宝又去计算工人代办米了。他的两只手忙碌地拨弄着算盘珠子，发出清脆的格格的音响。
在嘈杂的机器震动的响声里，远远传来一阵轻松愉快的歌声：
我们伟大的祖国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结成了民族的大家庭，
为了人类的幸福，
世界的和平，
我们不怕流血牺牲……
随着这歌声，工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兼沪江纱厂职工夜校教员钟珮文走了进来，他见赵得宝在低头计算，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歌声消逝了。他发觉汤阿英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好奇地问汤阿英：
“咦，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做啥？”
汤阿英说：
“等余静同志。”
“哦。”钟珮文走到汤阿英前面，问，“你为啥不参加合唱队，阿英？”
钟珮文是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积极分子，打乒乓球，他是攻击型的能手；篮球，他投篮相当准；京剧，他会哼几句老生调子；游泳，他能仰游一二十码；合唱队里，他是著名的男高音。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每一种活动他都想摸一摸学一学，可是都不精通。他自己也不想精通。但对于写文章他却特别有兴趣，经常钻研，每一期工会的壁报上差不多都有他的文章。他是《劳动报》的通讯员，有时，他的通讯稿子也在《劳动报》上出现。他私下立了一个志愿：当一个作家。下了夜校的课，不管哪能忙，也不顾疲劳，他要读几页小说才能躺到床上去休息。最近沪江纱厂成立了合唱队，是他发起的，他自己当然首先报名参加了，可是车间里工人参加的不多，参加的主要是办公室里的职工和脱产的工会干部。
他这两天一碰到工人就积极请人参加。
汤阿英每天到厂里来上工下工，别说唱歌了，就是讲话也不多，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参加合唱队，给钟珮文一问，她愣了一下，低声地说：
“我不会唱歌。”
“唱歌很容易，你真的不会吗？”
“真的不会。”
“不会，教你。”钟珮文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教你——不过，我是药里的甘草，哪剂药里也有；唱歌，也多少懂点，但我也唱不好。”
“你是有名的男高音，不要客气。”汤阿英钦佩地望着他。
“那我教你，好不好？”钟珮文热情地问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他刚才唱的那只歌，想把汤阿英拉起来，说，“我教你唱这只歌。”
“我没有工夫。”汤阿英想起自己悲惨的往事，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芒。她没有唱歌的兴致，也不愿说出来，只好讲没有工夫。
“唱歌不要多少时间，一天有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里还有事体哩。”汤阿英坐在那张板凳上不动，慢慢低下了头。
“现在等余静同志，反正闲着没事，我教你这个歌子，好不好？”钟珮文歪头问她，像是托儿所的阿姨问小孩子似的，说，“你答应我：好。”
汤阿英摇摇头：
“不。”
“你这人！”钟珮文见她固执地不肯学，有点急了，但又不好发脾气，只是盯着她望。
赵得宝的手指按在算盘上，插上来说：
“小钟，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不要强人所难。你喜欢唱歌，要天下的人都唱歌，怎么行呢？厂里的工人都参加合唱队，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教哩。听说报名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了，先唱起来再说吧。”
“二三十个人的合唱队像啥样子，开个晚会哪能拿得出手。合唱队至少要有四五十人才行，”钟珮文把话题转到赵得宝身上，说，“你参加一个吧，老赵。”
“哎哟，”赵得宝吃了一惊，伸出舌头来，笑着说，“老了还学吹鼓手，算了吧。”
“你忘记一句古话了吗：长到老学到老。何况你并不老；
现在解放了，翻身了，大家都应该歌唱，你为啥不唱？”
“有你们这些青年唱唱就行了，我们听。”
“不，你自己也要参加，我代你报名。”
“不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去报名。”
“你是工会副主席，应该起带头作用，你都不参加，谁还肯参加？是吧？阿英。”
汤阿英没有表示可否地“唔”了一声。
“那我参加，——你们要吗？”
“当然要！”
钟珮文高兴得热烈鼓着掌，一边高声地说：
“欢迎我们合唱队的新队员赵得宝同志！……”
钟珮文的话还没有讲完，外边走进来一个年青的女同志，圆圆的面孔，脸上浮着微笑，腮巴子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两片嘴唇很厚，有一小半露在外边，和钟珮文的个子差不了多少，身子有点发胖，但很结实。她穿着灰布列宁装上衣，左边的下摆那儿有些折纹，好像匆匆穿上，忙得没有时间去熨平。她的头发没有烫，脸上也没有一点脂粉，浑身却充满了旺盛的青春的力量。她步子很迟缓，每迈一步出去都很慎重似的。她一跨进办公室，马上被赵得宝看见，他站起来，说：
“余静同志来了，汤阿英等你哩。”
钟琾文立刻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恳求地说：
“你也参加一个。”
余静摸不着头脑，她思索地凝视着钟珮文：
“文教委员，又有啥花样经？”余静慢吞吞地说，“要我参加啥？”
赵得宝把钟珮文动员人参加合唱队的事说了一遍，代余静回答了钟珮文：
“你就饶了她吧，小钟，余静同志整天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她哪有时间参加这个。”
“越是忙，越要参加；工作时候工作，娱乐时候娱乐嘛。”
“你还有理论哩？”余静笑着说。
“是呀，谁也说不过小钟。”赵得宝插上去说，“工会里有我带头参加就行了。”
“不，唱歌也不好派代表的，余静同志，你说，是吗？”
“我参加一个，小钟，不过，忙的辰光让我请假。”
“好的。”钟珮文同意余静的意见。
余静今年虽然不过二十五岁，可是在细纱间挡车快八年了。上海解放前一年，在地下时期，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沪江纱厂党的力量很薄弱，现在连余静在内也只有六个党员，其中还有三个是候补党员。原来的组织关系没有打通，上海解放以后才打通，建立了支部，余静被选为支部书记。她离开细纱间，脱产专门搞党的和工会的工作。工会建立，她当选了工会主席。她从一清早进厂起，就忙个不停，不是那里开会，就是这里谈话，或者到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去，要么，区工会办事处一个电话把她找去。到了晚上，别人下班了，她还留在工会里，写汇报，填表格，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她虽然这样忙，却十分愉快，从来不感到疲倦，觉得越忙，给革命尽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劲道。不管工作哪能忙碌，她对于唱歌的兴趣，绝没有因此有些减低，一有空闲，或者是回到屋里去的辰光，她一个人爱哼几句，但一旦被人发现，她却腼腆地闭上了嘴。开会的辰光集体唱个歌，或者是在操场上大家唱歌的时候，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个。如果要她单独唱啥歌，她总是羞涩地一扭头逃避开去。钟珮文邀请她参加，本来她就要答应的，给赵得宝那么一说，她又不好开口，等钟珮文再一次邀请，她很快答应了。她听说阿英在等她，便走到汤阿英面前，坐在那张板凳上，关怀地问道：
“阿英，找我有啥事体吗？”
“有点小事，”汤阿英注视着余静，嘴唇动了动，犹犹豫豫，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啥事体？”余静歪着头问她。
汤阿英想：她和余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没有送一份厚礼给余静，提出来，余静会答应吗？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不提，事体不会成功的。她正在左右为难，余静开口了：
“阿英，有啥事体，尽管对我说好了，自家姐妹，不是外人，有啥不好说的。你大胆说吧。”
她浑身感到一种温暖，像是对着最好的亲人一样，心中的话不得不说出来：
“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吗？”
“你没有提出啥要求，我怎么答应呢？”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她没有说下去。
“你家里有啥困难？”余静关怀地问。
“不是我的事体，”汤阿英话到了嘴边，又停下来了。“说吧，”赵得宝在一旁听得有点急了，说，“只要行，余静同志一定答应的；不行，余静同志也会马上告诉你的。余静同志是愿意帮助人的。她办事一点不敷衍，一是一，二是二。阿英，痛痛快快地说吧。”
汤阿英抬起头来，说：
“现在厂里人手够吗？余静同志。”
“人手还不够，你想介绍人吗？”余静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汤阿英的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和钦佩。
“听你那口气，工会主席会猜不出来？”钟珮文用唱歌的调子说，尾音拖得很长。
“梅厂长要开足锭子，增加生产，今天又增加了几十个临时工，还是不够。我刚才到车间里去看，夜班比日班更累。你有人介绍来，正好，是谁？”
“我有一个干姐妹，叫谭招弟，原来也是做厂的，生病歇了生意，闲在家里，手艺不错，能介绍来吗？”
“你对她了解吗？”
“了解了解。她，人很好，很单纯，只是有点性子急。”
“她原来在哪个车间做的？”
“在筒摇间，挡摇纱车的。”
“多大啦？”
“二十五。”
“有几年工龄？”
汤阿英想了想，说：
“七年光景。”
“那你明天把她带来。”
汤阿英怀疑地望着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