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2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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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义德的眼光从书房的门，转到玻璃窗外边，花园在飒飒秋风中呈现着萧条的景象，有的树叶开始凋落了。窗外没有人影。他放心回过头来，巡视大家一下，然后才心情沉重地对梅佐贤说：
“大事不好了……”
梅佐贤马上想到朝鲜战场上，忍不住惊问道：
“不是双方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难道美国佬又打起来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倒也好了。美国军队卖相不错，打起仗来不大灵光……”
“有钱的人当兵都不肯拚命。”
“是呀，给志愿军打败了，……”徐义德不胜感慨地摇摇头。
“志愿军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当然不怕拚命。”
“共产党在朝鲜打了胜战，现在又想出了新的花样经，要实行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梅佐贤感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来得十分突然，心头一怔，差点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怀疑地问：
“有消息吗？”
“当然有消息，赵副主委给冯永祥来的信，说是北京上层代表人物当中已经传开啦，共产党要对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啥国家资本主义，特地把消息透漏给上海，要上海朋友们有个准备。你看看，共产党多厉害，朝鲜战争刚打完了没有几个月，就打我们财产的主意。要不是赵副主委来信，我们还坐在鼓里哩。”
“信上还说啥？”梅佐贤想弄清楚具体内容。
“就是这一点已经够受了！”徐义德并没有看到赵副主委的原信，听冯永祥说的。
“要不要问问冯永祥？他消息灵通。”
林宛芝听到“冯永祥”三个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转过脸去，装着没有听见，望着玻璃窗外边的柳条轻轻飘扬。“冯永祥？”徐义德摇摇头，说，“就是他告诉我的，还用再问吗？他忙得很，到处在打听消息，想摸清共产党的底盘。”
“史步云和马慕韩呢？他们同党和政府的首长很接近，一定晓得的详细些。”
“史步云？”徐义德知道梅佐贤指的是江菊霞，他也摇摇头，说，“你不晓得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都到北京去了吗？他们参加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去了。”
“他们两位没有打长途电话来？”梅佐贤想起最初参加星二聚餐会的情景，史步云从北京打电话到星二聚餐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决定统一收购纱布的意见。
“哎哟，我的厂长，现在是啥辰光？这样大事，能打长途电话吗？史步云和马慕韩的嘴真紧，听说连信也没有写回来。
不过，会快结束了，他们快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问题就清楚了。”梅佐贤见徐兴德那股着急劲，心里实在不安。他恨自己没法给总经理分担一些忧愁。这事也不容他怀疑，消息灵通人士冯永祥说的，而冯永祥又是从赵治国副主任委员那里得来的，千真万确。这还能有假吗？但他宁可希望是传闻失误，也可以减少总经理的忧愁。
“他们不回来，问题也清楚了。”徐义德今天中午得到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一个响雷把他打得目瞪口呆。他一生是在计划发展自己企业并吞别人企业的日子中度过的，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他的全部企业一霎眼的工夫全完蛋哪。他啥地方也懒得去了，回到家里，就叫梅佐贤马上来。本来想只和梅佐贤商量商量，朱瑞芳见他神色有异，再三追问，他只好说出，要家里人都来谈，出了事，大家心里也好有个数。
梅佐贤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大清楚，他想不通：
“共同纲领不是明明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五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吗？总经理。”
“那是过去的话，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变了。”
“国旗上那颗星呢？”
“黯淡了！”
“共同纲领是各民主党派举手通过的，共产党代表也举了手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梅佐贤并不真正了解共同纲领，有些条文他不清楚，却装出很懂得的神情，愤愤不平地说，“办事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才行。这次政协全国常委会上，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一定会给工商界力争的。”
“共产党有的是辩证法，道理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说的算。我们是老几？现在谈这个派啥用场？”徐义德也不大了解共同纲领，好久没有学习共同纲领，把一些条文也忘记了。
“这个……”梅佐贤还是困惑不解，可是他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社会主义来了，工商界就不存在了，我们全完了！”徐义德瘫痪一般地躺在沙发上，四肢叉开，像个“大”字。他歪着头，对着壁炉凝神遐思：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他不能还手的事。不管天大困难的事，也不论对手怎么高强，他只要一转动脑筋，总可以想出法子对付对付，而最后胜利的，往往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四年多以来他和共产党也较量过不止一回，虽然说不上自己胜利，但也没有彻底失败过，现在却要全军覆没了。他怎么甘心？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哑口无言，书房陷入可怕的沉寂里，窗外的秋风呼啸着，把树上还没有完全发黄的叶子吹得在花园上空飞舞，纷纷落下，绿茵似毡的草地给黄叶铺满。
一阵风来，又把地上黄叶吹起，在空中飘飘荡荡。
朱瑞芳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徐义德和梅佐贤谈话，注意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她了解大事不好，可是比梅佐贤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大家不啧声，但总要快点想个办法才好，便打破了沉默，问：
“啥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呀？”
“哼，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革资本家的命！”
朱瑞芳听了徐义德这句话，眼睛顿时鼓得大大的：
“革命？就像上改革地主的命一样？财产全都没收？工人斗争资本家？余静他们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搬到草棚棚里住？你和守仁要到厂里去劳动，就像筱堂他们在乡下一样？
这太可怕了！”
徐义德没有吭气。朱瑞芳追问道：
“革地主的命乡下死了不少人，革资本家的命也会死人吗？会不会像我哥哥那样？”
徐义德仍旧没有作声。大太太急了，对朱瑞芳说：
“义德不是心思，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不过这么问问。”朱瑞芳转过去，焦急地问徐义德，“义德，你说话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了，好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在想怎么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一时急切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朱瑞芳的话一再打断他的思路，他只好答道：
“刚才不是说了，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来了，首先要搞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朱瑞芳平常听徐义德谈话，多少也了解一点外边的情形。
她听到有“资本主义”四个字，困惑不解了：
“你不是说社会主义吗？怎么又是资本主义呢？”
“唉，不是啥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也是资本主义吗？”
“你别打扰我，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
朱瑞芳一走要问个明白：“你讲清楚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事体，现在连我也弄不清楚，你们怎能弄的明白呢？过去‘五反’只要钞票，现在社会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反正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
“那你一辈子办的这么多企业，一下子全完了吗？”
“这还用问！人家要社会主义么！”
林宛芝一直没有啧声。她在想：听人家说社会主义好，大家憧憬社会主义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究竟是啥样子的社会呢？她问徐义德。徐义德说：
“社会主义当然好啦，不过对工人好，对资本家有啥好处？要说生活吧，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很不错呀，到了社会主义，顶多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要社会主义！”朱瑞芳忍不住叫嚣。
“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不要社会主义？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冷笑了一声。
大太太慢慢听清楚大家在谈的事了。《西游记》上唐僧过了一难又一难，逢凶化吉，最后才上了西天。徐义德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也要遇到一难又一难。只要菩萨保佑，也可以逢凶化吉的。她想起了为守仁的事，曾经许了愿：要刻一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让天下善男信女朝夕焚香持诵，到现在没有还愿，太不应该了。她明天要老王带她刻去。为了徐义德，她要念两遍观音菩萨宝咒，刻五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恳求观音菩萨暗中保佑，为徐义德消灾延寿。她担心朱瑞芳那个劲头要出事的。她说：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命中注定要来的，反对也没有用。这样的大事，只好听天由命。我看，还是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只要人平安就好了，身外之物有多少算多少，菩萨保佑，我们有碗饭吃就行了。”
朱瑞芳心里说：你无儿无女，只要有一口楠木棺材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可以说漂亮话。徐守仁听大太太最后两句话，不断摇头说：
“菩萨保佑，有啥用场？那是迷信。……”
大太太气生生地打断他的话，说：
“啥迷信？孩子，不要胡言乱语，冲撞了菩萨。不是我念了一万遍观音菩萨宝咒，你现在还关在监牢里。说这样的话是罪过，阿弥陀佛。”
她双手合十，恳求菩萨原谅这个无知的青年。徐守仁并不理会，还是往下说：
“现在要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犯了罪，政府指我一条出路，教育我，改造我。社会主义来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给资本家出路的……”
这回是朱瑞芳打断他的话。她拍了一下摇椅的扶手，说：
“你懂得个屁！乳臭未干的孩子，教训起大人来了，没有一个上下！要你到香港去好好念书，你贪玩，不用功，要跑回上海来。现在好了，共产党真的共产了，啥地方也去不了，只好蹲在上海听人家摆布。”
“是你们要我回来的。”
“要你在香港好好念书，你为啥不好好念书？不听大人的话，还强辩！”
徐守仁不服气地嘟着嘴。朱瑞芳说：
“你要是在香港读完中学，大学也快毕业了，娘老子也好有个依靠。”
梅佐贤笑嘻嘻地说：
“现在要去香港，可以到公安局申请，很容易。”
“这个，”朱瑞芳没有说下去，她望着徐义德，想听他的意见。
没等徐义德开口，徐守仁抢着说：
“我不去香港，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
朱瑞芳咬牙切齿地说：
“那你就死在上海！”
这时老王托着一个漆盘，小心翼翼地走到徐义德面前：
“老爷，有你的信。”
徐义德摇摇头：
“我什么信也不看，你去吧。”
老王点头称“是”，又怕误了徐义德的事，他识相地转过身去，边走边说：“这信是香港来的。”
“你说什么？老王。”徐义德听到“香港”二字，连忙把老王叫了回来，从漆盘里取过信来一看，果然是从香港寄来的，而且是二弟徐义信的笔迹，匆匆忙忙拆开一看：香港那六千锭子已经拆卸装箱，原物料也打好包，纺好的纱准备在香港市场上抛出，正在和人接头厂房的事，如果价钱合适就卖掉，要不，准备租出去，征求徐义德的意见。工人已经解雇了，只留下少数职员在保管。也和轮船公司联系好了，准备争取直接运到上海，万一不行，就运到离上海不远的港口，然后由火车陆运上海。因为办这些事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复信晚了一点，等货一发出，就打电报来。他在香港把未了的事办好，就和弟媳一同回上海来，共同办好沪江企业。他看完信，好像徐义信就站在他身边，立即生气地站了起来，不满地说：
“老二办事体真糊涂！”
“香港出了啥事体？”朱瑞芳担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二把六千纱锭拆卸装箱，准备运回上海，”徐义德把信的主要内容向大家讲了，气呼呼地说，“这不是有意拆我的台吗？上海要共产，他却送货上门，简直是一点政治行情也不懂！”
大太太是从来不过问徐义德的事，她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徐义信不先写封信来和哥哥商量，怎么忽然心血来潮，要把香港的厂搬回来呢？真是糊涂。她同意徐义德的意见，也有点生气，说：
“这么大的事体，为啥不和你商量就办？二弟年纪也不小了，办事体太糊涂了！”
“二弟办事，糊涂极了！”朱瑞芳加重语气说。
梅左贤在旁边，心中有数，但在总经理的气头上，他不好点破是徐义德要徐义信迁厂的。早些日子，徐义德还要他写信催徐义信快办，嫌徐义信办事太慢哩。这一点徐义德不会忘记的，只是徐义信寄来的信不是时候罢了。给大太太一责备，徐义德想起来了：
“迁厂的事倒是我要他办的。”
大太太莫明其妙了：
“你要他办的，为啥怪他糊涂呢？”
“我没叫他办的这么快！”
林宛芝了解这件事，插了一句：
“早些日子，你不是还催他快办呢？”
“是我催他快办的，可是我没有叫他办的这么彻底啊，连厂房也要卖掉！”
“你要他回到上海，帮你办厂，厂房不卖，谁管呢？”“厂房不卖，他即使回来，也可以托人代管啊！这些事体，你不懂！”徐义德没时间和林宛芝扯下去，他想到机器装了箱，工人已经辞退，厂房就要卖出，事不宜迟，得赶快阻止，忙对梅佐贤说，“你给我马上写信，告诉老二，那六千锭子不要搬回来了。”
“是！”梅佐贤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