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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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个下午了吧？”“唔。”杨部长把办公桌上的电灯扭开了。“接着谈吧，用不着休息。”
坐在他身后的那个年青女同志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很暗，她过去开了电灯，送了两杯开水过来，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埋到桌子上抄写去了。
余静说：
“要不要先把我们厂里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你给区委的报告，我看了两遍。报告上已经写了的就不要再汇报了。”
“那我从那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的。劳资协商会议以后，车间的生活是不是好做了一些？”杨部长关心地首先问这个问题。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确实比较好做了，断头减少，出勤增加，出纱品质由第三级提高到第二级了。……”
“转变得这么快？”杨部长怀疑地问，“生活从此一直好做了？”
“没有，好了不到半个月光景，生活慢慢又不好做了。最近，生活更难做了，断头多了，飞纱也多了，产品质量降低了，……”
“只有缺勤率增加？”杨部长笑着给余静加了一句。
“你说的对，现在差不多恢复那次生活难做的老样子，车间里又唉声叹气，张三怪李四，李四怪张三。”
“你们和徐义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提了，他说是上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厂里派人到花纱布公司交涉，交涉了好几次，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才好一点，生活就好做的多了。最近大概是因为棉花缺货，质量差一点，生活不好做。希望工人同志动动脑筋，把机器保全好一点，清洁卫生工作注意一些，生活慢慢会好做的。目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杨部长听余静谈到这里，他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翠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回忆余静给区委报告上所说的情形，徐义德那张狡猾而又阴险的面孔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了想，说：
“余静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上了徐义德的当。”
“我上了徐义德的当？”余静不解地问，“为啥？”
“你们那次劳资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徐义德欺骗了你们。他当时看到工人同志们普遍不满的情绪，把问题提到他面前，无可抵赖，只好承认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但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花纱布公司身上，并且表示负责去交涉。过了没两天，生活渐渐好做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狡猾而毒辣的阴谋，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生活好做了，这一方面缓和了当时工人高涨起来的斗争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从事实上把责任完全推给花纱布公司，叫工人同志看：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一好，生活就好做了。生活难做和徐义德没有关系。可是，为啥现在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忽然又坏了呢？这就是徐义德事先安排好的诡计；等大家情绪缓和下去，出勤率增加，再慢慢恢复老样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剥削工人获得超额利润呢？这么一来，生活难做的责任不在他，钞票却上了他的腰包。”
“会有这样的事体吗？”余静大吃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现在怎么办呢？”余静想不到解放后还有这样坏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生活难做显然是徐义德搞的鬼，关键问题是原棉。最近需要再开一次劳资协商会议，顺水推舟，徐义德说最近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那就根据花纱布公司配来的原棉来一次重点试纺。我估计他不好正面反对的，重点试纺，要有领导，要有计划，要组织各车间的力量，在进步骨干分子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看纺出来的结果怎样。我估计纺出来的纱一定很好，那就可以根据重点试纺揭露徐义德的阴谋。通过这一次斗争，可以启发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总之，可以把沪江纱厂的工作推进一步。事先，党团要开会好好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啥事体都好办了。”
“重点试纺这个办法很妙，只是我们厂里党团员太少，办起事来总觉得人手不够。”余静一想到干部，就有点担忧，她要求道，“杨部长，可以不可以调点干部到我们厂里来？”
“又是干部问题。到处要钱要人——批预算，调干部。可是现在区里派不出干部。”杨部长耸耸肩膀，过了一会说，“干部就在你们厂里。”
“在我们厂里？”她不解地问。
“一点不错。”杨部长肯定地说，“群众是干部的泉源，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干部，关键在于领导上的发现和培养。不发展党团员，啥地方有党团员呢？”
“人手不够，马上培养也来不及。我们厂里党的力量太弱，总共只有六个党员，两个还是候补，团员也只有九个。”
“啥辰光培养才来的及呢？”
她发现自己说错了，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杨部长严肃地说下去：
“你们厂里工人差不多快两千，加上职员和资本家代理人就超过两千。党的力量太薄弱了。余静同志，我看，你们在发展组织这个问题上有保守思想，要克服，应该快点发展一些优秀的工人同志到我们党里来。到青年团里来。放手培养骨干，大胆提拔一批干部。通过骨干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这样，啥工作都好做了。”
“杨部长，你批评的对，击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在发展组织上是有保守思想的，要求对象十全十美，又不注意很好的培养对象。上海解放两年多了，只发展了两个党员，团员一共只发展九个，确实太少了。”
“每一次大的运动当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进步分子，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培养他，提高他，那我们的干部就不愁了。……”
“还有问题吗”杨部长又问。
“还有一个问题，”余静说到这里笑了，“不过已经解决了。”
“问题不谈就解决了？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谈谈看。”杨部长笑了。
“就是统战委员问题，接到区委的通知，我们也要建立……”
杨部长插上去说；
“是呀，执行区委的指示，任何厂不能例外的。你们厂很大，统战对象不少，更需要建立。”
“建立是要建立，只是支部里的党员对这个问题思想上有点搞不通，本来要提出来向你请示。听你和志发同志谈，我有了本钱，回去可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了。”
“那你得了外快，问题没谈就解决了。”杨部长很轻松地站了起来，燃了一支香烟，说，“不过，思想的钥匙是不止开一个门的，它可以开很多类似的门。”
“那是的。”余静想起了戚宝珍，问道，“宝珍这两天好些吗？”
戚宝珍是杨部长的爱人，是余静的姑表姊妹。因为身体不好，她没有工作，在家里休养。杨部长说：
“这两天还好。”
“带个信，给我问候她。过两天空一点，我去看她。”余静站了起来。
“好的。”
“杨部长转过身子关心地望着他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同志，说：
“小叶，抄了半天报告要累了，该下班了。”
“不累，”她仰起头来，一张滚圆的脸上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说，“还有一点就抄完了。”
“不要抄了，明天再抄吧。来，”他对小叶招招手，说，“刚才谈话，忘记给你们介绍了，余静同志，这是我们统战部的秘书，小叶，叫叶月芳。以后你有事找我，要是我不在，你找她好了，她会告诉我的。”
“好的。”余静走过来，握着小叶的手，亲热地说，“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小叶的圆脸上浮起两个小酒涡，说：
“欢迎你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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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花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杨健独自一个人在枯黄的草地上踱着方步。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深蓝色的天空，数不清的星星闪烁着光芒。
中共长宁区委员会和长宁区协商会的干部们都下班回家了。遨游了一天的飞鸟也栖息在高大的楠树的温暖的窠里了。杨健忙碌了整整一天，虽然预定的工作都完成了，但他不放心就离开，从严志发和余静反映的思想情况看，区里一些党组织在建立统战委员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需要解决。他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思索这个问题。他认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把要建立统战委员的有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找来，再从头详详细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否则即使建立起来，展开工作也还是有困难的。他对自己说：
“对，这个礼拜内就得召开。”
他想好了主意，打了一个哈欠，感到有些疲倦了，迈开疲乏的两腿，向马路那边走去。区委机关宿舍在马路那边的一条弄堂里。
他走进宿舍看到自己卧室里黑乌乌的，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戚宝珍出去了吗？他跨进卧室，扭开电灯，听到微弱的叹息一般的说话声：
“谁啊？”
他听到这细而长的低低的声音，大吃一惊，径自走到床边一看，躺在那里不是别人，竟是戚宝珍。他惊慌地劈口问道：
“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唔……”她有气无力地讲了一个字，就好像没有劲道讲下去了。
在电灯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躺在床上的戚宝珍。她整个身子给一床淡蓝色的布被子盖着，只有一个头露在被子外边。头上包扎着一条白细布手绢，长长的脸，高颧骨，两眼深陷，隐藏在浓眉下面，薄薄的嘴唇有点发白，一望而知她已经病得很久了。
“你怎么头上又包起来了，发热了吗？”他坐在床边，低低地问她。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用手按着她的额头，等了一忽，说：
“热还没退哩，——啥辰光发烧的？”
她低低地简单地说：
“下午。”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
“你整天忙的那个样子，我哪能忍心告诉你？我不能帮助你工作，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她一句一句很吃力地讲。
“再忙，不能生病不管，你这人，真是的，自己受罪，连说也不说一声……”
他拿过床边小几上的体温表放到她嘴里去，注视着她癯白的面孔。
她有心脏扩大症，平常不能过度疲劳，更不能剧烈运动；病发作起来，一颗心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连躺下也不舒服，气喘不过来，要静静地靠着，身旁不能离人。她一见没有人在旁边，心就更慌，悬在半空似的没有依靠。她虽然在区政府文教科工作，可是一年当中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休养的。她怨恨自己得了这样的富贵病，能吃能白相，就是不大能工作。她对疾病不服输，有时勉强去上班，一投入工作，开头几天，一般的还能支持，甚至安慰自己：看样子可以工作下去了，渐渐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不到一两个礼拜，身子渐渐不支，在办公桌前，或者在会议上，忽然病又发作，再回家里休养一个长时期。当然，每一次病发，她都得到一次教训。不过，隔了一些时日，她常常把过去的教训忘掉，又想工作了。最近一个时期没有上班，休养得身体确实好了些，昨天受了一点寒凉，早上又收拾了一下屋子，身子疲劳，下午就发了高烧。
他从她嘴里拿出体温表，在电灯下仔细寻找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上升到三十七度三。他告诉她度数，说：
“还好，只有一点点热没退。最高多少？量过没有？”
“三十九度四。”
“你身体不好，又发这样高烧，你不应该不告诉我。”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是宿舍的人都上班去了，连保姆也找不到一个，我烧得昏头昏脑，躺在床上又动不得，想想，烧总要退的，就没惊动你了，怕你操心。”
“珍珍呢？”
他刚才回来，一心只注意她的病况，倒把珍珍给忘记了。
珍珍是他们两人心爱的女儿。
“到余静家里去白相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上午去的，”她歪过头去，看看窗外的天色：黑洞洞的，已经不早了，怀念地说，“该回来啦，这孩子。”
“余静今天到我那里来汇报工作，还谈起你哩。”“谈起我？”她望着他，仿佛很奇怪，她在工厂里工作，怎么会谈到她。
“可不是谈到你。她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因为厂里忙，很久没来看你，叫我问候你。”
“谢谢她的关照。”
“我还告诉她你最近身体好一些，谁晓得你在家里发烧哩。”
“没关系，烧退了，就好了。”
他想起她烧退了不久，没人在家，一个人关灯闷在屋子里，便关怀地问她：
“你吃过晚饭没有？”
“晚饭？”她笑了笑，没说下去。
“一定没吃。”
“猜错了。”
“吃过哪？”
她还是笑了笑，没有说。
“连中饭也还没吃，是不是？”
“猜中了。”
“现在饿吧？”
“有点……”
“中午打饭没有？”
他们平常不烧饭的，都到区委机关食堂里去吃，有时把饭打回来吃。只有礼拜天，机关食堂休息，他们才在家里烧饭吃。
“没有。”
他从床边站了起来，征求她的意见：
“煮点稀饭吃？还是下点挂面？我给你做。”
“省事点，吃点挂面算了吧。”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揭开淡蓝色的布被子，想下床来。
他拦住她：
“做啥？”
“我自己去做。”
“嫌我做的不好吗？你忘记了，我是个老伙夫哩。”
真的，他会做许多菜。他过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行军，带了粮票，领了粮食，买点小菜，就自己动手做菜做饭，做面条包饺子不必说了，他啥菜也都会做，并且味道很好，吃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赞赏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不大有机会做饭做菜，进了上海以后更少动手了。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