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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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总经理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
太阳光已经移过去，客厅里显得清静和凉爽。窗外挂着的芙蓉鸟，张开嘴，发出清脆的歌声。
徐总经理踱到矮圆桌子面前站了下来，对梅佐贤说：
“我念，你给我往下写。”
“好的。”梅佐贤慌忙把香烟放在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记：
五、１．我曾借给本厂税局驻厂员方宇人民币一百万元，两三个月以后还我，又借去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２．一九五○年六月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戏票四张，并先后请其吃饭四五次；３．一九五一年七月，曾送加工科洪科长“劳莱克斯”钢表一只，约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还来。……以上各笔，因为厂中不能出账，纯系我私人贴掉，认为无关紧要，这样做事情可以方便，不知我犯了行贿行为，这是腐蚀国家干部的一件严重而又连续的大错误。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徐总经理念完了，又踱了一阵方步，然后站下来，果断地说：
“佐贤，我看这样差不多了，除了盗窃经济情报以外，我们每项都写了，可以过关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梅佐贤连声应道，“当然可以过关了。”
“那么，你给我加上一个尾巴。”
梅佐贤的派克钢笔在笔记本上绕了几个圈圈，停了一会，才写下去：
以上是我据实坦白，决无半点隐瞒。我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识。我是在反动统治社会里成长的，思想麻痹，认识模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厂中内部在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腐败情形，亦因为我领导无方，尚未完全整顿改善。总之，过去一切思想和行为，根本未从人民的利益着想，严重的违反了共同纲领。我愿意接受处分并赔偿因犯上项各款而使人民所受的损失。我保证决不再犯，从今洗清污点，重新做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又希望对于我以上的坦白有严厉的检查和无情的批评。
谨致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
梅佐贤一口气写完，真的有点累了，往沙发上一靠，很舒适地吐了一口气。徐总经理要他从头念一遍听听，研究一下有啥地方需要补充的。梅佐贤念到第五段关于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那里，徐总经理拍着摆在墙角落那边的钢琴说：
“这个地方有问题，最近没有碰到洪科长，不晓得他们公司里的‘三反’情形哪能，要是不对头，就糟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梅佐贤皱起眉头，说：
“这确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忽然电话铃叮叮地响了，接着老王走了进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哪能打到这里来了？”他怀疑地站了起来。
徐总经理最近既希望有电话来又怕有电话来，外边有电话来，可以知道市面上的行情；又怕有电话来，报告发生意外。一听到电话，他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了，对梅佐贤说：
“你快去听听，可能有啥紧急的事体。”
梅佐贤去接了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焦虑地报告徐总经理：
“是工务主任郭鹏打来的。重点试纺成功了，管纱光滑洁白，很少有疵点，断头率骤减至二百五十根，经过韩工程师检验，认为在品质上够得上一级纱……”
“陶阿毛在清花间睡觉了吗？”
徐义德同意工会主席余静重点试纺以后，当天晚上就要梅佐贤找陶阿毛，叫他无论如何设法争取到清花间监督重点试纺，另一方面又要郭鹏准备好掺杂劣质的花衣。陶阿毛真的争取到清花间监督试纺了，但是试纺成功了。徐义德就生气地问。
“陶阿毛没睡觉，这次试纺工会监督得很严，特别是清花间更加严格，有三个工人同时监督，余静和赵得宝还时不时去看。”
徐总经理听到这消息像是受到沉重的打击，颓然地坐到钢琴前面的长凳子上，不知道是徐守仁还是吴兰珍弹了钢琴没有把盖子盖上，他坐下去左胳臂正好压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发出一阵杂乱的琴音。他用力把钢琴盖上，大声骂道：
“是谁弹的琴，也不晓得盖上！”
梅佐贤站在客厅当中愣住了，吓得不敢做声。
半晌，徐总经理冷静下来，焦急地问梅佐贤：
“韩工程师说啥没有？”
“没有。郭鹏说韩工程师只是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啥原因，暂时还不能肯定。”
“那还好。”徐总经理慢慢站了起来，背靠着钢琴，对梅佐贤说：
“原棉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漏洞，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管工会余静哪能领导重点试纺，也不管重点试纺成功不成功，我们决不能承认原棉上的问题。这方面一松口，那我们很多方面就站不住脚。幸好韩工程师还够朋友，没有说出来。郭鹏当然不会说的。勇复基胆小，你去晓之以利害，他也不敢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洪科长，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他，要他千万不要坦白。如果花纱布公司开除他，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你今天能够找到他吗？”
“能够。”
“‘三反’期间，找干部怕不容易吧。”
“不，我有办法，我要他家里人打电话约他。”
“那好。你把坦白书带到总管理处去，要他们打好四份送来。等你和洪科长谈好，我明天就亲自到工商组递坦白书去。”
“我现在就去。”梅佐贤收起笔记本和派克钢笔。
徐总经理送他到客厅门口，握了握手，说：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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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徐总经理对着电话听筒说：
“是的，我就是徐义德……佐贤吗……唔，洪科长哪能讲……昨天夜里碰到的，因为太晚了，今天告诉我……那没有关系……唔……他说，他们机关‘三反’开展得迟，还没完全结束……是的……沪江的事他没有坦白……戏票和吃饭的事讲了……表呢……没有提……这个可以坦白，就说是借用的，以后又还来了……别的呢……他不谈……那好……他的态度怎么样……很坚定，很沉着……这很重要……告诉他必要的辰光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没有……讲了……好的……厂里那几个人你分别给我关照一下……告诉他们：只要这次帮我一下忙，我徐义德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一定记在心里，将来要大大的酬劳他们……唔……加薪水，提升职位……都可以答应下来……佐贤，这一次我完全靠你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怕他们来检查……坦白书吗？
……我就送去……好的好的……你也要小心注意……佐贤……再见！”
徐总经理最后叫的那声“佐贤”，声音有点颤抖，声调里面充满了感激和希望。他把听筒放到电话机上，躺到床上去，两只手托着自己的后脑勺，满头整齐乌黑的头发散发出阵阵的香味。他的两只眼睛对着屋顶，把自己所经营的企业，从头到尾又想了想，那些挂名董事和董事长的厂以及有点股份的企业，他并没有实际去管事，暂时一脚可以踢开，即使自己过问的厂，也可以轻轻推到厂长经理们的身上，只有沪江这副担子他非挑起来不可。想想解放以后沪江一些严重违法的事情，有关方面都安排了，感到布置妥帖，万无一失了。不过，这份坦白书送上去，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比方说，认为沪江根本没有坦白，坦白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会不会当时扣留起来？他自己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他下了决心，硬着头皮去。他猛可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叫道：
“宛芝！”
林宛芝站在窗前，随着声音转过身来。
“给我拿件衬衫，要淡灰府绸的。”
“你身上不是穿着一件衬衫吗？”
“还要一件。”
“为啥偏偏要淡灰色的呢？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里面有道理，宛芝。今天我亲自到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去递沪江坦白书，有可能被工商组扣留，那我就会到提篮桥去了。坐班房要多带一件衬衣，灰色的穿脏了不要紧，可以多穿些日子……”
“义德，”她指着他的嘴说，“我不要你讲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也不希望讲。”
“我们讲点高兴的事，讲点吉利的话。”
“我们不幸生而为民族资产阶级，倒霉透顶了。现在还有啥吉利话好讲，宛芝，你给我快拿衬衫吧。”
“民族资产阶级有钱有洋房有汽车，为啥不好？”
“你蹲在家里，不晓得现在世界变了，目前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不像从前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给人家骂臭了，一个铜钱都不值了。”
“我真不懂。”其实现在她并不像过去那样对外边的事体一点不知道，从冯永祥那里早就晓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唯利是图”这些新名词了。但她把这些新名词藏在心里，不轻易讲出来，也不随便表示自己懂得很多。她故做不知地这么说。
“你别管这些。”
她蹒跚地走到衣橱那边，在抽屉底层给他找出那件很久很久没有穿了的淡灰色的府绸衬衫。他脱下西装，穿上这件衬衫，两个硬领子夹在一道很不舒服，他把淡灰府绸衬衫领子放倒，扣好钮子，说：
“把那一套灰咔叽布的人民装拿来。”
“人民装难看死了，又是咔叽布的，别穿那个。你身上这件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不是很好吗？”
“穿西装去坐班房，犯不着。”
“那么，你穿蓝哔叽人民装，这还像个样子。”
“这辰光，还谈啥样子不样子，唔，”他叹了一口气说，“也好，尊重你的意见。”
他平时很少穿人民装的，只有出席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要见首长才穿上。就在那个辰光，他的汽车上也还准备好一套簇崭新的漂亮的西装和化妆用品，散了会以后，或者是临时要到啥地方去，好马上又穿起那身漂亮的西装。今天是下了决心，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留在家里。要是在平时，这身英国料子的上等西装，哪能忙法也得折叠整齐，放在汽车后面的车箱里。
他穿上蓝哔叽人民装，自己到卫生间里取了一把绿色的透明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一瓶先施牙膏放在口袋里。
她指着他的口袋说：
“这个也带上？”
“当然带上，你说提篮桥会给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吗？”
“你又讲这些话了，义德，我不要你讲。”
她生气地嘟着嘴。
“讲不讲还是那么一回事——你给我拿点钱带上。”
“多少？”
“一百万差不多了。”
“多带一点好，”她嘴上虽然不希望徐义德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但是她已经受了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在准备那些不吉利的事到来。她说，“带两百万吧。”
她把两百万现款给他分放在两个口袋里。他自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昨天晚上梅佐贤派人送来的坦白书，放在人民装的胸袋里，说：
“下去吧，他们在底下，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她知道大太太、朱瑞芳和徐守仁都在楼下客厅里，还不知道徐义德这番打算哩。
“给他们说一声也好，我想，不会有事体的。”
“但愿如此。”徐义德走到卧房门口看看表：已经九点零七分了，他退了回来，对林宛芝说，“还有一件东西，差点忘记哪。”
“啥？”
“我要换一只手表……”
她走到衣橱那儿，把上面一个抽屉拉开，取出首饰盒，打开盖子，问他：
“要哪一只？要白金的带日历的西马？要十七钻的劳莱克斯？要爱尔金？还是要自动的亚米加？”
“这些都用不着。”
“要啥？”
“你把那个自动的日历手表拿出来……”
“这个太大了，戴在手上不好看，白相白相还差不多。”
“现在要讲实用哪，宛芝，坐班房有了这个表，就知道日子啦。”
“又来了，你！”
徐义德换上自动的日历手表，和她一同下去。走进客厅，林宛芝望见大太太坐在那里，脸上有点不耐烦了。朱瑞芳干脆提出质问：
“义德，在楼上哪能这久？我以为你永远不下来哩。”“是呀，”大太太接上去说，“叫人家在楼下等死了，我还以为出了事哩。”
徐义德没有言语。林宛芝从她们的话里闻到了酸味，她解释道：
“他在楼上忙得不停，又换衣服又换手表，还带上牙刷牙膏……”
林宛芝这么一说，大太太和朱瑞芳发觉徐义德果然换了一身蓝哔叽人民装，而且眉宇间隐隐地露出心中的忧虑，知道有啥不幸的事了。朱瑞芳望着徐义德，关心地问：
“带牙刷牙膏做啥？”
“准备上提篮桥，省得你们整天吵个不停。”
如果在平时，朱瑞芳早跳得三丈高，瞪着眼睛，要和徐义德闹个一清二白；今天她却按捺下自己的气愤，知道这一阵子徐义德不是心思，遇事都让他。她低声下气地说：
“还不是为了你。啥人整天吵的不停？你嫌吵，我以后少讲话就是了。带上牙刷牙膏，做啥呢？”
徐义德还是没言语。
徐守仁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
大太太对着徐义德说：“有啥事体，讲呀，义德。”
林宛芝把徐义德在楼上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家都黯然失色，客厅里给可怕的沉默笼罩着。窗外挂着的鹦鹉也好像懂得主人的哀愁似的，站在淡绿色笼子里的松枝上，出神地仰着头，紧紧地闭着嘴。
徐义德打破了可怕的沉默：
“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发愁，有事，我自己有办法处理。只要你们好好在家里过日子，大家说话一致，我就安心了。”
朱瑞芳安慰他：“家里的事，你放心好了。”
“出了事，你们可不能急，也不要慌，急了，慌了，反而误事。我啥都准备好了，估计也可能没有事，要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消息，那你们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到提篮桥来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