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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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返运动”的对象是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尽管走资派和民族资
本家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他们都侥幸未被列入遣返的范围。
　　　　“遣返运动”显然得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的默许和支持。各级公安机关及街道派出所都接到市里通知，积极配合红
卫兵的革命行动，对“遣返”人员户口的注销，要从简从快。北京火车站也接到通知，为“遣返”准备好专用通道。
　　　　北京许多中学的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按统一部署来到北京站，手拿棍棒，皮鞭，不分昼夜立在遣返通道两旁，以雨点
般的皮带和棍棒为遣返对象送行。红卫兵的“护送带”从站台一直延续到站前广场，离老远就能听到红卫兵的叫骂声和
“黑五类”遭到皮鞭抽打时的“哎哟声”。
　　　　张欣的父亲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在她12岁时，父母被造反派遣返回老家，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
　　　　8　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
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
张欣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全家人都呆住了。她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对！”红卫兵厉声对她哥哥喝道：“土家都滚
蛋！一个不剩！‘，她哥哥不服，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
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
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里推吗？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哥
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张欣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他们家送往何方，
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
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他们送到乡下去。因而红卫兵命令他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
　　　　他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张欣父母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　月17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张欣家
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他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张欣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
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
动着。红卫兵们不时抡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张欣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的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
他们3　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30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他们3　个人穿的又肥又大
的黑棉衣。由于时间紧，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她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衣很不合体。她父亲的棉衣一边长一边短，袖
子还掉了下来；张欣的棉衣又肥又大，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他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
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
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　黑五类'　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
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
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
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老头很快就倒下了。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
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
　　　　厄运终于也落到张欣一家头上。她父亲由于走的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父亲嘴
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她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100　元钱，几个女
红卫兵扯着她的头发，要不是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
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
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遣返运动”受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的狂热吹捧。1966年8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
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
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
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
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这篇社论尽管并没有批斗、抄家、遣返等字眼，但红卫兵都知道，这篇社论是赞扬自己的，是对批斗、抄家、遣返
运动的充分肯定。过了两天，即8　月31日，毛泽东携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再次公开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
表。林彪在大会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坚定立场。
　　　　党报和中央领导的公开表态，使红卫兵和造反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9　月上旬，北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
几天时间，就有将近9　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京站每天开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
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
　　　　首都的遣返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宁、重庆、长沙……
　　　　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遣返地富反坏右的浪潮。大批解放后老老实实甚至兢兢业业、发奋向上的国民党时代
的旧知识分子、旧商人、旧工厂主、旧官吏、旧军人被革命造反派押解着赶回原籍。
　　　　可当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展起来了。许多社队——尤其是靠近城市的社队纷纷组建了红卫兵或其它名称
的造反组织。他们为了表示对城市遣返运动的支持，纷纷派人主动与城市红卫兵组织取得联系，要求把遣返对象交给他
们处理。
　　　　当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时，殊不知回乡后实际上一点也不亚于城市，因为“红色
恐怖”也已经在农村全面降临。
　　　　例如，在河北省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站——高碑店，仅1966年9　月上旬，就有十来个从北京遣送回来的黑五类分子刚
一下火车就被当地造反派殴打。在保定和怀来车站，也发生过多起殴打北京遣返人员的事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事采取
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稍微施以人道主义也是保护阶级敌人，致使这种“消灭黑五类”的行为愈演愈烈。
　　　　后来，事情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站了出来，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要“把污水泼到乡下去”，“‘黑五类’
分子应该也能够就地得到改造。”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在有关会议上向周恩来递条子，建议中央把黑五类子女全部赶出北
京，周恩来念完条子后说：“这一条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周恩来的话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及他们的家属，使他们免去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横祸。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尽
管对周恩来有些不理解，但周恩来那崇高的威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标记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
　　　　1966年9　月下旬，首都和其它城市的“遣返”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短短十几天时间，仅首都北京就有近9　万人被
轰回原籍，去接受农业劳动的惩罚。
　　　　红卫兵组织的殴打行为直到9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后才有所收敛。
　　　　周恩来、陈毅等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力劝红卫兵不要打人。陈毅8　月30日曾说：“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
“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9　月1　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告诫“你们
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
　　　　1966年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
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
理。”全国各地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12月16日，在北京市召开的“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正
式宣布取消红卫兵“纠察队”。
　　　　然而，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大环境下，根本无法制止红卫兵和其他组织的武斗行为。进入1967年以后，红卫兵在
校园内的打、杀行为反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武斗，此为后话。

第七章　乱天下　红司令一声令下
　　　　　　　朝圣地　红卫兵午夜狂奔

　　　　20世纪人类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正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不自觉地酝酿着。这一场空前的革命，必须有摧枯拉朽的声
势，有向旧势力宣战的宏大场面，有互相学习鼓励并聚合在一起的场所，当然还要有一种朝圣的气氛——在现代迷信空
前高涨的时刻。
　　　　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20世纪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
　　　　1966年8　月4　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
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
　　　　震惊世界的大串连首先是从全国各地学生进北京开始的。

北京成了圣地麦加

　　　　对于学生进京的问题，毛泽东是赞同的。
　　　　早在1966年6　月10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
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就毛泽东的态度来说，利用学生进京串连，把“造反”的信息带回去，引发“天下大乱”，是迅速将“文化大革命”
推向高潮的捷径。显然毛泽东是支持学生“大串连”的。
　　　　从“八一八”到“八三一”，在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两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这不仅
是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而且也是在以他个人的权威和无上的号召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师生进京串连。毛泽东认为，
只要在现有权力控制下学生流动起来就可以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
　　　　于是，各种新闻媒介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个人崇拜的神圣光环里，多数人都是无法控制自己去
做到循规蹈矩和超然度外的。能去北京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能去见一见“日夜思念的毛主席”，能去学习
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强烈心愿。
　　　　9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
　　　　外地高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不能来的以外，
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　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或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代表1　人；教职工
按每100　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　人参加。
　　　　……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连”。从9　月5　日起，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向北
京市定向流动的“大串连”就开始了。
　　　　北京立即成了圣地麦加，无数的人流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朝圣”。北京各大、中、小学校由于停课和串连而
空出的校舍，首先被开放为接待站。不久，随着人流的骤增，机关、单位和工厂纷纷腾出房屋开设接待站，各街道居委
会也把被“遣返原籍”的人家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接待站。请专人做饭，专人管理串连师生的食宿问题。
　　　　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外地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每人都有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乘车证，可以免
费出入娱乐场所。
　　　　在参观北京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