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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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出入娱乐场所。
　　　　在参观北京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同时，外地红卫兵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见到“红司令”毛泽东，并视之
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漩涡中，继8　月18日、8　月31日两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之后，毛泽东不辞辛苦，又于
9　月15日。10月1　日、10月18日、11月3　日、11月11日、11月25日至26日，先后共8　次接见了红卫兵。
　　　　人们在激动的呼喊和幸福的泪水中，并没有去细细思量毛泽东何以一次又一次去接见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呢？
　　　　其实原因不外有两点：
　　　　第一，通过新闻媒介对这些接见活动的大肆渲染，毛泽东再一次体味到了个人的权威和力量所在，同时也把对他的
崇拜和神化推到了顶点。
　　　　第二，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和“大串连”。只有通过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才有可能打破一些地方部门
和单位对“文化大革命”划地为牢的抵制，才能真正地达到“天下大乱”，才能把他对社会改造的理想付诸实施。

周恩来面前的一大难题

　　　　北京成为全国大串连的集散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毛泽东8　次接见的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达1300万人次，北京的
大中小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八一八”以后，学生们纷纷外出串连。
　　　　于是，学校首当其冲，辟为接待站，接待毛泽东的客人——红卫兵。教室里的桌椅堆成山，腾出房子铺上草垫，打
起通铺。供来京学生住宿。后来，机关、工厂也腾出房间开设接待站，以满足激增的人流。
　　　　京城人满为患，经常可以看见有人露宿街头。
　　　　不仅住的地方不够，吃饭、坐车也都是问题，可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该如何安置、接待，这成了摆在周恩来面
前的一大难题。
　　　　9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连的通知，规定在北京期间吃饭不要钱，乘车不
要钱，同时限定只来代表，每人在北京只停留4　天。但是，群众运动既已发动起来，就不听招呼了。不仅来京的人越来
越多，而且不少人一来就不走了。
　　　　9　月7　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串连的学生们。他说：“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那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
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接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
法彼此有矛盾。我们希望，首先，8　月31日以前来的都回去；第二，9　月7　日以前来的也陆续回去，这样才能让出地方，
迎接明天以后来的同学。”
　　　　他苦口婆心地动员学生们回去，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走，他又派代表与学生们反复谈话，他们还是坚持
不走。
　　　　面对大串连给交通运输、生产建设造成的严重影响，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同志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
学生串连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要留有
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　月12日，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建委主任谷牧，
要谷牧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毛主席于9　月15日第三次接见多达百万之众的各地红卫兵。但是，串连的规模反而越来
越大。北京的学生还印发了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更加大规模地到外地去串连。外地的学生有学校的证明即可上
车、上船，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到北京来。
　　　　谁要是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在那个时候，谁戴上这顶帽子都受不了，因为反对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
革命”啊！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走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更加严重地影响了水陆交通秩序，
影响了起码的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
　　　　周恩来心急如焚，9　月底，他要谷牧紧急起草了一份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但未能下发。

迷路中关村，王冰三人演出了一幕《午在狂奔》

　　　　来北京的红卫兵们有三个目的：参观游览、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其中，能亲眼看见毛
主席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重庆二十六中学的王冰、李春水、霍春红3　人是9　月中旬到的北京，3　个人一下火车都愣了，北京比重庆的气魄大
多了。
　　　　他们打听到天安门离车站不远，便直奔广场而去。到了广场，他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在电影里看到的广场就在
眼前。他们从小都曾央求爹妈：“我要去北京，去天安门，去见毛主席。”爹妈都说：“去啥子哟，要花好多钱哟！再
说，毛主席也不是天天站在天安门上。”
　　　　如今梦想成真，又不花一分钱，这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他们幸运地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接待站。驻地
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文化大革命”“中心”不远。几个人顾不得休息，吃过晚饭便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火烧、
炮轰、揪出，看得他们眼花缭乱、热血沸腾，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3　个人一商量，时间有的是，决定今天的革命到此为止，回去睡觉。不料，走出北大校门不远就迷了路，在中关村
附近转了半天，也没找到科学院计算所的大门。3　人垂头丧气坐在马路上叹气。忽见远处一个小伙子蹬着一辆平板三轮
车，高唱“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迎面过来。
　　　　王冰忙迎上去拦截，大叫：“同志，停一下！”
　　　　小伙子没提防有人突然拦车，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定神一看，是3　个外地学生，骂道：“找死呀！”王冰3　人压
住心中怒气，赔笑道歉，问：“请问到科学院计算所怎么走？”
　　　　小伙子气冲冲地回答：“不知道广片刻，他眼珠一转，狡黠地一笑，问：”你们是串连的学生吧？“
　　　　3　人连连点头答应。小伙子笑说：“毛主席的红卫兵，欢迎、欢迎。上车吧，我送你们一程。”3　人欢天喜地爬上
三轮，一个劲儿地感谢首都的工人阶级。
　　　　三轮车从中关村路口南行，到黄庄附近，小伙子停住车，朝马路对面的一片小树林一指，说：“穿过小树林，再往
前一点儿就到了。”3　个人下了三轮车，连声道谢。小伙子说：“不客气。”蹬上车，走了。
　　　　王冰3　人穿过马路，步入小树林，树枝遮住微弱的路灯灯光，黑漆漆的，地面上树影摇曳，头顶上点点流萤飞过，
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亮。3　个人心里都有点儿打鼓，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什么呀？”3　人不约而同站住脚步。面
前竟是一个大坟头，吓得3　人撒腿就跑，没跑多远撞到一堵墙上，3　人几乎同时爬上墙头，刚要往下跳，猛听得一阵猪
叫，低头看去，原来是个屠宰场。3　人只好退回原地。定定神，透过树林，看到离马路不远，才手拉手跑过树林圈成的
墓地，又返回马路上。
　　　　李春水大骂北京人欺生，发誓改天要找那个蹬三轮的玩命，骂了一阵，3　个人信步沿马路朝南走去，却不知离目的
地越走越远。没走多久，王冰忽然看见路边一处大门口有灯亮，且有人出入，3　人走过去一看，是所医院。
　　　　他们商量一下，决定先到医院里找个地方忍一夜，等天亮找民警问路。李春水感慨地说：“骑自行车时最讨厌碰上
警察，现在还真有点想他们呢。”
　　　　3　人推门刚要往里走，一声“站住！”又令他们一惊，只见两个红卫兵小将双手叉腰，怒目圆睁，问道：“什么出
身？”
　　　　半晌，3　人才回过味儿来。对头，医院里也要搞阶级斗争，地主资本家哪里配到无产阶级的医院里看病呢？
　　　　李春水理直气壮地回答：“工人，我们家是三代赤贫，真正的血统工人。”两位守卫在医疗战线前哨的卫士的面色
顿时和缓下来，把手一挥，说：“进去吧。”
　　　　他们知道再回住所就太远了，便打算找医院领导，说明自己的红卫兵身份，领导肯定会安排房间供他们休息。1966
年的红卫兵与1967年的解放军、1977年的老干部、1980年的老外一样，是走到哪儿都让人肃然起敬的群体，是到什么地
方都能“平趟”的宠儿。
　　　　可大晚上的到哪儿去找领导呢？他们发现不远的一楼后门的门厅里有几张床，床上有白色的床单、枕头，3　个人一
合计，先睡一觉再说，天亮就可以回去了。这一觉，睡得好香。
　　　　凌晨，一阵凄惨的哭声把他们吵醒，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也躺在一张床上，他的妻子与儿女哭着说：“你不是反革
命啊，你一死怎么说得清，我们得背一辈子黑锅啊，你干吗自杀呀？”
　　　　3　个人吓坏了，他们躺在太平间里！
　　　　守太平间的老头问：“你们怎么住到这里了？”李春水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晚上回不去住所了。”
　　　　老头说：“怎么能让红卫兵住太平间呢？快去革委会，给你们腾间房子。”
　　　　王冰3　人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虽然因为人生地不熟，陪一群死人过了一夜，但毕竟没有失去什么。穷乡僻壤来的
穷娃子，初到大都市，则有如刚出土的土豆一下坠入十里洋场，闹的笑话就更多了，甚至一成悲剧。

马露野、孙达仁刚到北京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1966年10月，崇文门×路无轨电车司机因一时疏忽，险些酿成一场大武斗。
　　　　甘肃武威县城关中学的马露野、孙达仁刚到北京，就与其他同学走散了，两个人在北京火车站站里站外转了半天，
也没找到同伴。介绍信在别人身上，两个人又是第一次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不免有些害怕。
　　　　马露野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文革”前当过一次县级先进工作者，被定为黑帮亲信、爪牙、小爬虫，进了学校的劳
改二队（劳改一队为校长、书记和地富反坏右等老反革命）。马露野就在爸爸所在学校读书。爸爸挨斗，儿子脸上也无
光。运动开始以后，马露野就经常借故离开学校，呆在家里帮妈妈看弟妹、干家务。
　　　　孙达仁是工人子弟，与马露野要好。班上同学要上北京串连，孙达仁千方百计把马露野的名字填到名单上，然后又
兴冲冲地通知马露野。千辛万苦之后，一行人终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
　　　　下火车之前，带队的红卫兵组长叮嘱大家互相照顾一下，不要走散了，没料到，2　人还是成了离群的孤雁。
　　　　一出火车站，两人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北京站人山人海，人来人往。北京学生从这里辐射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学生又蜂拥而至，通过这里进入北京。
歌声、口号声、喊叫声、骂人声交汇成一部嘈杂却富于时代气息的乐章。
　　　　马露野、孙达仁他们在人海中蠕动，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接，寻找红卫兵接待站。他们毕竟是从穷乡僻壤出来的“土
包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无组织地集中在一起，顿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他们手拉着手往前走，眼睛却各自搜寻着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他们发现，人海中除了串连的学生、因公因私外出的
工农兵以外，还有一类奇特的人群，他们有的步履不稳，有的衣衫褴楼，有的鼻青脸肿，虽然神态各异，却一律的含胸
敛首、面如死灰、在如狼似虎、皮带翻飞的红卫兵驱赶下，走进北京站大门，那神情就像是被日本鬼子驱赶进万人坑活
埋的可怜的中国老百姓。不同的是，那次是异族倭寇屠我中华，而这一次，是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祖国的花朵——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中了魔一样，去残害自己的同胞。
　　　　最先吸引住他们的是一个面目清秀、身材苗条的女红卫兵，有些像《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那幅给毛主席佩戴红卫兵
臂章的女学生，也是身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不同的是眼前这一位横眉立目，手中握着一条巴掌宽的武装带。
或许是她有几分青春的妩媚，或许是她怒斥、驱赶“罪犯”时发出的略带嘶哑的女高音与众不同，马露野、孙达仁不由
放慢了脚步。
　　　　马露野看清楚了。约莫有20多名红卫兵，押送的是一家老小4　人。两个老人，剃的光头，蓝制服的左上角缝了一块
黑布，上面有4　个白色的字：地主分子，女的被剃了阴阳头。马露野看到女人头上一侧是长发，另一侧是光秃秃的头皮，
心中不由一颤。老太太左胸前的耻辱标记是：地主婆。两个人显然挨过打，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一拐一拐的。后面
跟着一位青年妇女，三十来岁的样子，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想来是“孝子贤孙狗崽子”。
　　　　马露野一行十几个人行进的路线恰好与这一行人的行进路线交叉。马露野他们被冲散了。如果这队人顺利前进的话，
马露野也许会很快追上自己的同伴，那么，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这队人马突然出现意外，停下了。
　　　　老太太不知脚下绊了什么，突然一个趔趄扑倒在地。她身后的妇女忙松手放开孩子，赶上前去搀扶。队伍停下来。
很快就围上一群爱看热闹的人。在本来就行走困难的人海中，形成了一块凝固区。
　　　　马露野、孙达仁被围在中央，离跌倒的老太太不过两三米，只隔着那些押送人员。
　　　　“滚起来！”
　　　　“快走！”
　　　　老太太坐在地上没动。那青年妇女弯下腰一面搀扶，一面问：“妈，怎么了？”
　　　　两个人低声细语，动作迟缓，半晌也没搀起老太太。
　　　　押送人员不耐烦了。一人大声叫道：“走不动就爬，别想赖在北京！”一个红卫兵走上前，一脚踹在老太太后背上。
老人一下卧在地上。女儿头也不抬，俯身去搀母亲。那只刚踢过老人的脚，又踹在青年妇女的腰上，同时大叫：“狗崽
子，不许扶，让老妖婆爬出北京！”那位妇女也趴在地上。她一声不吭，从地上爬起来，仍然头也不抬，又去搀扶倒在
地上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