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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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瞒着父母，登上5　次特快南下。
　　　　赵建军日记中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真诚的心：“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车身摇晃、车厢板咯吱作响，“红卫兵专列”里的乘客却很少有人注意这收获季节窗外的美景。车厢里充满汗臭脚
臭，几个月不洗一回的黄军装上汗渍味，谁还有心去欣赏风景。何况，这10个人正要去完成一件“伟大的壮举”，更是
无暇顾及。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火车吐着白烟在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停下来。11月3　日，10个人匆匆转乘去凭祥的普通快
车。当天下午两点钟，他们在离终点站还有3　里路的地方下了车。这里可能是天高路远，还没有红色革命带来的痕迹，
没有一块块方补了似的语录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戴着高帽的游街。头顶斗笠、穿着黑短衫的农妇在地摊上叫卖着咸
肉、蔬菜，壮实的坦胸裸背的庄稼人守着一捆捆等候买主的竹杆，像松树皮那么又干又皱的老爹们在灼热的秋阳下晒着
烟叶。鸡鹅鸭鱼，瓜果椰子，真叫人目不暇接。
　　　　通过一条又窄又长、两旁长满低矮树林的小道，一行人陆续来到了一小山丘上。武热河不等人们坐定，忙催建军：
“你快点把咱俩商量的方案说说吧。”
　　　　“战友们，再前面就是边境线。”赵建军打开一张军用地图指点着，“我们要分成三个小组，从几处过境。也许几
天之后，我们就能在越南见面，也许……”
　　　　于是，10人分成了3　个小组：
　　　　第一组：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
　　　　第二组：赵建军、孙智忠、李小倩；
　　　　第三组：杨湘燕、李南下、赵和平、赵奠军。
　　　　10个人分手了，带着北京的风尘、南疆的雾气，带着父母的照片和对家人的思念，带着未褪尽的少年的稚嫩和不成
熟的热情，也带着对领袖的狂热信仰和对“革命路线”的忠诚，分手了、离别了。
　　　　可赵建军、孙智忠等人的脚步声刚在国境线上响起，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后面就闪出了乌黑的枪筒。“站住！干什
么的？”两名巡逻兵把他们拦住。
　　　　“我们，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赵建军急中生智，连忙亮出了红袖章。
　　　　“我们是到边境来慰问解放军的。”孙智忠的谎话也是说来就来。
　　　　两名战士笑了。孙智忠把几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递过去。
　　　　“我们不晓得是红卫兵，闹误会罗。”一个战士操着四川口音说：“北京来的客人，当然不敢怠慢哟。”言毕，就
把他们让进了哨卡小棚子。
　　　　几乎就在同时，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也被截留在友谊关。
　　　　杨湘燕、李南下一行四人组成的第三支小分队运气最好。他们步行数公里，不想竟让越南人民军抓了“俘虏”。看
着这一个个全身军人装扮却又没有帽徽领章的越境者，他们判定是一群解放军的逃兵跑错了方向。于是，二话没说就把
他们押到了同登公安局。然后又与中国方面联系，送到中国边防站，打了防疫针，最后发了回国签证。这一路人马虽然
初战告捷，但也是“全军覆没”了。
　　　　当晚，凭祥市委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议题是怎么处置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
　　　　第二天，凭祥市委按上级决定，把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李小倩、王莒生六人“解往”南宁。准备从
那儿直接送回北京。
　　　　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心里那股窝囊劲儿了。不行，得跑，他们故意放慢了速度，他们在寻机发起
第二次行动。
　　　　机会来了：街角拐弯正是一处厕所。阳光烘烤下，臭气熏天，隔着多远就听见绿盈盈的苍蝇在四周飞鸣。走在前面
的两个姑娘像躲避瘟疫似地绕开了，押送人员也只好跟着走到街的对面。当时正值中午，土路上人来人往，尘土飞扬，
汽车一过，一片隔步不见人的白尘。赵建军连忙向武热河、孙智忠、霍绍东3　人一使眼色，立即消失在人群、尘土里。
为了造成假象，还把军用挎包放在厕所外，示意他们只是小小“方便一下”。
　　　　赵建军等人凭着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返回边境，越过国界，进入异国他乡。
　　　　在凭祥，他们可以从店铺内墙上贴、挂的胡志明像判断，那一定是越南人开的。他们以为，在越南，可以凭一句
“胡志明主席万岁”，找到同志、朋友。像在中国似的“毛主席万岁”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
　　　　他们在越南的山林里，偶尔碰到人，他们喊“胡志明万岁”，对方只表现出惊恐、迷茫，似乎不知所云。倒是中国
的人民币他们还认识，换了些吃的东西。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胡志明在越南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阮爱国”，而且越南没经过中国的土改运动、“文化大革
命”运动，山里人的阶级觉悟有限，对国家大事也不怎么关心，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南方人民正在与之浴血奋战的仍然是
骑在他们脖子上多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
　　　　赵建军等人感慨之余，更急于找到自己人。他们日夜兼程，终于找到公路，拦住一辆卡车，高喊：“巴亭，巴亭。”
　　　　巴亭是河内的一个大广场。越南人熟悉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天安门广场一样。卡车司机示意让四人上车。在
车厢里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四个人终于到达越南当时的首都河内。
　　　　这里的山形地貌、房屋样式，除了留下不多的法国洋楼和日本的小窗户厚墙壁的建筑外，与我国的广西边区并无二
致。梧桐树叶和别致的椰林装扮起来的大街小巷，看上去真有点像南宁。只是灯火管制，夜的沉寂和隐隐嗅到的硝烟味，
给人一种陌生的战争感觉。他们还看到了灯光下的巴亭广场和路旁树下的高射炮。他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精神为之
一振。
　　　　在北京时，他们瞒着亲人离家出走，到了河内，他们又自然而然地去寻找亲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可河内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话四处问路，大多是面有难色、摆摆手。武热河又急了：“建军，别他
妈瞎打听了，就凭咱这几句话，恐怕连个厕所都找不到。”这句气话倒真提醒赵建军，他连忙掏出个本，撕下张纸，按
照不准确的印象画了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恰在这时，一个戴太阳帽的公务员走过来，建军连忙把纸片递过去，那人胸有成竹地点点头，示意他们跟他走。谁
想到，稍稍放宽的心，几分钟后又收紧了。当赵建军他们按照向导的指引，来到一幢米黄色的两层楼前时，立刻愣住了。
楼上飘的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错啦错啦！我们是中国人，中国……”
　　　　“中国，同志中国？”
　　　　“没错儿，是中国。”四个小伙子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公务员歉意地笑了，又带着他们向远处一座高大的建筑物走去。那里，飘扬着五星红旗。
　　　　赵建军、武热河四人见到了朱奇文大使，讲述了几天的经历，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
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未经许可，偷越国境。大使无权自作主张，即刻向北京汇报，并于第二天向越南方面表示歉意，
几位中学生这才感到，事情不像他们设想的那么简单，有麻烦了。

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

　　　　同样是在1967年的元月，在中国通往越南的另一个重要通道，云南省河口县，发生了下面的事件。
　　　　两名湖南的中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屡受侮辱，怀着用一腔热血表白忠诚的复杂心理，南下昆明，登上开往河口
的小火车。
　　　　火车行至河口县境内427　公里处，2　人看到河对岸野芭蕉林立，藤木缠绕，与这边橡胶林井然、稻田有序形成鲜明
对照，他们误以为对岸就是越南了。
　　　　于是，两个人溜下火车；躲进胶林，等天黑以后，游水过河，在大山里乱转了一夜，天快亮时，终于见到一处林寨。
一见到人，2　人便用刚刚学会的越语叫“胡志明主席万岁。”
　　　　对方听不懂，他们又用越语讲：“中国、越南，同志、兄弟。”
　　　　那人领他们走进一个房里。只见迎面悬挂着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画像，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敬祝毛主
席万寿无疆的横幅。二人心中暗自纳闷：越南人原来也如此敬仰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几个人从外面进来。为首的一个
人头戴一顶绿军帽，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衣，下身一条短裤，光着两只大脚板。一开口，竟也是变了味的普通话：
“你们是什么人？”
　　　　原来是中国人。两位中学生便不再讲自己也不会几句的越语，用汉语与同胞交谈起来。
　　　　听说他们要去越南抗美援越，那人有些将信将疑，说：“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上级。”
　　　　两个人被带到河口县城。走在县城大街上，看到中越大桥，2　人才知道，这里的河才是界河，自己冒险夜渡的小河，
不过是自己国家领土上的一条小河，名为南溪。
　　　　县公安局电话直接打到湖南，信息传回：两个人出身黑五类家庭。
　　　　根据当时的辩证逻辑，老子反动儿混蛋，狗崽子怎么可能有报国之心。他们想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偷越国境也
不是去抗美援越，恰恰相反，一定是去投靠美帝国主义，认敌为父，甚至是要引狼入室，当汉奸。
　　　　几番批斗之后，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其后果不得而知。

反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文化大革命”当中，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假想敌。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
　　　　8　月24日，红卫兵浩浩荡荡杀到苏联大使馆门口，胡同里挤满愤怒的红卫兵。就像想到狗地主剥削过农民，就能仇
恨其子、其孙一样；想到沙皇俄国欺侮我中华的历史，红卫兵对苏修的仇恨如怒火燃烧。数万名红卫兵齐声向苏联大使
发出怒吼。一番口诛笔伐之后，苏联大使馆坐落的扬威路被改名为“反修路”，附近的北京第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
修路中学”。
　　　　大串连开始。满腔热血、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在改街道名称、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一系列行动之后，终于又想出了反
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汪彬是个有男儿姓名的女孩子，参加这一行动时只有16岁，当时她是北京一所中学高一学生，正是躁动的年华。
　　　　作为军人家庭出身的汪彬，自以为根红苗正，冲上街头扫四旧，戴着红袖章斗地富反坏右，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扬
威路改为反修路的行动中都可以看见她的尚未成熟的身影。
　　　　她那时确实是很狂热地投入到那场震撼人心的运动中，毛主席在天安门8　次接见红卫兵，她也没一次拉下。她们以
为这么闹就能闹出一个最伟大的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那时候，她们天天都在“策划”新举动，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66年9　月初，学校里的战友邓媛萍在一个深
夜急匆匆地找到汪彬，说在黑龙江边境将有一个新的反修活动，比改“反修路”的影响还大。参加的人数不多，要保密。
　　　　汪彬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邓媛萍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火车去哈尔滨，在那里和20几名红卫兵汇合。几个领头的
先去黑龙江省委联系，当时各个省委都被当地的红卫兵小将炮打，他们自身难保，如惊弓之鸟，一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
有“革命举动”，马上给他们创造一切条件。黑龙江省委和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给他们大开绿灯，并在通行证上写明：
“北京22名红卫兵从中苏中蒙边境一带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沿途军警岗哨验证放行。”
　　　　好家伙，“视察”这词儿可只有国家领导人到地方上才能用，最少也得全国人大代表才这么称呼呢！可见当时首都
红卫兵规格多么高，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很多老将军、部长没资格上城楼，可红卫兵却能上，还能和毛主席说上几句
话。
　　　　在一路绿灯的照耀下，这20几个红卫兵的照片也轻而易举地被齐齐哈尔边防局盖上可以通行的钢印。边防局还送给
他们御寒的皮夹克、皮大衣，像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乘火车开往海拉尔。到了海拉尔，他们又受到了当地领导高规格
接待，可真是诚心诚意的。
　　　　万事俱备，他们20几个红卫兵在海拉尔车站集合，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豆次特快列车。一个女红卫兵迅速地把
毛主席画像贴上，这可能在列车史上还没有先例，漂亮的苏联女列车员不知所措。
　　　　过了几秒钟她才反应过来，从嘴里吐出“胡尼”几个字。后来红卫兵们才知道女列车员骂她们是“流氓”。她接着
把画像拉下，把毛主席像撕了。
　　　　这可不得了，要知道那时红卫兵对毛主席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撕毛主席像就如同用刀砍自己的母亲一样，于是
几个人向她扑去。
　　　　女列车员眼疾手快，打了一位女红卫兵一记耳光，大家一拥而上扭成一团，后来红卫兵的“领导”用克制的声音喊
：“我们有真理，真理能战胜一切敌人。”双方总算没有打起来。
　　　　她们接着又在列车上贴了三张“光焰无际”的毛主席像。他们还在车厢里向人们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车厢里的中国
人拿到当然很虔诚，苏联之外的外国人也好奇地看，只是苏联人却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东西扔到窗外。
　　　　趁列车还没有开，红卫兵们又在车厢外刷反修大字报，但苏联列车员坚决不让，车下也乱作一团。
　　　　一位男红卫兵在学校里是俄语尖子，他的俄语可以和苏联人对话。苏联人说这是苏联的列车。他反唇相讥称这是我
们的国土，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领土上铲除修正主义。他还流利地把“苏修集团”背叛马列主义、背叛十月革命、勾结
美帝、镇压人民的罪状一一列举。苏联人则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灭绝文化，是对共产主义的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