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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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来形成的高等院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被全盘否定了。
　　　　从11月28日至12月5　日，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陪同下，先后到北京市草场地中学，二十三中、渔
水湖中学和清华大学附中视察。在视察中，陈伯达提出，在“复课闹革命”过程中要批判“旧的教育路线”，“提出新
的教改方案”，“要搞些劳动，学做工、学做农。”要补“阶级教育课”，要让学生们讲课，说“小孩子也会讲课”，
“让学生教学生”，“要个个准备当先生，不能是一两个当先生”。他还提出：“学制可以缩短”，“小学4　年，中学
4　年，大学4　年……多快好省嘛！”等等。
　　　　在陈伯达这些讲话后，全国各地的中学也开始陆续提出“教改方案”，改变学制，缩短学时，“小将上讲台”，把
大部分课程改为学习牦主席语剥、写大批判稿、参加体力劳动和请工农兵上课等作法风行一时。
　　　　所谓“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无非是在形式上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缩短了学制，在教学内容上加入了许多毛
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的学习，开展对“文革”前17年所谓旧的教育体制的批判；把以往以教师授课为主改为教师、贫下
中农、工人、解放军共同授课，学生也被“请”上讲坛；大学生毕业后先当工人或农民，不能直接去国家机关和科研单
位工作。
　　　　这些“教育革命”的成果无异是将正规化的教育体制导向非正规化和“向工、农、兵学习”的“全面化”。那种对
非正规化教育的欣赏，是对近代文明的打击。
　　　　从本质上讲，这场“斗、批、改”运动实际上是要破除一整套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体系，去建立一整套迎合中国
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的东西。在毛泽东看来，教育不是超前的，不是以先进的文化和教育意识去改造贫穷和落
后，反而认为应该把现实的需要与工农的认可当做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
　　　　这样，教育不但无法引导落后的中国农业与工业发展，启蒙素质低下的民众，倒要接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
这完全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教育向后拖到纯粹的扫盲水平，这种所谓的“革命教育思想”，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典
型的反智倾向。于是，“读书无用论”热闹起来。

第十八章　康生抓“叛徒”　“庙小妖风大”
　　　　　　　　　江青抓“叛徒”　“池浅王八多”


　　　　出于全面“夺权”的需要，伴随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怒潮，“抓叛徒”活动应运而生。
　　　　一时间，“抓叛徒”活动如火如荼。被揪、被斗、被审、被打和被逼含冤死去的老干部难以数计。
　　　　“抓叛徒”活动起源于不懂历史、不知内幕的红卫兵中，但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怂恿和纵容却是别有用心的。

康生把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

　　　　“抓叛徒”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案”。
　　　　1935年11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在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的工作。时值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救亡运动高涨之
时，北方局急需能开展工作的干部。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
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北方局经过考虑作出同意此建议的决定并请示中共中央。
　　　　这些富于斗争经验的党员如不及时营救，其后果或是被国民党政府解送南京继续关押，或被日军攻入平津后屠杀。
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央定让狱中党员办理出狱手续，发表“反共启事'　咄狱。这些党员出狱
后大多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对这些同志进行审查，认为毫无问题。
　　　　1966年8　月，康生把已有定论的这一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
　　　　9　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　自首出狱'　的决定。”“最近我
找人翻阅了1936年8　、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　反共启事'　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
的决定。”随信还给毛泽东附上1936年有关的报纸复印件。
　　　　回回月初，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华北日报》上发现了包括时任南开大学
党委书记高仰云在内的61人“反共启事”。由于不知道这些人是经组织批准而办理手续出狱的，于是他们立即向中央文
革小组报告，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名义于11月13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和大字报，这一材料的
公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1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西北局报来的关于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要求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上作了批复
后，将批复送给毛泽东审批并附信一封。
　　　　周恩来在信中说：刘澜涛等人出狱“当时确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
承认知道此事。”在批复中周恩来写道：“请向南开大学'　卫东'　红卫兵和'　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　同学说明，他们
揭发的刘澜涛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毛泽东也在周恩来的批复上签字同意。
　　　　然而，对于61人“反共启事”了如指掌的康生，却称赞南开大学“八。一八”和“卫东”红卫兵组织抓“六十一人
叛徒集团”有功，井批准他们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
案。康生还亲自向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成员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从而使“抓
叛徒”活动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
程约150　万公里。从海南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
西藏外，全国28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
京、苏州、杭州、保定等12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南开大学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卫东”也不甘示弱，他们不仅调查了“北方军人反省分院”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
团”。12月，他们还联合了西安交通大学、一轻部和七机部的造反组织共同组成“三六专案联合战斗团”，“反复提审
了一批叛徒，查阅了部分敌伪档案，调查了部分敌伪人员，”先后“挖出了北京黑市委叛党集团，天津黑市委张淮三叛
党集团、中国托派反革命集团。”
　　　　此外，由北航“红旗”红卫兵、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北京化工学院红卫兵等所谓“联合调查组”也到处煽风
点火。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虽然挨了重重一击，但他仍然是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伙还无权为他设专案。
于是这伙人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虽然名义上是王光美专案组，但实际上也是兼搞刘少奇的材料。江青、
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地交待专案人员：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为了牵连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想方设法收罗一切材料来证明王光美为“美国情报局特务”，如果把王光美
打成“特务”，刘少奇自然也就成了“特务”。
　　　　王光美原是辅仁大学学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初期曾被北平地下党推荐到军调部当翻译。1947年
2　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前，王光美随同军调部工作人员撤回到晋察冀。据此，富于联想的康生凭自己的“经验”判断：
王光美是美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军调部当翻译，然后混入解放区。
　　　　康生先行定案，然后江青指使专案人员四处寻找“证据”，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为了找出“证据”，江青不惜一切代价，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同蝼蚁草芥，生杀予夺，她可以任意处置。她下令专
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行轮番逼供审讯。其
实，张重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只认识杨承祥和其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江青就是按这种
逻辑拘留张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孙。
　　　　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带共有80多盘，后来有些被洗毁，仅剩下20盘了。
　　　　这些录音夹杂着病人的嚎叫声、痛苦的挣扎声和制止挣扎的声音及对他的呵斥声、逼问声和语无伦次的回答声等。
　　　　对张重一这样一个垂危病人的逼供、诱供及折磨，他在昏迷状态中语无伦次、互相矛盾的交待，使江青、康生等如
获至宝。就凭这个“口供”和另一个病人杨承柞类似的“口供”，他们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
“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　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
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时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
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
保释放”。其中对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　月2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在1968年1　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是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
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1967年1　月10日，戚本禹在同总政文工团一些人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
大的组织者就是刘少奇。”2　月12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讲话时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
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
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叛徒。”
　　　　3　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
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这个批示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毛泽东在明知内情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将此案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借此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个问题上，康生说的更明白：“抓叛徒的问题……红卫兵做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
多贡献。”“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
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而红卫兵小将们显然又是被野心家和政治需要所利用了。

周恩来涉险过关

　　　　1967年5　月，江青利用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共党启事》企图迫害周恩来。
　　　　1932年2　月，《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相继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周恩来早在1931年已进入苏区，不
可能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启事”。此事后经中共中央查明，纯系国民党特务的捏造。
　　　　没想到30年后，在“抓叛徒”的高潮中，当江青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交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时，说“他
们发表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康生了解“伍豪启事”事件全过程，却不说明事件真相。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给毛泽东写信，说明事件原委，并附上周恩来亲自编写的与此事有关的大事记、由毛泽东签署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判处登载伪造启事而又拒绝刊登更正启事的上海报纸的总经理以死刑的布告和有关的上海
报纸。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2月22日，北京大学又有人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1968年1　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这样，周恩来才算涉险过关。
　　　　1967年6　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指出“抓叛徒”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5　项规定，
如“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要把有一段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
区别开来。”
　　　　但各地执行起来不但不按政策，反而适得其反。1968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
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批示上中央毫无根据地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萧等叛徒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