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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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
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
来。”
　　　　由于上述文件的下发，各地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有结论的问题统统加以复查，甚至捕
风捉影地“挖出”了一大批“叛徒”。
　　　　1967年初，南开大学“八。一八”、“八。三一”红色造反派抓叛徒战斗队各小分队转战大江南北，协助西藏歌舞
团造反派，“揪”出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大叛徒”王其梅。协助江苏化学公司造反派，“揪”出该公司政治部主
任、“大叛徒”方立几。
　　　　仅据当时以“抓叛徒”红透中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和“卫东”红卫兵两派组织宣称，他们的活动涉及并迫害
的行政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即达1200余人。
　　　　1967年5　月份，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机关宣布“揪'　咄”叛徒“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周文龙和财
务司副司长宋冠英。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宣布”揪“出”叛徒“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等30
多人，北京铁道学院将铁道部副部长李梨初、院党委副书记陈迪威宣布为”叛徒“；北京地质学院宣布院党委副书记周
守成为”叛徒“，北京轻工业学院将院长朱康定为”叛徒“，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红卫兵将院党委贺致平与陈林
定为”叛徒“；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宣布挖出”大叛徒“前院长何磊。

“中央首长”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

　　　　在抓“叛徒”的浪潮中，也有不少中学生红卫兵参与其间。
　　　　石天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以深挖叛徒为名，迫害革命干部，制造了闻名全国的“深泽叛
徒集团”的假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石天勇在天津一个中学读书，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串连，到处点燃“文化大革
命”的烈火，石天勇也参加了。那时候，石天勇“以天下为己任”，处处冲杀在前，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真是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1967年1　月份，上海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极左思潮盛行，什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扯在一起。报纸、电台经
常宣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还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
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石天勇确信这是事实，所以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觉得到处是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在一篇日记
里就这样写着：“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清楚，所谓'　一小撮阶级敌人'　实际是一大批，他们隐藏在各条战线、各个
部门，暗中破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是彻底清除这一堆垃圾的时候。”正当石天勇们在天津揪斗所谓“万晓
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宋景毅，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
常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等人的时候，2　月21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接见了天津“造反派”代表，指示说：
“深泽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
　　　　石天勇们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不但肯定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行动，而且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就是说
要到深泽县挖叛徒的老窝。于是，石天勇们组织了一个抓叛徒小分队，个个胸挂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兴致勃
勃，于3　月上旬到达了深泽县。
　　　　深泽县位于河北省腹地，10个公社，16万人口。县城规模不大，房舍简陋。但由于江青“二。二一讲话”，这个小
县城却在全国出了名。到这里搞外调、揪叛徒的人越来越多；大字报、大标语满街满巷；散发传单的，发表演说的，熙
熙攘攘；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从早到晚，叽哩哇啦地喊叫着深泽县“庙小妖风大，池浅三八多”，“叛徒特务有的是”，
“要刮十二级台风”，“要打一场清查叛徒特务的人民战争”等等。石家庄革委也派来了抓叛徒小组，并拨发了一笔抓
叛徒经费。刚刚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县革委会于3　月17日急急忙忙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开展群众性清查叛徒、特务集团活
动的决定》，并组织了抓叛徒专门班子。一时间搞得全县乌烟瘴气。
　　　　根据抓叛徒办公室的意见，石天勇们和石家庄的学生结合在一起，进驻了十几个重点村。
　　　　石天勇第一次去的是宋景毅的家乡北冶庄头村。
　　　　石天勇所在的这个组共9　人，组长原名杨孝义，“文革”开始，觉得这个名字没有阶级性，便改名为杨向东。当时，
社会上“忠”字化正盛行，红卫兵当然不能落后了。每天早晨起来，石天勇们9　个人排成队，站在毛主席像前，学几段
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表示主席在指挥着石天勇们的行动。然后再研究战斗策略。杨向东向石天勇们介绍说：“宋氏兄
弟的房子让一个名叫王怀丹的住着，王怀丹虽然出身贫农，17岁就给东家当长工，但他住到这里以后，就变成了东家的
忠实走狗，和大叛徒宋景毅关系密切。今天，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把叛徒的老窝闹个底朝天，把他们的罪证搞到手！”
　　　　他领着石天勇们来到王怀丹的门口，把手一挥就闯进了院子。
　　　　“王怀丹滚出来！”
　　　　随即从北屋走出一个约莫40来岁的女人，后边跟着两个孩子。石天勇们断定这是王怀丹的妻子。她刚说了声“他不
在家”，就被七手八脚地倒背剪捆起来。杨向东“啪啪”打了她几个耳光，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宋文江。”
　　　　“跪下，小爬虫！”
　　　　杨向东一边喷着唾沫星子，一边抄起一把镐头，一下把宋文江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这时，本村的“造反派”
也来了，他们一个个戴着大口罩。
　　　　石天勇只听组长说了声“搜！”大家就一齐冲进屋内，砸锅、摔碗、翻箱倒柜，把被子、褥子、破衣烂裳统统扔到
屋外。有半罐子春节舍不得吃的猪油，也给搬出来摔在门台上。看到一罐子肥田用的氨水，不知是谁喊了声“毒瓦斯”，
硬逼着宋文江交代保存“毒瓦斯”的“罪恶目的”。一块印有“天津”字样的布，也成了和宋景毅联系的“罪证”。这
时候街坊上一个60来岁的老人，用颤巍巍的声音说：“文江娘家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这是她叔叔给她买的陪送……”
　　　　话没说完，立刻遭到一顿呵斥，吓得老汉赶紧退了回去。
　　　　王怀丹回来后，大家蜂拥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摁住就打。王怀丹的脸被打歪了，门牙被打掉了，鲜血顺着嘴角往
外流。这时，有人给宋文江穿上了出嫁时的花衣，脸上抹了黑，让她和王怀丹一起跪在院子里。
　　　　组长杨向东不知怎么翻出了一把杀猪刀子，硬说王怀丹私藏凶器，想伺机杀人，进行阶级报复。
　　　　王怀丹说：“共产党领导我翻身做了主人，我向谁去进行阶级报复呀！”
　　　　宋文江赶紧解释说：“这是从别人家借来刮猪头用的。”
　　　　组长火了，用刀背猛磕宋文江的牙齿，骂她不老实。就这样，从上午8　点一直打到下午两点，最后把王怀丹夫妻和
孩子赶出了家门。
　　　　当天夜里，石天勇们又把宋文江从她娘家揪到大队专政组，继续审问她家和叛徒集团有什么联系，叛徒集团给他们
布置过什么任务。她什么也说不出来。等让她回娘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多了。
　　　　宋文江已被打得站不起来，她双膝着地，慢慢往娘家爬。组长让石天勇和另一位同学跟宋文江一段路。夜很黑，月
亮和星星被蒙上了一层云，好像不忍看这人间悲剧似的。
　　　　石天勇们一直跟到她家门口，才往回走。可是，石天勇们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一声撕人肺腑的哭声：“怀丹呀，你
死得好苦哇！……”
　　　　不一会儿，村里的高音喇叭也响了：“王怀丹是叛徒特务的看家狗，畏罪自杀，死了活该！”
　　　　王怀丹死后不久，到4　月下旬，县里召开了一次抓叛徒经验交流会。会上重新学习了“二。二一讲话”，以及报纸
有关社论和重要消息。当时河北省革委会继续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首长”“二。二一”接见天津革委会委员和革命
群众代表时所作的讲话，并反复强调，这个“讲话”及时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伟大战略部署。
《河北日报》还在头版头条接二连三地报道学习“二。二一讲话”的消息。
　　　　这给了石天勇们很大的“鼓舞”，坚定了石天勇们抓叛徒的信心。通过交流情况，不但看到了“辉煌战果”，也进
一步使石天勇们认识到，这场斗争，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
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各组揪斗的重点人都是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占多数，这与党的阶级分析理论有点矛
盾。但最后还是统一了，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困难的，所以就采取在党内、
阶级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的办法。石天勇们不能书生气十足，要认识这个新特点。会议决定，下一步要连续作战，扩大
战果，把深泽县抓叛徒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石天勇们到西内堡大队，目标是党支部书记宋白子。宋白子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在村当干部。
　　　　当石天勇们追问他和宋景毅有什么关系时，他摇摇头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组长杨向东生气了，大声呵斥说：“你和宋景毅不都是姓宋吗？”
　　　　这个老干部本来对红卫兵们这种行为就有意见，一听这种毫无道理的训斥，实在忍不住了，便顶了句：“难道天下
姓来的就都有关系吗？”
　　　　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就像火星捧在炸药上，“轰”的一下，拳头、巴掌、棍子、皮带一齐落在他身上，打得未白
子翻来覆去在地上打滚。
　　　　杨向东一边打一边说：“你就是不吃好草！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这个小爪牙还能怎么样！”
　　　　乱打了一顿之后，就把宋白子架到一个名叫秋福的家里，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不准转动，不许斜视。
　　　　晚上，杨向东决定对宋白子动一动“大手术”。可是，究竟宋白子有什么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搞出来。
　　　　一天，石天勇去南白庄大队看望同学郭永红，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搞的。这是天津市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的家乡，他
妹妹李素端是村里一个老干部。抓叛徒小组对李素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放过。郭永红小组和村里一些对李素端有成见的
人严刑逼问她关于李守真的叛徒问题。
　　　　李素端宁死不屈，说自己哥哥是老党员、老干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不是叛徒。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共产党
员。可当时，却说她“顽固不化”，抄了她的家，封了她的门，让她和四类分子一块劳改，还逼着她刚过门的儿媳妇离
了婚，说这是与叛徒集团的黑爪牙划清界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搞得七零八落，人走财失。
　　　　郭永红小组代管的中白庄大队更厉害，他们挖出几十个小国民党，还有国特、暗杀团。据说这些人和台湾、香港有
联系。全村重点审讯的就有13人，打死3　人。老贫农秦小堂被打死后，还在灵前开了批斗大会，棺材上写着两个斗大的
“叛徒”黑字，还画满了乌龟王八，并下令亲属不准哭。
　　　　石天勇回到驻地的第二天是个集日，县抓叛徒办公室通知大家到集上参观“亮货”。
　　　　“亮货”，这个词石天勇开始不懂，等到集上一看，全明白了。只见临街靠巷的房顶上有一排排弯腰曲背的人，街
上也有排成队的，他们是县直单位和部分社队揪出来的“黑货”。这些人有的戴着白袖章，有的背着单人像，有的脖子
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子，是叛徒是特务，都写得清清楚楚。最显眼的还是那用4　根竹杆固定在人身上的1　丈8　尺高的特
大纸帽子。据说这纸帽子还挺贵，谁戴谁掏钱，一次4　、5　元。
　　　　街上挤挤撞撞人很多。开始石天勇还以为这些人是看热闹的或是买卖东西的，后来才知道，其中大部分是被揪斗对
象的家属，他们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混在人群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来转
去……
　　　　“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
　　　　过了一段时间，石天勇们就回天津了。记得临走的时候，石家庄和深泽县的“战友们”都有点恋恋不舍。石天勇很
关心深泽的抓叛徒运动，要求他们及时把情况告诉他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一年过去了。原天津市委的那几个“叛徒”，有的自杀了，有的仍关在“牛棚”。深泽
县抓叛徒的情况，到1972年，石天勇才从深泽一位战友的信中得到了消息。信的原文是：
　　　　××同志：
　　　　你好：我所以迟迟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抓叛徒运动尚无结果。现在看来，无结果恐怕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果了。
　　　　过程是这样的：1970年以后，运动进入专案审查和落实政策阶段，情况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时全县列为专案
的有60多人，大部分证据不足，其中16名算是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但他们有的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有的是在抗日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找不到他们联系的证据。于是，我们费尽心机，根据他们参加工作的时期，
划分了两个集团，一是“1927年一1934年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