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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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了两个集团,一是“1927年一1934年共产党员叛变自首集团”,另一个是“1942年投敌叛变集团”。谁知,我们将
情况向省、地领导一汇报,就挨了一顿批评。一位领导同志说:“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这不符合'
首长' 指示精神,回去重搞!”
这件事使我们很为难。“两个集团”是根据两段时间定的,搞成一个不符合事实。但这是“首长”指示,必须照办。
大家围坐在办公桌旁,苦思冥想,反复研究,把两段时间的人员合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所谓“深泽叛徒集团”,最后,
深泽县革委给石家庄地革委写了一个《关于深泽叛徒集团的审查报告》。
但是,报告中明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叛徒集团”主要成员叛变自首的证据不足;二是主要人员互相勾结、包庇
的证据不足;三是这些主要成员大多数在外地工作,本单位尚无结论,县里不能给他们定案,而且证据不足,因此,这
个报告又退了回来。现在大家都没了信心。如果上边催劲不大,很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件事使我很迷惘,是我们抓叛徒
运动搞得不深入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你帮我解除思想的疑团。
×××
年月日
看了这封信,石天勇也迷惘了。这次抓叛徒是成是败,有益有害,石天勇不得而知。
深泽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1925年就建党。宋景毅早期曾任过深泽县委书记,王亢之、李守真都是早期党员,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南逃,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很快建立了抗日武装。吕正操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就是以这里为根
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深泽人民十分仇视,多次进行疯狂镇压。1942年“五
一”扫荡以后,环境变得更加残酷。但是,深泽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谁想到,在新中国成立20年后,因为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句话,深泽人民又遭到这样大的一场浩劫!据统计,全县
被揪2900多人,1500多人在集日亮过“货”,370 多名大队党支部委员挨过斗,受株连的达3 万余人,占当时人口的五
分之一。不少人被打致死致残,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深泽叛徒集团”这一假案平反昭雪了,10万多人参加了平反大会,江青
压在深泽十几万人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开了。
回顾这段历史,石天勇十分悔恨。虽然这不能全怪石天勇他们,但石天勇毕竟是参加了这场迫害深泽人民的罪恶活
动。石天勇牢牢记住了这沉痛的教训,加倍努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以求补过于万一吧。
第十九章 解放军“支左” 群众杀得天崩地裂
中南海打“虎” 元首斗得家破人亡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 月和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事实上,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1967年7 月、8 月、9 月乱到了毛泽东也驾驭不了局势的程度。
是年夏季,炎热、干燥,气温骤升,天像下了一团团火,大地仿佛罩在蒸笼里,空气是热的,风是热的。时间好像
凝固住了,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城城乡乡,村村寨寨,都处在一种灼热之中。
北京和全国,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是长矛,到处都是人流,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喊叫声,到处都是厮杀声。
各地、各行业的造反派、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分化成了各种派系,像当年的军阀一样,各自占山为王,一会儿大
打出手,一会儿怒目而视,一会儿唇枪舌剑,一会儿拳打脚踢。
到处都是砖头、血迹、污泥,到处都是弹痕、残壁、尸体……
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
对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忧心忡忡。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
化大革命”。
1967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但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谁是“左派”?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信,还是中央的“支左”决定,都没有
讲明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是“左派”。这就在执行中给广大“支左”部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支了这派那派不答应,支了那派这派不答应。军队处于尴尬之中,冲击部队的现象时有发生。
1967年发生了一系列军队和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流血事件。
1 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
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的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
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总共约30万人。从1967年1 月17日到1 月27日,先后有7 个“造反团”冲击了武
装部队机关,强行接管了独立团管辖的通讯总机,还夺去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子弹。
独立团指战员开始采取了克制态度。且月25日傍晚,围攻独立团的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且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
反夺枪中,双方发生枪战。5 人死亡,6 人受伤。已获武器的造反派强行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枪战,死亡2 人,伤27人。
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天,双方共死亡24人,74人受重伤。另外还有好多人被对方抓
住,施以酷刑。
在四川,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当时成都军区由于支持造反组织“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造反团体
的围攻。这些造反团体开着广播车,出动上万人冲击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只好向中央军委求救。2 月17日,中央军委给
围攻成都军区的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公开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 等激进派组织对中央军委的公开信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成都军区是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不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停止冲击。成都
军区在造反派拒绝撤离军区、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派兵强行驱散门口的造反团。双方发生冲突,造反派许多人被抓,
军区也有士兵受伤。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青海省驻军为执
行这一指示,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西宁市群众
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北京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一篇《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强行冲入报社造反。他们
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红色恐怖”。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青海日报》
实行军管。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对前去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百般阻拦,使他们难以工作。“八。一八红卫战斗
队”还用暴力将军管人员驱赶出报社。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实行强制性军管,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
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部队开到《青海日报》后,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用扩音器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交出抢夺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拒绝执行命令,并向部队开枪寻衅。
部队当即回击,双方展开枪战,双方都有死伤。
在宁夏,发生了“青铜峡”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
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
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
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
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
击了宁夏驻军机关。事态不断恶化,发生了流血冲突。
随着天气升温,全国一片混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武斗在全国城市乡村都发生了,打得难解难分。
在江苏:1967年1 月始,苏州两大派组织进行了持续3 个多月的武斗,损失财产无数,大批人员受伤。
在黑龙江:发生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六。二一”武斗,砸坏教学设备,损坏图书,折合人民币6 万元;8 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在某地的军械库被抢去迫击炮6 门,机关炮5 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
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在四川:武并规模更大。特别是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亲自组织和策划的“武装进攻沪州”,
共调集10个县数万名武斗人员,炮火把江面映得通红。这场大战死伤者无数。
在浙江:1967年发生在肖山、富阳的大规模武斗中,双方死伤许多人。
在广西:1967年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沿铁路线架起机枪,致使铁路大动脉陷于瘫痪,造成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无以估量。
原想再横渡长江的毛泽东不想武汉局势混乱
1967年7 月20日,武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
1967年2 月8 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哪。武汉军区2 月18日发布
了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
以对这两个声明的不同态度,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 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又拥护军队,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支持,两者互不相让。
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
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
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 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了武汉,为毛泽东巡视打前站。同机前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是否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一团漆黑;二是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
群众的工作;三是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会,将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式的逐步稳定。
周恩来对谢富治、王力强调:“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示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
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就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
与激进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激进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激进派骨干之
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
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
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
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当天晚上,周恩来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
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就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
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
毛泽东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作。
但谢富治、王力却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中煽风点火。当天夜里,他们就窜到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
翻过来,叫它一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