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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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溜到站台上，果然那大沿帽没在门口，正在几十米外怒斥两个负重过多的小贩。他们几个装作在站台上散步
的旅客，踱着方步溜到车门口，鱼贯上车。
　　　　火车一开，几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没过多一会儿，就又提心吊胆起来。因为他们的钱不够买到北京
的火车票，几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先不买票，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等检票时再补，就说是刚刚上车。
　　　　火车快到郑州时开始查票，李明光建议往后撤：“万一要是没查到头，火车就到站了，咱们可以从车下绕到前面去。”
　　　　但外行难钻内行的空子，列车查票时选择的都是需运行近1　小时的大站间隙来进行的，他们几个很快发觉已经没有
退路了。罗江问：“咱们说是哪一站上的？”武少敏紧张得舌头都有点发硬，说：“我想咱们还是说实话吧，一撒谎我
的舌头就发硬”。
　　　　李明光几个终于被带到餐车里，他们正准备掏钱补票，却惊喜地发现，餐车里已经挤满了学生，看样子，都是没买
火车票的。一搭话，果然都是无票乘车，要去北京取经、干革命的大中学生。
　　　　众人听到李明光几位要补票，忙阻止说：“补票？人民火车人民坐，干革命坐车还要票，法不责众，看他能把咱们
这么多人怎么办？”
　　　　几十个学生挤在餐车里，感觉比在拥挤的车厢里舒坦多了，他们不由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
火力打黑帮……”。列车员、乘警们果然没敢找他们的麻烦。学生们安安稳稳到了郑州。
　　　　火车刚刚进站，细心的武少敏就发觉有些不对头，十几个带枪的警察一列纵队随着缓缓行进的列车疾行，后面近百
名青年工人，两列纵队紧随其后。火车停稳，这些人也停下来，刚好站在餐车车厢外面。
　　　　“不对头啊！”武少敏说，学生们都看出有点不妙，早有人探头到另一侧车窗外张望。好家伙，百十口子人，个个
手握铁锨、木棍，虎视眈眈。
　　　　“完了”，不知谁叹气说，“全没戏了”。
　　　　李明光强作镇定说：“同学们，别慌。咱们不就是无票乘车吗，又没杀人放火，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几十个学生都趴在窗口，朝外面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
　　　　不知谁对警察叫道：“警察叔叔辛苦了！”
　　　　终于，车厢外的青工们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民警官衣在身，不苟言笑，一言不发，分为两队守着两个
车门。
　　　　学生们喊道：“警察叔叔放心，我们不会逃跑的，我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工人们一听，觉得有理，学生们对郑州火车站构不成危险。站台上的工人有的开始坐下聊闲天了，铁道上的工人不
堪日晒，竟自散去。只有警察仍坚守岗位，把学生困在餐车里，而学生们谁也没想过逃跑，甚至不敢企图混到旅客中间，
他们宁肯扎在一堆，互相壮胆。
　　　　几分钟后，一位50多岁的领导模样的人在两名路警的陪同下来到餐车，请同学们下车谈一谈。一名中学生迎上前去
说：“要谈就在这儿谈，我们是死也不离寸地！”那位领导同志开始晓以大义，从国际形势讲起，到国内形势大好，铁
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最后落实到火车误点造成的严重后果。
　　　　正讲得兴起，一个学生插嘴说：“您是不是说一列火车误点会引起连锁反应？”
　　　　“是啊，列车运行是一个整体，局部要服从全局，个人要服从……”
　　　　“您说，一列火车误点一分钟，就会造成上万元的损失？”那学生打断领导的话头问。
　　　　“那当然了，所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以国家利益为重……”
　　　　“您说，我们几十个人的车票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多块钱吧？而且我们一再表示，到了北京，找到亲友一定补票。
可是您呢，尊敬的领导同志，一说就是滔滔不绝的几十分钟，您可知道，您已经浪费了国家几十万元人民币了？毛主席
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您，尊敬的领导，您明知故犯，以捡芝麻为借口，整篓地倒香油，我们——毛
主席的红卫兵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你……”
　　　　此时，他把“您”换成了“你”，并故意加重语气：“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不知是这套胡搅蛮缠生了效，还是话语中真的有哪一句击中了对方要害或敏感区，他只说了一句：“那好，你们自
己考虑吧”，便转身匆匆离去。
　　　　两分钟后，列车一声长鸣，缓缓起动，学生们带着胜利的微笑，朝往后退去的民警挥手致意。“再见！谢谢”的喊
声，随车远去。
　　　　李明光回忆说：“西安、郑州火车站两个回合下来。我悟出一个道理，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压住对方，让自己的私
货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对方敢怒而不敢言，乖乖放行。后来，我们到了北京，出站时，又用了这招。我们20几个人，
又加上一些四面八方来北京串连的学生，他们是在检票口碰了钉子返回来的，有100　多人。我们排成两路纵队，手举毛
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歌，大摇大摆地朝货运出站口走去。不仅没人敢问我们要票，连邮件车都停下来给我们让路，顺顺
当当地出了站，我们在广场上欢呼了一阵，便去各学校取经告状。”

我们要见毛主席

　　　　后来，各地学生又听说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
　　　　于是，一趟趟列车开始载着红卫兵从京广线、陇海线、京沪线。哈大线……向北京奔驰；一群群的红卫兵开始从那
些城市、乡村走出来向着北京眺望、靠拢。这些红色的点连成了线，连成了流，向京城汇集，最终将组成一个红色的世
界、红色的海洋。他们知道，在这个红色海洋的中心，最终将托起他们心中的太阳，那永不落的太阳！
　　　　首都在聚热，在膨胀……
　　　　到8　月15日，北京城已经云集了数十万名外地学生。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乃至王府井、西单等繁华街道，外地学
生随处可见。
　　　　大批来京上访的青年学生，最先都投宿于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处。他们四处活动，多方联络，以求得到对他们“造反”
行动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外地来京师生是一个把北京“造反”火种带到各地的最好的机会。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大造舆论，以便使外地来京师生回原单位后能起到带头造反的作用。8　月16日，中央文革
小组筹备举行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这天，北京工人体育场红旗飘扬，人声鼎沸，造反歌此起彼伏。“毛主席
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直冲云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
　　　　在讲话中，陈伯达高度评价了外地来京师生“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称赞他们大有希望。陈伯达说：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
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他还指出“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办代替。”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鼓励外地来
京师生学习北京的“造反”经验，然后回去“革命”。
　　　　整个体育场沸腾了，掌声冲天，欢声雷动，外地学生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喊哑了嗓子，他们幼稚的心灵发出真诚的
感谢与激动，因为他们终于从党中央听到了对自己行动的肯定。右派学生的帽子早已随着那浓重的福建口音飞到九霄云
外了，幼稚但不失聪明的大中学生们悟出了一个道理，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的分水岭或者说判断的标准不在于你
干了什么，而在于你的立场，在于你站在哪一条线上。
　　　　北大、清华是外地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他们大开眼界；排山倒海的批斗会令他们意气风发。看
看那些在台上低头弯腰，瑟瑟发抖的黑帮、当权派，有的学生难免要动侧隐之心，但是一想到就是这些可怜兮兮的人，
曾经是那么专横、一意孤行地压制群众，又那么阴险地把天真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用毕业分配威胁学生，就又觉
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现任华佳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文革”期间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黎钢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撤走工作组，那我们
真是危险了。扣你一顶右派学生的帽子，发到边远山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对工作组恨到家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中国又将多出多少右派分子啊。”
　　　　“文革”中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现已有两本著作的中年知识女性王佳说：“当时面临着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的下
场，面临着受批斗受凌辱，面临着永生永世不能摘掉帽子并株连九族。而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
有好下场’，把很多人救了，而他老人家这句话是很得人心的，我们能不替他玩儿命吗？”
　　　　从大字报中开了眼，在批判会上开了心之后，外地来京学生们又从北大、清华所在的海淀区跑到西安门国务院群众
接待站聚集。
　　　　他们说不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七嘴八舌地向接待人员诉说、反映本单位的领导如何压制“文化大革命”，
其急切的心态、语调，仿佛接待人员能直接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殊不知，不要说工作人员和他们一样，也是普
通老百姓，根本无缘进入中南海；更直接的，工作人员是从没出过远门的北京人，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们的南腔北
调理解能力甚差，压根就没听清学生们在说什么。
　　　　后来，学生们也认识到按常规办效率不佳，他们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声高叫：我们要见毛主席！
　　　　在工人体育场受到鼓舞的学生们，从16日傍晚开始，直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群众接待站发出“我们
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晚7　时，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8　月16日的神话能够再次出现。
　　　　神话没有再现，却传出了神话般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

第四章　中南海高层　毛泽东发大火
　　　　　　　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掀狂潮


　　　　1966年，8　月。
　　　　凝聚已久的红卫兵运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爆发出来的并不是滚烫的溶岩，而是比溶岩更炽热、更奔腾的一种
狂热的激流。这股激流在跳跃、升腾、分化、聚合的形态中急剧运动，沸水带来的热浪让中国大地的每一个人感到晕眩，
而它发出的涛声却更让人震惊。
　　　　这股汹涌澎湃的激流将众多的老三届们裹挟进来。
　　　　刘少奇：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1966年8　月回日。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966年7　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京召开。尽管全会尚未召开，但初稿已由陈伯达、王力
等人草拟好了。
　　　　据叶永烈对王力的采访，当时有3　件事使王力感到有些吃惊：
　　　　一是初稿送审传阅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的名字；
　　　　二是送审名单上，毛泽东后边即是林彪；
　　　　三是初稿上引用的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被勾掉了。
　　　　这些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可想而知会产生怎样的震动。敏感的人都预料到刘少奇将被批判，林彪将取而代
之——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是由此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所以，尽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齐，有的生病，有的在外
地考察，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个人的看法，匆匆忙忙的举行了这次会议，并由他亲自主持。
　　　　还在政治局的准备会上，毛泽东便给在座的人吹风，说这次全会有三件事要做。
　　　　陈毅在一旁小声嘀咕：“三件大事，三件大事，能扎实做好一件就不错了。”
　　　　他浓厚的四川方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向他瞟了一眼，继续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件是发表我那张大字报，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终归要出台，要
见天。第二件是《十六条》的通过。最后，是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敏锐的目光很快扫视了一下会场。
　　　　在座的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所说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意味着什么。
　　　　8　月1　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　人。江青不是中共中
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另外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带着红袖章的高校师生代表首次列席
了中央全会。造反狂女聂元梓也赫然在座。
　　　　全会原定5　天，主要议程是：（1　）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　）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
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3　）通过全会公报；（4　）履行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
　　　　8　月4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改变了原定的议程，会议开了12天。
　　　　毛泽东尖锐批评了刘少奇，指出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
　　　　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
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
实际上是路线问题，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
　　　　这次全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
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毛泽东还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