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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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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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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迷惘     周国平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三忠于”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顶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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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广西资源县     周国平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五岭逶迤腾细浪”,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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