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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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玩了一会儿纸牌。也许他们一直玩到牌都看不见了。弗恩？威廉姆斯先去睡了，其他人则讲起了故事。戈登？约翰逊说因为河水太冷，他们钓到的鳟鱼身体都是硬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晚才起来，喝了威士忌，钓了一小会儿鱼，收了帐篷，卷起睡袋，收拾好东西就往出走。他们开车来到一个电话亭前。是斯图亚特打的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听着。他给了警察他们的名字。他们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不觉得有什么可内疚的。他们说他们会等在那里，给来人更详细的路线和他们的证词。
他回到家里时我已经睡着了。听见厨房里的动静后我醒了过来。我见他拿着一听啤酒靠在冰箱上。他用粗壮的手臂抱着我，一双大手在我的背上上下抚摸。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等着，像是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我转过身，张开腿。完事后，我觉得他一直没睡。
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估计是去看看报上有些什么消息。
刚过八点，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见鬼去。”我听见他对着话筒喊道。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除了已经告诉警察的，我没什么好补充的了！”
他使劲摔下听筒。
“怎么回事？”我说
这时候，他告诉了我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事情。
我把摔碎的盘子和杯子扫起来后去了外面。斯图亚特仰面躺在草地上，报纸和啤酒罐都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放着。
“斯图亚特，我们开车出去转一圈吧？”我说。
他翻过身来。“带上几瓶啤酒。”他说。他站起来，经过我身边时用手碰了一下我的屁股。“等我一下，“他说。
我俩一声不吭地开车穿过镇子。他停在一个路边集市买了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叠报纸。在台阶最上面一级，一个穿着印花套装的胖妇人在递给一个小女孩一根香草棒糖。过了几分钟，我们越过爱弗森小溪，转进一个野餐区。溪水经过桥下，流向几百码外的一个水塘。我看见那儿有些人。他们在钓鱼。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我说，“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别惹我。”他说。
我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条凳上，他打开啤酒听。他说，“轻松点，克莱尔。”
“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说他们精神失常了。”
他说，“谁？”他说，“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杀了一个叫阿琳·哈伯莉的女孩，就在我长大的地方。他们割下她的头，把她扔进了克莱·爱鲁姆河。这事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子。”
“你要把我给*了。”他说。
我看着小溪。我就在里面，眼睛睁着，面朝下，瞪着溪底的苔藓，死了。
“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病，”他在回家的路上说。“你让我越来越上火。”
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说。
他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还是不停地看着后视镜。
他知道。
早晨，斯图亚特以为他在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我在闹钟响起前就醒了，躺在床边上，远离他多毛的腿，想着心事。
他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胡子，穿衣服，离家去上班。其间他向卧室里看了两次，干咳了几声，但我没睁眼。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落款处写的是“爱”。
我坐在早餐间喝咖啡，在纸条上留下了一圈咖啡。我看了眼报纸，把它在桌上翻过来翻过去，又拿近了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尸体已被认领，但它已被检查过了，把东西放进去、切开、秤重、量测，再把东西放回去，缝起来。
我拿着报纸，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我给理发店打了个订座电话。
我坐在烘干机下面，腿上放了本杂志，让米莉帮我做指甲。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我说。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米莉说。
“是被谋杀的。”我说。
“这是最糟糕的了。”米莉说。
“我们之间没那么熟，”我说，“但还是……”
“我们会把你打扮好的。”米莉说。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铺了个床，早晨我第一个起床。我烧上咖啡，他剃须时我去准备早饭。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光着的肩膀上搭着条浴巾，察看着。
“咖啡在这，”我说。“鸡蛋一会儿就好。”
我叫醒迪安，三人一起吃着早饭。只要斯图亚特一看我，我就问迪安要不要加牛奶，再来点面包等等。
“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斯图亚特开门时说道。
我说，“我今天不会在家。”
“好吧，”他说。“就这样。”
我仔细穿戴。我试了试一顶帽子，在镜子里照了照。我给迪安留了个条子。
宝贝，妈咪下午有事，会晚一点回来。你在家或后院里玩，等我们回来。
爱，妈咪
我看着“爱”这个字，在下面划了一道线。然后看着“后院”这个词。这个词这样写对吗？
我开车穿过农场，穿过燕麦地、甜菜园、苹果园和牛在吃草牧场。不久，一切都变了。农场越来越少，房子更像是些简陋的窝棚，耸立的树木取代了果园。然后就是山。右边很低的地方，纳切斯河时而闪入眼中。
一辆绿色的小卡车出现在我后面，它跟在我的后面开了好几英里。我不时地在不该减速时减速，希望他能超过去。然后开始加速，显然时机也不对。我紧握方向盘，把手指都握疼了。
在一段平坦无车的路上，他超车了，但他和我并排开了一会，是一个剃着平头，身着蓝色工装的男子，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他挥了挥手，摁了两下喇叭，超了过去。
我减了速，找到一个地方。我离开大路，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方河水的声音。这时我听见小卡车开了回来。
我锁上车门摇起车窗。
“你怎么了？”这个男人说。他敲了敲窗玻璃。“你没事吧？”他手臂靠在车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你没出什么事吧？怎么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我摇摇头。
“把车窗摇下来。”他摇摇头，看了眼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看我。“把窗子摇下来。”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打开门，”他说，好像没在听。“你会闷死在里面的。”
他看着我的胸脯，我的腿。我知道他正在干这个
“嗨，蜜糖，”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你而已。”
灵柩已经盖上，上面撒满花瓣。我刚在小教堂后排坐下，管风琴就奏响了。人们陆续进来，找好座位。有一个男孩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的短袖衫。一个门打开了，家庭成员结成一队走进教堂，进到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地方。大家坐下时传来了椅子的咯吱声。立刻，一个身着深色西服和蔼的金发男子站了起来，让我们低下头。他为我们，活着的，作了个祷告，做完这个后，他为逝者的灵魂做了祷告。
我跟着人群从灵柩旁慢慢走过。然后我来到前门的台阶上，走进了下午的光线里。一个下台阶时跛着腿的中年妇女走在我前面。她在人行道上四处看了看。“唉，他们抓到他了。”她说。“如果这也算是种安慰的话。他们今天早晨逮捕了他。我来之前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一个男孩。”
我们沿着炎热的人行道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车子。我伸手扶住一个停车计时器。光亮的引擎盖和光亮的挡泥板。我头晕目眩。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一人作的案，这些杀人犯。你很难弄清楚。”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妇人说。“她过去常来我这儿，我给她烤小甜饼，允许她在电视前面吃。”
回到家里，斯图亚特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我猛然觉得迪安出事了。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在哪儿？”
“外面。”我丈夫说。
他喝干了杯子站起来。他说，“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上衣的扣子，然后是我衬衫的钮扣。
“先做最要紧的。”他说。
他说了些别的。但我无需再听了。这么多的水在流，我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说，自己解开了扣子。“在迪安回来之前。快点。”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①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哑巴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没听说过。他过去叫哑巴，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叫哑巴。他是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短而粗壮的四肢。如果他咧开嘴笑，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他的嘴唇会向后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给了他一付狡诈的表情。在你说话时，他溜滑的眼睛会盯住你的嘴——如果你不说了，它们就停在你身上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确实不能说话。那是肯定的。
不管聋还是不聋，哑巴从1920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一个普通员工。这家瀑布木材公司坐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头里，哑巴一直是个清洁工。那么多年来，他的穿戴永远是一顶毡帽、咔叽布的工作衫，粗布的夹克衫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别的什么。他上衣口袋里总装着卫生纸，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厕所。看见上夜班的人下班后总往自己饭盒里放上一两卷卫生纸，你就知道哑巴的工作有多忙了。
尽管上的是白班，哑巴总带着个电筒。他还带着扳手、钳子、起子和绝缘胶布等工厂技工常带的东西。他们为此取笑哑巴，笑他的作派和他总是带着所有的东西。卡尔？罗易、特德？斯雷德和乔尼？韦特是取笑哑巴的人里面最为恶劣的。但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我觉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爸爸是个剃着平头的大块头，有着厚实的肩膀、双下巴和一个很大的肚子。哑巴总是盯着那个肚子看。他来到我父亲工作的锉工间，我爸用一个大金刚砂轮锉锯子时，他就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哑巴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
那是一栋临河而建、外面贴满焦油纸的房子，离镇子有五六英里的路。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场的尽头有个大石坑，那是州里在附近铺公路时挖的。当时挖了三个相当大的坑，多年下来，它们积满了水。渐渐地，三个水塘汇成了一个。
水塘很深。看上去很阴暗。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个矮小壮实的女人，有一双闪烁的小眼睛。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延森一起骑车子，我们停在哑巴家门口要水喝。
她打开门时，我告诉她说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我说，“他和——”我突然意识到了。“我是说，和你丈夫在一起上班。我们在骑车子，想要杯水喝。”
“等在这儿。”她说。
她回来时每只手里端着个装着水的锡杯子。我一口喝干了我的。
但她没再给我们水。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准备上车时，她来到前廊的边上。
“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
她咧开嘴笑了笑。相对她的嘴来说，她的牙太大了。
“我们走。”彼得说。我们就走了。
州里我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没有什么鲈鱼好钓。大多数的鱼是彩虹鳟，一些高山上的溪流里会有少量的红点鲑和玛红点鲑，在蓝湖和环石湖里有些银鱼。除了深秋时在一些活水河里会有回游的虹鳟和三文鱼外，大概就这些了。但你如果是个捕鱼的，这些就足够你忙活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只在照片上见到过鲈鱼。但我父亲在阿肯色和佐治亚州长大时见过很多的鲈鱼，哑巴是他的朋友，他对哑巴的鲈鱼寄以厚望。
鱼运到的那一天，我去了城里的游泳池游泳。因为爸爸要去帮哑巴一把，我记得我回到家后又出门去取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登罗吉的三个包裹箱。
我们上了哑巴的卡车，爸爸、哑巴和我。
原来这些箱子其实就是木桶，三个木桶被分别放在松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它们立在火车站后面的阴影里，我爸和哑巴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把一个箱子抬上车。
哑巴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镇子，同样小心地一直开到他家。经过院子时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到了水塘的跟前。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他让车灯开着，从座椅下取出一把锤子和卸轮胎用的铁橇，他俩然后把木板箱拖到水塘边上，并开始撬开第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的木桶包着粗麻布，盖子上面有些五分钱大小的洞洞。他们掀开盖子，哑巴用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看上去有上万条手指那么长的鲈鱼在游动。这是个最为奇特的景像，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都在那儿动着，就像火车运来了一个小型的海洋。
哑巴把桶移到水边并把它倒进水塘。他用手电照了照水塘。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能听见青蛙的叫声，但只要天一黑，在哪儿都能听见。
“让我来弄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他伸过手来，好像是要去拿哑巴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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