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a道德经分类释译 (孔正 王玉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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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在独裁主义盛行的年代，往往给事物打上“当然对”和“可恶罪”的绝对标纪。特别是在属于思想和政治界面上的所谓“主义”、“路线”，以及什么派、党、团等名目上，都被分成了无容置疑的上帝和邪恶两种。只要是被划定为“可恶罪”，便就一无所是；只要是钦定为“当然对”，便就一无所非。这种一味强调“这不容置疑是正确的”的论点造成了人们总有一种动辄就要敌我分明的倾向，而且两者“不共戴天”，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然而，当权力斗争的结局发生颠倒时，这种标纪又全然被颠倒了过来，原先的“可恶罪”就又成了纯粹的“当然对”，原先的“当然对”就又成了纯粹的“可恶罪”。
事情的可悲之处，也就在这里。因为实践证明，大多“可恶罪”或“当然对”，其中都曾或多或少的含有某种合理的成分，只是因权势者主观地把自己认可的道理无限地引伸向极端，而且不允许反证，以致于达到了荒谬绝纶的地步。然而，当权力颠倒后，新权势却又把原权势认可的理论中既便是合理的成分也当做了废物丢弃，甚至于反而被当做错误再来进行批判，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
这种现象，就象李敖在大陆文化之旅时所说：我喊毛主席万岁，是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但是，我不想，也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从而没能解决问题，但也只有那样深遂的思想才会发现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和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压迫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压迫而已。也只有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来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或者说是部分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以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或回避问题。
所以，只有在文明的社会、在文明的时代，才能抛弃那种仅凭权势就可任意划分“当然对”和“可恶罪”的一概而论的扣帽子作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在实事中求是，用实践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客观地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漫谈】歷史上，絕大多數種族滅絕的殘酷悲劇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加害者不把受害者當人看待，認為他們不算是人。希特勒殺猶太人、日本人殺中國人、教會殺異教徒…等等…不把他人當人看。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根本原因就是独裁者给事物打上了“当然对”和“可恶罪”的绝对标纪。
【漫谈】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一旦有了自己孤僻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它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只关心本国人民的疾苦，对于别的国家一概无动于衷。如果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战况一定十分残酷。反之，随着各国人民的日益接近，彼此逐渐相似，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国际公法也将愈加宽容。”
【漫谈】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科学的方法。这也是魏征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之意。华盛顿也说过类似的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 “一个国家若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
【漫谈】香港作家金庸说：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正邪、好恶难以判断，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注释】荒：荒野，荒远，荒茫。央；中央，中心。
一个人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念、行为，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众人所畏惧与阿附的这种社会成见与习俗，却往往只是草率地注重和认同了事物的表象、形名，而不是进行冷静、深入的究察而触及事物的实质啊！
范应元说：“慢与恶，逆乎于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慎其独也。尝观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伪学之荒，不明真道，故外为恭善之虚文，内为慢恶之实事也。谓众人之荒于外学，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兴叹也。”
【漫谈】1925年，《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漫谈】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学者称之为人的“准统计学感觉官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则倾向于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为“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旋向沉默，但是由于物极必反的原因，后来还是要旋回来，慢慢的，少数派会向多数派转化，劣势意见会变成优势意见，从而转向新一轮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说明，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却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的宣传，在大众中会产生“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人类的近亲猴子，也有这种群体的推波助滥现象。当猴王被新猴王打败后，猴群中大多数也就参加了墙倒众人推的行列。
【漫谈】无论是一种观念还是一个个人形象，一旦使民众有了深刻印象，且不论这种印象是否是其控制舆论用“假话说千遍就是真理”的权威灌输法使民众得到的，也不论其是否是用广告那重复断言的繁复骚扰法使民众得到的，甚至也不论其是否是用那些有意无意当“托”的榜样蒙骗法来使民众得到的，其被深刻印象的现实都会给它带来“名望”。而这种“名望”所涉及到的感情，无论是赞赏或是畏惧，同样都会产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这种流行的、无有对立面的意见、感情和信念，在群众中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社会中每个人，从高贵者到低贱者，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会受到这种绝对化形名意识的感染。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流行概念从来没产生过怀疑，更莫说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思考，最后甚至于连始作俑者都似乎被自己的妄言创意所陶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本身就是自己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只要看一看言论的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了。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很多人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人们无意识的大脑深层区域生根，而人们的行为动机也正是在这里形成的。此区域会麻痹人们的批判能力，使人们固化成见了这“名”，而忽视了这“名”所名的“实”，忘记了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形名的作者、忘记了这种说法的道理原因；并最终使人们对这“名”深信不移，基因编制的程序会促使人们下意识的把它当做了已得到证实的真理被接受了下来。除非人们又能听到、或又多次听到另一观点的说法，才可能对自己大脑内所形成的也许是错误或悖理的这种记忆联想成见有所动摇。孔子也早就对这种现象深有察觉，故而告诫人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柏拉图也因此而言道：群众常常生活在习惯和偏见中。
【漫谈】道德准则往往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日本作家池田大佐说：
怎样界定“正义”的内涵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却决不可忘记，所谓的正义，不可单凭个人切身的、主观的感情为主来决定，如果忽视这一点又歪曲之，则必然变得勉强。那些为了鼓吹战争而喧嚣一时的“正义”、“大义”，就是这种典型。战争当时，“活在悠久的大义之中”等口号，对战死礼赞有加，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那种高喊“永久的大义”的口号之下，强制要求年轻人以必死的决心去做什么“神风”等愚行。不只在战争中如此，在任何时代中也有“大义”之声呼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随时清醒地辨别其本质。
在当时我也不能例外，深受“大和民族神威”“军国少年”的时尚风气所蒙蔽，可是听到在中国大陆战线回到日本的长兄说：“日本太过份了，中国人实在可怜！”因而才对战争产生了怀疑的念头。虽然日本的军部曾宣传说：“这是创造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的民众从欧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是神圣的大义”“是为了家国与子民的生存”等等，但战争的本质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战争的大义与现实是多么乖离呢？
【漫谈】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佐理性的反省类似，网上也有篇我们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文章，令人思考。摘抄如下：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抗美援朝精神”。其中列举了黄继光和邱少云两个英雄故事，在这两个故事的前面，有一段对抗美援朝精神的说明：“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其中关于为了一种“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就“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说法令人难以接受，祖国尊严是不是必须用战争和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去捍卫本身就是个问题。此外，这种“尊严”也过于含糊，什么是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呢？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准确表述这种“尊严”，那场战争的真相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尊严无关，实际上只是一场为了意识形态的尊严进行的战争。就以后的历史来看，这场战争成为此后中国多重灾难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这是一场中国军队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而不是抗美援朝，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不是保家卫国，也不是帮助朝鲜人民打击侵略者，因为并不是美国军队侵略了朝鲜，而是中国军队帮助首先挑起战争的北朝鲜军队，打击前来维护半岛和平局势的联合国军队，联合国军队是在联合国多次警告北朝鲜军队退回到３８度线以北无效的情况下来到朝鲜半岛的。
那些战斗英雄，如果脱离场战争的背景来看，确实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人物，可是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作战英勇顽强的日军官兵，我们能够去敬仰他们吗？他们值得敬仰吗？战争的性质决定了英雄的性质，这场为了意识形态进行的战争，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没有正义的基础，它所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人永远都无法抚平的伤痕。
第三，这场战争给中国留下了巨额的外债，主要是消耗在朝鲜战场的军需物资，少部分是苏联对中国的经援，共计达５3亿元人民币，占1952年中国GDP679亿元的近９％，以现在中国的GDP总量来计算，９％就是１万亿元，如果现在中国面临１万亿的外债要归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而这笔外债的大部分就是在所谓的“三年灾害”之前和之中偿还的，可以说这还是引起三年饥谨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直接与西方国家为敌，遭到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一致地封锁、禁运。这一恶果一直到现在还在发生作用，西方对中国的敌意，便是在那时种下的祸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和经济禁运，收效甚微，前不久，中国政府又要求欧盟能够放开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又无功而返。另外，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为了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开始在经济政策上越来越左，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行为便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中国没有参加这场战争，而是从同一时间开始与西方搞好关系，结果又会怎样呢？什么是国格？什么是尊严？封闭起来搞内斗，把国家的经济搞垮，尔后忍饥挨饿难道是尊严？
第五，盲目的自大狂妄和对人的价值的极端忽视，使领导人错误地估计这场战争的意义。几十年来，由于误导宣传，把抗美援朝说成是最能使中国人自豪的、是打出了国威、给中国人争了气的一场战争。可为了争一口气，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伤亡70多万人，花了十年时间勒紧裤带还帐，饿死了上千万人，导致西方对中国长期的封锁、禁运，使中国失去了至少近三十年的发展机会，这样昂贵的代价哪里是“一口气”可以用来等价兑换的。何况，中国、苏联和朝鲜是以数十倍于对方的国土面积、资源和数倍于对方的人口的实力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仅百万志愿军就数倍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