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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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说啥呢？”
“我老是恶心。今天早上，我吐了一地。”
这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我看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睛中涌出，静静地从她的脸颊上流下，一滴接着一滴地落在菜叶子上和她的手上，她的手指甲染得鲜红鲜红的。
“我爹要是晓得了，非把阿罗给杀了不可。”她说着，轻轻地哭了起来，没有一丝抽泣声。
两个月以来，她就一直没来月经。这一点，她没有对阿罗说起过，不过，他却是这次生理故障的责任者或者罪人。一个月之前，当阿罗离开时，她还没有开始担心。
一下子，这些意外的和反常的眼泪震撼了我，比她忏悔的内容还更震撼了我。我真想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好好地安慰她一番。见她那么痛苦，我的心里更是痛苦万分。但是，她父亲踩着缝纫机发出的喀哒喀哒的响声，仿佛是一声声的召唤，把我拉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中。她的痛苦确实是很难用话语来安慰的。尽管我对两性之间的事情还很懵懵懂懂，几乎可说是漠然无知，我还是明白了，这两个月没有月经意味着什么。
我很快就被她的慌乱所传染，自己也跟着乱了方寸，背着她悄悄地掉了眼泪，就仿佛她怀上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就仿佛在巍峨的白果树下或者在小水潭清澈的水流中，跟她做爱的是我，而不是阿罗。我觉得自己大动了感情，我的心跟她贴得很近很近。我将会一辈子充当她的守护神，我甚至准备一辈子到死都打光棍，只要这样做能稍稍减轻她的忧虑。我甚至想到了要跟她结婚，只要法律允许的话，哪怕只是维持一种名义上的婚姻，只要能让她合法地、平平安安地生下我朋友的孩子。
我朝她的肚子瞥了一眼，她穿了一件手织的红颜色套头毛线衣，我只看到，从那里传出一阵阵有节奏的悸动，那是因痛苦而导致的呼吸困难和抽泣。当一个女人开始为没有了月经而哭泣时，你是没有办法劝慰住她的。我的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恐惧，我感到我的双腿掠过一阵颤动。
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说，忘了问她是不是打算在十八岁时做母亲。这一忘却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留住孩子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你说破大天都不存在。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山里的接生婆敢于违背法令，为一对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的孩子接生。而阿罗只能在七年之后才能跟小裁缝结婚，因为法令禁止在二十五岁之前结婚。我们的罗密欧和怀了孕的朱丽叶不但没有希望结婚，而且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偷偷地活着，躲避法令的惩罚和世人的耳目，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生活，并得到一个曾扮演过警察角色的礼拜五的帮助。这地方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土地，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控制之下，全中国的大地上都布下了天罗地网，谁要钻半点的空子都是痴心妄想。
当她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商量实施一次人工流产的种种可能性。我们背着她父亲反复地争论，寻找着最隐蔽、最有保证的办法，使得这对年轻人不仅避免一种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惩罚，而且避免丢脸面。英明的立法似乎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结婚之前，他们不能把他们的孩子生下来，而法令又禁止堕胎。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我朋友阿罗的先见之明。他真有福气，他委托给我一个保护神的使命，而忠心耿耿的我也不辱使命。我成功地说服了他的非法女人，让她不要求助于山里的药草师傅，怕他们不但会让她中毒，而且会揭发她。然后，我还劝阻了她，不让她从屋顶上往下跳，我说这样做纯粹是白痴行为，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不能把胎儿打下来，反而会落下个残疾，到头来，只能嫁给村里的那个瘸子。
第二天早上，像我们在头天晚上商量好的那样，我闪电一般地去了我们的县城荥经镇，以探测去医院妇产科做手术的可能性。
40．侦察妇产科
新浪读书
荥经镇，你们一定还记得，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镇，小得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全镇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在一个小山岭上，就在我们看过露天电影的那个中学的篮球场后面，坐落着小小医院的两栋房子。第一栋，专门用作门诊，位于山岭的脚下；它的大门口竖立着一幅毛主席的巨大画像，身穿军装，挥着巨手，仿佛正在向排队等候的病人们、还有又哭又叫的孩子们挥手致意。第二栋，高高地位于山岭顶上，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没有阳台，砖头的墙面上刷了石灰；它只用作住院治疗。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行走，以及在一个虱子乱爬的小旅店中一个整夜睁着眼睛的苦熬，在一个早上，我带着一种侦探才有的谨慎，钻进了医院的门诊楼。为了不知名知姓地混迹于看病的农民之中，我特地穿上了我那件旧了的羊皮短袄。我的双脚一旦踏入到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医疗领地中，我就感到不舒服，浑身冒汗。在一楼，在一条阴暗、潮湿、狭窄、充满微微令人恶心的地下室气味的走廊尽头，一些女人等着候诊，她们坐在两排靠墙而摆的长椅上；大多数女人都挺着大肚子，有些还在轻声地呻吟。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妇产科的字样，用红漆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惟一一道紧闭的诊室门上。几分钟之后，那道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很瘦的女病人走了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处方，于是，下一个候诊者便钻进了门。通过门缝，我勉强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医生的身影，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还没等我看个仔细，门就又关上了。
这道我根本无法走到跟前的门也太小心眼了，我不得不再等着它下一次打开。我需要看清楚这个妇产科大夫长得什么样。但是，当我转过脑袋时，坐在长椅上的女人们朝我投来了何等愤慨的目光啊！那些女人真正地愤怒了，我敢向你们起誓！
令她们惊诧不已的，是我的年龄，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本来应该男扮女装的，在我的衣服里塞上一个枕头，假扮成一个孕妇。因为，我这样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身穿一件羊皮短袄，站在呆满了女人们的走廊中，确实有一种擅入者的姿态，令人难堪。她们全都瞧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性反常的怪人，或者是一个窥视癖，故意跑到这里来偷窥女人们的秘密。
我的等待是多么漫长啊！那道门一直纹丝不动。我身上燥热了起来，我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为了确保我抄在羊皮上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不被洇湿，我脱下了皮袄。女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说开了，满脸神秘兮兮的样子。在这阴暗的走廊中，她们很像是一些肥胖的密谋者，在一种半暗不明的光线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简直可以说，她们是在酝酿着一次私刑。
“嘿！你这娃儿，在这里做啥子嘛？”一个凶狠的女人嗓音响了起来，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扭头一看：这是个短头发的女人，上身穿一件男式短上衣，下身穿一条长裤，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胸前佩戴着一枚红底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这是她思想觉悟的外在标志。尽管她已经有了身孕，挺了一个大肚子，她的脸上却依然长满了青春痘，疙疙瘩瘩的，流着脓水。说实话，我真为在她肚子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惋惜。
我决定装傻充愣，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刺激她一下。我继续直盯盯地瞧着她，直到她很愚蠢地重复她刚才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像是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把我的左手放到我的耳朵后，做出聋哑人似的动作。
“他的耳朵青肿青肿的。”一个坐着的女人说。
“要看耳朵，不在这里！”戴军帽的女人大声嚷道，仿佛是在对一个小聋子说话，“上楼去瞧，眼科！”
顿时，女人堆里像是砸了锅一样！她们叽叽喳喳地争论起来，不知道看耳朵到底应该去什么科，是去眼科，还是去五官科，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道门开了。这一次，我有时间把那位妇产科医生的脸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灰白头发，瘦瘦的脸，神色疲倦，嘴里叼了一根烟。
在这第一次认定之后，我做了一次长长的漫步，就是说，我漫无目的地在镇上惟一的那条街上溜达。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少次一直走到街尽头，穿过篮球场，再回到医院的门口。我一直不停地想着这个医生。他看起来比我父亲还年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我打听到，他每礼拜一和礼拜四在妇产科主持门诊，而其余的时间，他要轮流地负责外科、泌尿科和消化道内科的工作。他很可能认识我的父亲，至少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姓名，因为在成为阶级敌人之前，我父亲在我们省内算是赫赫有名的专家。我试图想象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想，在这个县医院中，在挂着“妇产科”招牌的诊室的门后，接待乡下姑娘小裁缝和他们的宝贝儿子。那将肯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灾难，比“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更糟糕！他们根本就不会容我有时间解释是谁把姑娘的肚子搞大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丢尽了脸面，一脚把我踢出门外，并永远不再见我的面。这一点很难理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当权者的迫害下受尽了苦难，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说，他们跟他们的迫害者是一样的严厉保守。那天中午，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饭。一进饭馆，我立即就后悔了，这一顿奢侈的午饭花费了我很多的钱财，但是，这是惟一一个可以跟陌生人呆在一起的地方。谁知道呢？兴许我会在那里遇上一个二流子，他对堕胎这一行的三十六计全都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个鲜辣椒炒鸡肉，还有一碗米饭，开始慢慢地吃。我的这顿饭，被我故意拖了很长时间，吃得比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头还慢。但是，随着盘中的鸡肉一点点地减少，我的希望也渐渐地开始飞走了。这镇上的二流子，看来比我还更贫穷、更吝啬，他们是从来不肯进饭馆门的。
41．想方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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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天时间里，我与妇产科的接触毫无结果。我终于可以与之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的惟一一个人，是县医院值夜班的看门人，一个曾当了三十年警察的人。因为跟两个姑娘睡了觉，一年之前他被清除出公安局。我一直在他值班的小屋里呆到半夜，我们一边下棋，一边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他求我把我们山区的漂亮女知青介绍给他，而我则大言不惭地冒充这方面的行家老手，但是，他却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肯给我那个“月经有了麻烦”的朋友以援手。
“不要对我说这些事，”他心怀恐惧地对我说，“万一医院领导发现我参与了这类事，就会给我一个死不悔改的惯犯罪名，而且毫不犹豫地让我直接二进宫了。”
到了第三天，将近中午时分，因为我确认已经无法敲开妇产科医生的门，便准备立即上路返回我的小山村，这时，突然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镇上的牧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当我们在篮球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那在风中飘逸的银色的长发实在让我们喜欢。即便当他穿着满是污泥点子的蓝大褂，绰着一把木头柄的大扫帚，在大街上扫地的时候，即便当所有人，甚至包括五岁的小孩，都会无端地打他，侮辱他，或者往他的身上吐唾沫的时候，他浑身上下仍然透着某种贵族气。整整二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禁止他行使他的宗教职能。
我每次想到他，都会回忆起别人对我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一天，红卫兵去抄他的家，发现在枕头底下藏着一本书，用一种外文写成，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哪一种外语。这情景跟瘸子那帮人围绕着《邦斯舅舅》看热闹的那场戏不无相似之处。红卫兵们只好把这本充公的书送到北京大学，才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拉丁语的《圣经》。这让牧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从此之后，他就被迫去扫大街，而且总是扫同一条街，无论刮风下雨，从早到晚，每天都得扫八个钟头。扫到后来，他几乎就成了街景一个活动的点缀。就一个堕胎的问题，去讨教一个牧师，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离奇的念头。我莫不是因这个小裁缝的缘故，正在昏头昏脑地走向迷途？随后，我突然十分惊奇地意识到，三天以来，我还一直没有看见这位扫大街的老人银白的头发，还有他机械一般的动作。
他上哪里去了呢？我急忙向卖香烟的小贩打听：牧师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他的强迫劳动。
“没有，”他回答我说，“那个可怜的人，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得的啥子病？”
“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从很远的大城市赶了回来。他们把他送进了县医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赶紧往医院跑。我不是慢悠悠地散步穿越小镇，而是飞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山岭顶上的住院楼时，我决定碰一碰我的运气，向垂死的牧师征求一个建议。
住院部楼内，混杂着一股药品的气味和没有打扫干净的公共厕所的臭气，还夹杂有烟雾和油烟，刺得我鼻子直发痒，喘不上气来。不知底细的人还会以为来到了一个战时的俘虏营：住院病人的病房同时还用作厨房。病人的床边，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