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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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白果树的叶子，”阿罗嗓音颤巍巍地对我说，“一棵挺拔的大树，巍然耸立在一条神秘的深谷中，在小裁缝他们村的东面。我们就在那里品尝了爱的禁果。站着做的那事，就靠在树干上。她还是个黄花姑娘，她的血流到了地上，流在这些树叶上。”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当我回过神来，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那棵树的形象，巍峨粗壮的树干，繁茂如盖的枝杈，还有那撒得遍地的叶子，于是，我问他：
“站着？”
“是的，就像马儿那样。也许是因为这样，她事后竟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疯狂，那么野蛮，笑声在深谷中传向远方，惊得鸟儿们全都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15．四眼的调动计划
新浪读书
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之后，《于絮尔·弥罗埃》又归还给了它名义上的主人，没有了眼镜的四眼。当时，我们还抱有幻想，盼望他能把他珍藏在神秘小皮箱中的书再借一些给我们，我们愿意出劳力作为交换，帮他干一些他力所不能及的累活。
但是，他却再也不愿意了。我们经常去他那里，给他带去好吃的，拍他的马屁，为他拉小提琴……他的那副新眼镜，他母亲给他寄来的，使他脱离了半瞎子状态，也标志着我
们种种幻想的破灭。
我们真后悔，悔不该把那本书还给他。“我们本来可以留着不还的，”阿罗经常这样唠叨，“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页一页地读给小裁缝听了。那一定会使她变得更精致，更有文化，我敢保证。”
可以相信，他那是在读了我抄写在羊皮袄上的小说段落之后，才产生了这一想法的。那些年里，我们俩经常互相交换着穿对方的衣服，结果，在一个休息天，阿罗穿上了我的羊皮袄，去他们的老地方，爱情之谷的白果树底下见他的小裁缝。“等我一字一句地给她读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对我讲述道，“她一把夺过皮袄，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了起来，我们只听见头顶上树叶的簌簌声，还有远处什么地方流淌着一条溪流。天气晴朗，天空一片碧蓝，湛蓝得如同在天堂中一般。她读完后，怔怔地张着嘴巴，一动也不动，把你那件羊皮袄紧紧地攥在手里，那样子活像是那些虔诚的信徒，把一件神圣的圣物恭恭敬敬地捧在手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老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巫师，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这个姑娘的头上；她变形了，成了一个梦幻人，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脚踏实地地回到了现实。最后，她把你那件要命的皮袄穿在了身上，她并没有觉得不合身，她对我说，她的皮肤接触到巴尔扎克的文字，会给她带来幸福和智慧……”小裁缝的反应更是刺激了我们，令我们更加后悔当初匆匆还书的草率。我们必须一直等到那年的夏天，才算盼来了一个新的机会。
那是一个礼拜天。四眼在他的屋里生了一堆火，在石头堆的炉架上放上了一只大锅，锅里盛上了水。当阿罗和我赶到时，我们对他的这番举动十分惊讶。
一开始，他并没有冲我们说话。他满脸倦容，煞是忧郁。当大锅里的水沸腾时，他怀着某种厌恶脱下身上的衣服，扔进了开水锅，并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它们戳到锅底。他被一阵白花花的蒸汽团团围住，不断地在开水中搅和着那些可怜的衣裳，水面上冒出了一个个黑色的泡泡，烟草的末末，一股恶臭的气味升腾起来。
“是不是在烫虱子？”我问他。
“是的，我从千丈崖上招来了很多很多虱子。”
那个悬崖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它离我们村很远，至少，得走上半天的路。
“你到那里去做啥子？”
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话。他又一件接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衬衫，他的汗衫，他的长裤，他的袜子，统统地扔进了开水锅。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满是一个个红红的大疱，他的皮肤被搔得通红通红，印满了指甲挠的抓痕。
“他妈的那山崖上的虱子，可真是吃得肥。它们居然还在我衣服的褶缝里产卵。”四眼冲我们抱怨道。
他到房间里换了一条短裤。在把脏短裤扔进开水里之前，先朝我们扬了一扬，说：“老天哪！在裤裆缝里，竟然有一大串一大串黑乎乎的虱卵，油亮油亮的就像是细细的小珠子。只要朝它们瞟一眼，我就从头到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阿罗和我并排坐在大锅前，不断地往火堆里添着干柴，与此同时，四眼用他那根长长的木棍，不时地在滚水中搅和着他的衣裳。慢慢地，他终于向我们泄露了他那一趟去千丈崖的秘密。
两个礼拜之前，他收到他母亲的一封信。那位昔日的女诗人，因为擅长在诗中抒发对云雾和雨露的歌吟，还有对初恋的羞涩回忆，而在全省赫赫有名。她在信中告诉儿子，她的一位老朋友，现在被任命为一份革命文学杂志的主编，尽管她的地位还不太稳定，但他还是答应她，要设法为她的儿子，我们的四眼，在编辑部中安排一个职位。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这是“走了后门”，他建议先发表一些由四眼采集的原汁原味的民歌，就是说，一些山里人唱的当地歌谣，十分朴素的，而且充满着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
自从接到这封信后，四眼就生活在一种白日梦中。他身上的一切全都变了。他生平第一次畅游在幸福的河流中。他拒绝出工参加农田劳动，而是怀着满腔的热忱，孤独一人投身于对山歌民谣的收集中。他确信自己能采集到很多的民歌，而凭靠着这一点，他仿佛看到，他母亲往日崇拜者的承诺已经实现了。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他却没有记录到值得发表在一份官方杂志上的哪怕一首民歌。
他写信给他母亲，流着失望的热泪告诉她他的失败，但是，就在他把信交给邮递员的那一刻，邮递员向他说起了一个住在千丈崖的老山民：他是一个老磨工，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但他会唱当地所有的山歌，一个真正的山歌好手，谁都比不过他。四眼撕碎了没有寄出的信，当场就上路进行新的寻找。
“老头子是一个可怜的酒鬼，”他对我们说，“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人。你们晓得他是拿啥子来下酒的吗？小石子！我以我妈妈的脑袋向你们起誓！他把小石子泡在盐水中，放到嘴里含着，在牙缝里滚动一阵，然后再吐到地上。他把这叫做‘盐汤拖玉珠’。他请我尝了尝，但我谢绝了。这还不算，他还十分敏感，疑心重得不得了。在这之后，他变得那么的不通情理，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表示愿意出啥样的价钱，他都不愿意给我唱哪怕一句山歌。我在他的旧磨坊里过了两天，希望能从他那里偷听几首山歌，我甚至还在他的床上睡了一夜，盖着他那床大概一百年都没有洗过的被子……”
我们很容易想象出那一幕情景：在那张蠕动着成百上千小虫子的床上，四眼睡觉时都在支棱着一只耳朵，总觉得老磨工做梦时会不小心唱出几句，生怕自己错过了那些真正的山歌。虱子从它们的巢穴中钻出来，在黑暗中向他发起大举进攻；它们一会儿吮吸他的鲜血，一会儿又在他那整夜都不摘下的滑溜溜的眼镜片上溜冰。每当老头子翻身、打嗝、咳嗽时，我们的四眼都要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打开他的微型手电，开始记录，那情景活像是一个间谍。然后，一切重新又变得很正常，老头子又开始打起了呼噜，呼噜声和着他那台水磨的转轮的节奏，通宵不息。
“我有个主意，”阿罗对他说，口气轻松自然，“不过，假如咱们从你那个老磨工的嘴里成功地挖出了民歌，你就得答应借我们看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行不行？”四眼并没有一下子回答。他那雾气蒙蒙的眼镜直直地对着在锅里翻滚着的黑乎乎的水，仿佛被一个个虱子的尸体迷住了，只见它们在水泡和烟草末中间不停地翻着跟斗，随着滚水上下翻动。
最后，他抬起眼睛，问阿罗道：
“你们打算怎么做？”
16．假扮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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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能看到我在1973年夏天这一天的打扮，看到我是怎样走在去千丈崖的路上的，你们就会相信我是活脱脱地从一张党代会正式代表的照片中，或者从一张“革命干部”的结婚照里跳了出来。我穿了一件带深灰色领子的海蓝色上衣，由我们的小裁缝亲手缝制的。它从任何一个细节上来说，都是对毛主席穿的那种中山装百分之百的模仿，从领子一直到口袋的式样，再到袖子全都是标准的，每个袖口上还点缀了三颗金黄色的小扣子，当我挥动胳膊时，扣子上似乎都在反射着金光。我的脑袋上，为了遮掩住我那乱糟糟的头发，免得露出孩
子气，我们的女服装师还给我扣上了一顶她父亲的旧鸭舌帽，草绿色的，跟军官帽的颜色一模一样。只不过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实在太小了些，最好还是换一顶大一号的。
至于阿罗，他扮演的角色是秘书，他穿了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那是头天晚上向一个当过兵又复员务农的村里人借的。在军装的前胸，还别着一枚火红的像章，上面是毛主席的金色头像，老人家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
由于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这个陌生而又冷僻的角落，我们差一点在一个竹林里走迷了路。竹笋到处从地面钻出来，彼此连生在一起，把我们围在中间，雨点在竹壳上闪闪发亮，整个竹林很阴暗，很潮湿，弥散着由看不见的野兽发出的一种气味，很难闻。时不时地，我们能听到清脆的哔哔剥剥的声音，那肯定是嫩竹正在拔节。据说，某些当年新生的嫩竹，生命力旺盛得出奇，能在一天的工夫，长高三十来厘米。
老歌手的磨坊，横跨在一条从高高的悬崖上飞流而下的溪流上，外表看来像是一堆废墟，它那些吱扭吱扭直响的巨大轮子，用白颜色的石头制成，中央有一道道的黑痕，在水中慢悠悠慢悠悠地转动着。
在楼下，地板摇摇晃晃地颤悠个不停。有些地方，透过那些破损漏缝的旧木板，我们能看到水在我们的脚底下、在大块的石头之间流动。水轮的嘎吱声，伴随着它们的回声，鸣响在我们的耳边。在磨坊的中央，呆着一个老人，正光着上身干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停住了手，不再继续往圆圆的石磨上倒粮食，转过头来静静地看着我们，目光中透着怀疑。我向他问了一声好，没有用方言四川话，而用的是普通话，完全就像电影中那样。“他说的是哪儿的话？”他问阿罗，神情十分迷惘。
“那是正式的官话，”阿罗回答他说，“是北京话。你听不懂吗？”
“北京，在哪里？”
这个问题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是，当我们明白到，他确实不晓得北京在哪里，我们便捧腹大笑起来。一瞬间里，我甚至有些羡慕他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
“北平，你是不是听说过北平？”阿罗问他。“北平吗？”老头子说，“当然听说过了：那是北方的大都城！”
“那个都城改了名称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的小老爹，”阿罗向他解释道，“我身边的这位同志，他说的就是北平的官话，他就是从你称作北平的地方来的。”
老人朝我投来一道充满敬意的目光。他打量着我身上的中山装，目不转睛地盯着袖子上那三粒小小的扣子。然后，他小心地用手指头尖碰了碰它们。
“那是做啥子用的，这些个小小的玩意儿？”他问我。
阿罗把他的问题翻译给我听。我便用我蹩脚的普通话回答说，我不晓得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我的翻译却向老磨工解释，说我说了，那是真正的革命干部的标志。
“这位从北平来的同志，”阿罗继续以他大骗子的冷静口气说道，“到我们地区来，是为了收集一些民歌，任何一个会唱民歌的老百姓，都有责任为他演唱。”
“那些山里人唱的玩意儿吗？”老人问他，说着朝我投来怀疑的一瞥，“那不是啥子民歌，那是一些小曲，一些老年间传下来的古老小曲，你晓得不？”
“这位同志想要听的，恰好就是那种小曲，带有原始味道和野蛮力量的歌词。”老磨工反复琢磨着这一明确的要求，同时瞧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很滑稽的黠笑。
“你当真想……”
“是的。”我回答他说。
“这位同志真的想让我为他唱那些傻乎乎的玩意儿吗？因为，你晓得，我们的那些小曲，那是很有名的，那是……”
他的话被刚刚来到的一些农民打断了，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了一个背篓。
我真的有些害怕；我的“翻译”也害怕起来。我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咱们是不是现在就溜？”但是，老人却朝我们转过身来，问阿罗：“他说啥子？”我感到脸上烧得慌，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匆匆地走向那些农民，仿佛是去帮他们卸下沉重的背篓。
新来的有六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