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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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读者感动。
盖道邻在牧斋赋此诗以前早有勤王之预备及举动，后因奉旨中道折回。观史氏遗集中崇祯十二年丁外艰以前淮抚任内诸家书可以证知，茲不备引。颇疑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塞，征诸镇入援，道邻唱义勤王，驰书约南中士大夫，牧斋遂于次年元旦感赋此诗。所以知者，十六年七月道邻始为南京兵部尚书（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故牧斋称之为淮抚，而不称之为大司马也。至史氏与云间诸绅书，不知何年所作，或即是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所言之“公启”，亦未可知。总之必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以前。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亦当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之时，答史大司马书则在确悉北京陷落以后所作耳。此皆详玩书中辞旨推得之结论。明史史可法本传所言道邻之勤王，乃其最后一次，与牧斋此诗无涉，恐读者淆混，因稍多引资料辩之如此。
又今检道邻遗文，不见约牧斋勤王之书，或因传写散佚，或因被忌删去，殊难决言，但寅恪则疑史氏未必有专函约牧斋。牧斋自注中史公之书，恐不过与侯氏书中所言之（公启）性质相类。此类公启牧斋当亦分得一纸，遂侈言专为彼而发，以自高其身价。若所推测不误，则牧斋此时欲乘机以知兵起用之心事，情见乎词，亦大可笑矣。
顾杲者，黄梨洲思旧录顾杲条云：
顾杲字子方，泾阳先生之孙。南都防乱揭，子方为首。阮大铖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时邹虎臣为掌院，与子方有姻连，故迟其驾帖。福王出走，遂已。后死难。
査继佐国寿录贰诸生顾杲传云：
顾杲字子方，南直无锡诸生也。工书法，多为诗古文，与吴门杨廷枢同社。逆监魏忠贤时，周顺昌坐罪见收，杲为檄攻魏，致激众，五人死义阊门。崇祯中，又为号忠揭，指国事逗留。触时忌不悔。
明诗综柒陸“顾杲”条附静志居诗话云：
崇祯戊寅南国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子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大铖饮恨刺骨，而东林复社之仇，在必报矣。”
寅恪案：子方乃东林党魁顾宪成之孙，其作攻魏檄、防乱揭及号忠檄等，尤足见其为人之激烈好名，斯固明季书生本色，不足异也。
又冒襄辑同人集肆载范景文“与冒辟疆书”三通，其第壹通略云：
不佞待罪留都，膺茲重寄，适当南北交讧，殚心竭虑，无能特效一筹，惟是侧席求贤，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昨承枉重（踵？），正为止生倡义勤王，与渔仲即商遗（遣？）发。明晨报谒，以订久要，惟门下倾吐抱膝之筹，俾不佞藉力高贤，救茲孔棘，真海内之光也。
寅恪案：质公之书当作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四月范氏任南京兵部尚书时（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或即辟疆于崇祯十二年初夏至金陵应乡试之际耶？（见影梅庵忆语“己卯夏，应试白门”之语。）“渔仲”即刘履丁之字，俟后论之。
“止生”即茅元仪之字。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之五云：“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终然足不僵。落得奴酋也干笑，中华有此白痴郞。”质公书中所言可与牧斋挽茅氏诗相证。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虽在道邻驰书约牧斋勤王之前，然亦可知江左南都诸书生名士如茅元仪顾杲辈皆先后有“勤王”之议也。故特附记于此，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耳。
其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灭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寅恪案：沈廷扬上疏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以水师攻清事，前已详引，茲不复述。至此诗结语所用韦执谊事，已见钱遵王注中，亦可不赘。但有可笑者，牧斋遗事略云：“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此条所记明南都倾覆，牧斋不从河东君之劝以死殉国，俟后详言之，茲暂不论。惟牧斋怯于濯足拂水流泉，为河东君所笑一节，若非世人伪造以嘲牧斋者，则钱公与韦相同是一丘之貉，又何必斤斤较量才思之有无哉？夫河东君惮于登山，前已详述，而牧斋怯于涉水更复如此，真可谓难夫难妇矣。一笑！
其五略云：
老态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猰貐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自注：“晤中流闻大冯君镇天津，殪酋子，禽一牛鹿。喜而志之。”）
寅恪案：有学集贰捌“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略云：
公名元飏，字尔赓。以兵部尚书元飙为其弟。海内称两冯君。初莅津门，厉兵振旅，犄角诸镇，斩馘献兵过当。上大喜，赐金币，荫一子锦衣。
南雷文定前集伍“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原注：“甲午。”）略云：
升天津兵备道，未几巡抚天津，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五年冬大兵复大入，公与诸镇犄角之。已又合宣大总督孙晋、督师范志元、山东巡抚王永吉之师，从密云趋墙于岭，邀其惰归。论功赐银币，荫一子锦衣卫。公讳元飏，字言仲，別号留仙。（可参初学集伍“留仙馆记”。）
明史贰伍柒冯元飙传附元飏传云：
（崇祯）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荫一子锦衣卫。
寅恪案：牧斋此诗及自注所述崇祯十五年冬尔赓任津抚时殪禽清酋一事，可与上引材料印证。但钱文“斩馘献兵过当”之“献”字，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所附校勘记未有校改。此时天津并无张献忠之兵，“献”字自不可通。疑是牧斋本作“虏兵”，后来避讳，以字形相近，遂改“虏”为“献”耳。至黄文之作“论功”及明史之作“叙军功”，皆含混言之，亦所以避清讳也。
其六略云：
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自注：“阳羡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千树梅花书万卷，君看松下有清风。
寅恪案：前论认“过钓台有感”七绝已及此诗，斯盖牧斋怨怼玉绳之不援引己身入相，遂作此矫饰恬退之语耳。检牧斋尺牍上“答周彝仲书”（寅恪案：周彝仲事迹未详。徐闇公钓璜堂集壹贰有“挽周彝仲”七律，其首句云：“昔到苕溪访翠微。”然则彝仲与湖州有关也。又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虞山后辈”条云：“常熟杨子常彝初以太仓张采张溥谒钱牧斋，时同社薄其文。已采登第，溥又出宜兴周相国，笼反因之通相国。”又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文社之阨”条关于应社节，杜登春社事本末“娄东又有杨＇彝＇顾＇麟士＇之学”节，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常熟县杨彝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贰贰“杨彝”条等，皆可供参考，而顾书尤为简要。茲以子常亦是虞山籍以通宜兴之人，故附记于此。）云：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记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圣意坚不可回，至于三四驳阻。其难其慎，则不肖生来本末与晚节末路，终不可抆拭录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见之确，而持之不遗余力矣。圣意即天意也，天可违乎？万一知己不谅天心，朝夕力请之元老，元老过听，而力请于圣上，以圣上之聪明天纵，始而厌，久而疑，以区区一人之进退，而开明良枘鑿之端，则我之营进者终成画饼，而所损于世道者不可言矣。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此时引身求去，进不能有补于时艰，退不能自全其晚节。人何以处我，而我何以自处，不当深长计之乎？为不肖今日之计，断断乎当一意求退，不当复为仕进之局。为知己之深者，代为不肖之计，惟有仰体圣心，俯察微尚，从长商榷，俾得优游田里，管领山林，则余生没齿，受惠无穷矣。
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捌拾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茲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贰肆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圆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贰“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章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至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正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杀，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敧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茲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彖“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捌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
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称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捌伍“书东都事略后”及有学集肆陸“跋东都事略”并同书叁壹“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殁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茲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柒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郞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案：“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案：张天如吴来之为策画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钱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绕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案：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鼐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伍柒“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伍王梦鼐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