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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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河东君此札推重卧子如此，而卧子不能与河东君结合之事势已如前论，当亦为然明所深知。然则卧子既难重合，象三又无足取，此时然明胸中必将陈谢两人之优劣同异互相比较，择一其他之人，取长略短，衡量斟酌，将此条件适合之候补者推荐于河东君。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犹足令人叹服！
由此言之，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撼；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牧斋此时之快意可以想见也。俟后论河东君过访半野堂时详论之。
复次，河东君此札中所谓“纤郞”果为谁耶？前引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已言其所谓女史纤郞当即王修微，茲请更详证之。春星堂诗集伍遗稿“西湖纪游”（寅恪案：据厉鹗湖船录和此文为“西湖曲自序”）云：“复于西泠绪（？）纤道人净室旁，营生圹。玄宰董宗伯题曰：此未来室也。陈眉公喜而记之。”检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柒“微道人生圹记”略云：“修微姓王，广陵人。生圹成，眉道人为之记。”故“纤道人”之为王修微绝无疑义。修微名微，复字修微，“纤”“微”二字同义，可以通用，“纤郞”当是修微曾以此为称也。（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牍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郞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征观堂先生之卓识也。）
茲成为问题者，河东君此札、林天素小引及然明西湖曲自序何以皆不称“修微”为“微道人”或“草衣道人”等别号，而称之为不经见之“纤郞”耶？牧斋列朝诗集闰肆选修微诗，朱竹垞彝尊明诗综玖捌妓女类亦选修微诗。朱氏所作修微小传云：“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皆不终。”竹垞所言必有依据，但牧斋则讳言其初归茅止生，又讳言其归许霞城而不终。初学集壹柒居诗集载“茅止生挽诗”七绝十首当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夏间，修微之脱离止生必更远在其前也。
西园老人（寅恪案：李延昰字期叔，号辰山，亦号放鹇道者。“西园老人”乃其又一别号也。）南吴旧话录壹捌谐谑类云：
许信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蘼芜近事，（原注：“蘼芜故姓杨，字蘼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晒之日：此易解，恐蛮府参军追及耳。（寅恪案：此条后附嘉定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有句云“有情有韵无蛮福”，其下原注：“修微尝谓余有一种死情。是日公实诉余，修微尝呼之为许蛮，故戏之。”）
寅恪案：修微之归许霞城虽不知在何年，然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牧斋作此语在崇祯十三年冬间，可知此时修微已早离茅元仪而归于许誉卿矣。前引南吴旧话录中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其序亦云：“与修微离合在缘，见之古律词曲，皆有题署。独七言绝句，多亵猥事，既嫁之后，遂杂入无题。不欲斥言其人，以避嫌也。”可知当时通例，名人适人之后，诗文中词旨过涉亲昵者往往加以删改，不欲显著其名，盖所以避免嫌疑，前引然明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七律一首即是其证。河东君此札、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及汪然明西湖曲自序皆称王修微为不经见之“纤郞”或“纤道人”，而不显著其姓氏及字号者，盖皆在修微适人以后之作，而辞旨所涉殊有避免嫌疑之必要也。
尺牍第贰陸通至贰玫通皆是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首夏至孟秋之间所作。河东君于此年春间在杭州与谢象三绝交发病，至嘉兴养疴，因住禾城逾月。其后移居吴江盛泽镇欲待然明之晤谈，当是以其地不便相晤，遂买棹至垂虹亭相候。而然明不果赴约，河东君以盛泽镇不可久留，急待与然明面谈，竟不俟其来访而先至杭州。岂知然明此时尚在徽州，于是不得已改往松江，入居横云山，然其病仍未痊癒。及闻然明已归杭州，乃函约其到横云山相晤。河东君于七月得然明复书，谓以家事不能往晤，故约其在秋末会于西湖也。至第叁拾通乃河东君到虞山以后所作，作此函时已在牧斋家中，河东君之身世于此始告一结束矣。由此观之，崇祯十三年首夏至孟秋间所作之尺牍实为河东君身世飘零、疾病缠绵、最困苦时间之作品，若能详悉考证其内容并分析其与然明之密切关系，则钱柳因缘之得如此成就，殊为事势情理之所必致者也。茲择此四通中有关者略诠释之于下。
第贰陸通云：
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昔人所谓欲将双屐、以了残缘，正弟之喻耳。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望之。
寅恪案：此通中“弟昨冒雨出山”之“山”，与第贰捌通中“弟子归故山也”之“故山”，实同指一地，即是吴江盛泽镇。至第贰捌通之“横山幽奇”、“甫入山后”及“山中最为丽瞩”，并第贰玖通之“及归山阁”之“山”，皆指松江之横云山。此三通中虽同用“山”字，实指两地，不可掺混也。
何以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指盛泽镇耶？第壹理由，因禾城中无山可言。至城外三十里之胥山，即朱竹垞所谓“嘉禾四望无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篑而已”者。（见光绪修嘉兴府志壹贰山川壹“胥山”条及朱彝尊暴书亭集陸捌“胥山题壁”。）河东君于第贰玖通中既言“抱疴禾城，已缠月纪”，“禾城”乃嘉兴之泛指，未有养疴于胥山之事，故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故居”之意。第贰理由，因第贰捌通云“弟子归故山也，本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至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日望凄凉，徒茲绵丽。所以未及遵剡棹，而行踪已在六桥烟水间矣”，此所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用周美成片玉词上兰陵王“柳”云“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之语。用咏柳之词以指己身，自极切当，但“月榭”“露桥”之“故山”若谓是指禾城外之胥山，必无“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之理，故知后者之“山”乃是一昔华丽今荒凉之处所，取以目河东君盛泽镇之故居，方与所言适合。此河东君所以急欲与然明面商他徙，不待来访而先躬往也。又有可注意者，河东君于宋人咏柳之词皆所熟诵，不仅秦少游金明池一阕而已，此殆因其寓姓为“柳”之故，非独以其身世与柳有关耶？
复次，河东君约与然明晤谈之地，疑是吴江之垂虹亭。观前第贰章及第叁章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张溥至垂虹亭易小舟访徐佛于盛泽镇，而佛已适人，遂携河东君至垂虹亭之事推之，则知当时风习，文士名姝往往以垂虹亭为集会之地，盖不仅景物足供赏玩，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非若往来盛泽镇必易小舟也。由此言之，河东君所谓“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者，乃前一夕由盛泽镇乘小舟至垂虹亭，翌晨复易大舟以待然明来访。“下舟”者，即下大舟之谓。“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者，乃留在垂虹亭旁大舟中再待然明一日，若尚不至，则又易小舟返盛泽镇也。据此札所言，河东君此时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及其焦急之心理，可以想见矣。
尺牍第贰柒通云：
得读手札，便同阿众，与弟感怀之语，大都若天涯芳草，何由与巴山之雨，一时倾倒也。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望之！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寅恪案：此通关键乃“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一节。陶隐居真诰，为集合杨义许谥即许长史诸人手迹而成之书，其中多涉及仙女如蕚绿华安妃等降临人间之事。河东君此通所指虽难确定，颇疑与第贰章所引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诗有关。牧斋此题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初，河东君此札作于同年夏间，所隔时日至少亦有三四月之久，故然明将牧斋此诗传致于河东君大有可能，至牧斋所见之河东君手迹亦是从然明处得来也。考晋书柒玖谢安传云：“寓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榰遁游处。”及同书捌拾王羲之传略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薖共修服食，遍游东中诸部，穷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时刘惔为丹阳令，（寅恪案：“令”字应依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改作“尹”字。）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云：“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真诰贰拾真冑世谱略云：“（许）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谥）之父也。与谢奕（安等）兄弟周旋。”又略云：“（许）薖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然则谢安石王逸少之在东山，其所与交游者为许询许薖，而非许谥即许长史，但长史之父仲先及兄远游，固尝与王谢胜流相往来。河东君或于此有所误记，因而掺混耶？若为误记掺混，则东山之谢安石恐非牧斋莫属，盖然明当时所能介绍于河东君之胜流，惟牧斋一人曾于崇祯元年戊辰会推阁臣，列名其中，虽因此革职回籍，然实取得候补宰相之资格。至其余如谢象三之流，资望甚浅，不足与谢安石相比也。职此之故，第贰章论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首，谓其诗乃钱柳因缘重要资料之一，实则亦是钱柳因缘材料之最先见于记载者。河东君此札可取以相证发也。
尺牍第贰捌通云：
（上段前已引。）已至湖湄，知先生尚滞故里。又以横山幽奇，不灭赤城，遂怀尚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示。山中最为丽瞩，除药炉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睹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寅恪案：此札“药炉”二字，杭州高氏藏本如此，今依以移录。瞿氏钞本“药”下缺一字，王胡本补作“铛”，自是可通，但杜牧之“题禅院”诗云：“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叁及孟棨本事诗高逸类），并东坡集柒“和子由”四首之二“送春”云：“鬓丝禅榻雨忘机。”及东坡后集肆“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河东君自与谢象三绝交发病后，意态消沉，借禅说以遣愁闷，因而多读佛经，如第贰伍通云“呗具宗极”，第贰柒通云“便同阿难国再见矣”，第贰玖通云“见遮须之尊，忘波旬之怖”及“今虽华鬘少除，而尼连未浴”等，皆用内典之文，可为例证。至“药炉禅榻”之语固出杜苏之诗，人所习知，不足为异。所可论者，河东君以其身世之关系，于“朝云诗”一类之作品本甚留意，况曾一度以“杨朝”为称，唐叔达为之赋“七夕行”，程孟阳为之赋“朝云诗八首”及“今夕行”，其于东坡是诗，尤所专注，此事理所必然也。（详见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河东君作此书时正值其浏览佛经及赏玩苏诗之际。其实东坡此诗之“药炉”本指烧炼丹汞之“药炉”，而非煎煮药物之“药炉”，观此诗七八两句“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证。盖“经卷药炉”指佛道之教义，“舞衫歌扇”指姬妾之生活，以今昔情境互异为对文。东坡此意河东君未尝不知，不过借用之，以写煎药疗病之景况耳，若必谓非作“药铛”不也。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熏染轻鄙宋诗之风习，第叁章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今观此札中“药炉禅榻”之语又得一证。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夫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韦等千子南英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
河东君至杭州访然明不遇，未能与商迁居之地，故遂自行决定由吴江之盛泽迁往松江之横云山。似此不俟然明之回杭而匆促作此移居之计者，其间必有不能久待之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略云：“春纳侧室薄氏。以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以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抵任所。）”可知崇祯十三年春卧子于其继母唐孺人服阕后即又纳妾薄氏，复北上选官，以常例推计，其得官南还及赴新任当不过数月间事。河东君自崇祯八年夏间脱离卧子，晚秋离去松江后，至崇祯十三年夏间作此札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