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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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时下各地出版的本地文化志不同，《广东九章》一书的编者在饱含着对广东文化的感情之余，很大程度上恪守着一种中立的、学理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书中，即是一种“文化的自省”。此书的第一章，命名为“潜伏的争议结”，收录了苏曼殊、鲁迅、胡适、陈寅恪、余秋雨、龙应台等人对广东的“另类解读”，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鲁迅的《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当潘光旦对广东人“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时，鲁迅却担心“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广东人的“奋发有为”，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近代史人物身上，在掘“第一桶金”的改革开放弄潮儿身上；但鲁迅的担心不只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即便在当下，也还有振聋发聩之义。小富即安的自足、习于坐地经商的狭隘、偏好眼前与当下的短视、重视短平快的弊病、忽视深度模式的隐忧，这些不正是鲁迅所焦虑的“懒人享福”！不过这些也正在改变，有一个例子为证：过去广东人读书，读到大学就可以了，保送研究生也不去，赶快找工揾食要紧；现在不一样了，广东人也爱读书，还爱把子孙送出洋去留学。这里面的忧虑意识，不也是广东文化自省的一种表现么？
无自信，不足以自立；无自省，不足以长久。《广东九章》一书为广东文化寻找了自信，也生发了自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可当作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部广东文化经典读物。我注意到，此书已被广东几所大学列为学生的乡土教育读本。事实上，它不仅能让读者“认识一个地方（广东），熟知一种人（广东人），品尝一种文化（广东文化）”，而且放眼开来，它也堪称当代中国与传统的一本“文化启示录”。
范若丁：晶体的广东文化形态
范若丁
我认为，广东文化形态呈晶体，是一个多面构造，正因为多面，所以才璀璨绚丽。
近日，由黄树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一书（下称《九章》），通过粤籍和非粤籍的经典大家们留下的文章，为我们描绘了这块伏卧在南海之滨的宝石般的晶体。
《九章》博洽群籍，纵考今古，从一代帝王赵佗的《报文帝书》，到现代女作家三毛因在广州买了把老茶壶而喜不自胜写出的《广东来的老茶壶》；从苏曼殊批评“广东人有天然媚外性质”的《呜呼广东人》，到孙中山赞扬“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的《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从钟敬文怨叹“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的《荔枝》，到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的《致陈垣信》，不管说好道坏，不论褒扬眨斥，不管是经典之论，抑或非议之论，批判之论，凡见性文字，悉数收入；并就其内容的侧重，将全书分为九章。海纳百川而大，大气磅礴，余韵悠扬，读后深感这是一部有气势有气度有气韵的好书。
无疑，编者希图这部书能为广东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历史审视与现实定位”提供参考，所以书中包罗各家之言，两千多年的广东文化史绵延其中。广东文化的发展同中原文化分不开，同海外文化也分不开。背依黄土地，面对蓝海洋，在南北文化之间，在黄蓝文化之间，广东人坚守、开拓与坚持着自己的精神诉求，创造了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古代，岭南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被中原人称之谓的“蛮荒之地”，但正是这些中原人，或因征伐或因战乱或因流徙的逐步南迁，逐步改变了“蛮荒之地”的面貌。这些南来的中原人，除戌边士卒外，大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士人及士族，也就是说他们带到岭南来的是中原较高层次的文明。地理之便，又使广东人最早走向海洋，最先吸取外国文化。人们说林则绪是站在广东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容闳是开创中国官费留学的人，只能是就近代而言，广东人早已成千累万地飘洋过海，并将国外的熏陶带回国内。广东文化是由多元素组成的，它的精义是开放、包容与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栉风沐雨，熔铁铄金，陶冶锤炼而成。但就广东人的性格、精神和价值观而言，也有排他和保守的一面。勿庸讳言，广东人中有先行革命，以身许国的孙中山、陆浩东，也有崇洋媚外者；有潘光旦看到的“奋发有为”者，也有鲁迅感觉到的“懒人享富”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足为奇。经典大家们各说各看的侧面，各谈各的感受，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厚非，也正是广东文化晶体形态多个菱面的反射。
所以，我说广东文化形态是晶体的。它不是扁平体，因为它不是简单而原始的；它不是正方体，因为它不是平稳而厚重的；它不是圆柱体，因为它不是浑然而粗笨的，风云际会，它成了一块悬挂在天地间的宝石。
经典大家们给广东文化唱了许多赞歌，也唱了许多讽喻之歌；说了广东人许多好话，也说了不少不太入耳的话，值得深思。广东人与广东文化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但过多地偏重于实用和尊崇世俗，影响了文化精神的提升与竞进。小获辄止，小功即骄，是开放与守旧进行长期拉锯战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誓要统一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他原本最信任的军事助手陈炯明却要实行联省自治，甘愿偏安一隅，反对北伐。开放改革以来，广东一些人乘风气之先，探身商海，但小富即安，终不能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一不种底气不足的浮躁，缺乏深沉与静气，难有大成。我想，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承认，不巧辩，不护短，才利于励精图治，开创新业。
《九章》里不乏岐见的经典大家们对广东文化的根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广东文化的根在哪里？在黄河文化。不论广东文化受了多少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黄河文化的基因仍然因因相袭，代代相传。这个脉络在《九章》中是清晰的，在许多广东人的脑子里是明确的。从任嚣、赵佗、马援们带领的将士拓边，一直到南北朝、宋末、明末为避战乱的北人南迁，绵绵道路上的足迹，都牵动着黄河文化的血脉。上世纪90年代，一次我到潮州出差，与一位当地领导闲谈，我问潮州人是从哪里来的，他笑说：“是从你们家乡河南来的。”我不太相信，他又说“不仅广府人、客家人是从中原来的，我们潮州人也是从中原来的，而且来得还要早。潮州人是在东晋时期由中原南迁的。”为了证实他的话，他说到如今潮州人还保留为死者“过黄河”的风俗。头七要为死者举办“过黄河”的仪式，不到黄河心不死，“过了黄河”才是魂归故乡！这位当地领导的话，令我砰然心动。
《九章》收辑这么多经典大家关于广东的作品和言论，实属不易。但不知为什么不将郁达夫收进去。郁达夫于1926年3月同郭沫若、王独清一起来到广东中山大学教书，郭沫若于当年6月即参加了北伐军，郁达夫一直授课至12月15日始离去。鲁迅在他离去一个月后到广州。这几位大家，郁达夫在广州居留时间最长，并且写了《劳生日记》、《广州事情》涉及广东风俗及政局的文章，不知为何不予收入。建议编者在该书再版时考虑收进。另一个建议是：可考虑编一部反映解放后五十余年广东发展变化的文集，作为《九章》的续篇，名《九歌》可乎？
2006年2月15日
编者简介
主编黄树森，1935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文学评论家。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作品》编辑组长、编委，《现代人报》副主辑，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副总主编、主编，编审。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联第六、七次文代会代表。著有《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等。其中，关于题材的四个基本规律论文，获广东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主编大型理论书链《叩问岭南》获1996年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提出了题材主客观论、新时期以来的岭南新文化是“吸吮了市场经济元阳所爆发的新文化相变，密集着现代文明因子新派生的新文化建构”、“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等理论，理论专著《手记·叩问》获2003年广东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广东省优秀图书奖。并于1978年，最早撰文否定〃文艺黑线论〃的理论。其后，首次引进白先勇的小说和香港新派武侠小说，1997年首次提出文艺评论的〃物化〃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
副主编刘卫国，男，1970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1988年至199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有著作《文人心灵的历史回声》（与人合著，第一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即将出版。
副主编周松芳，男，１９６９年生，湖南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为著名学者黄天骥教授。学位论文《刘基研究》被答辩主席、南京师大大特聘教授钟振振先生誉为他“近20年看过的一百多部博士论文中第一流的论文”。目前，该论文已高票入选广东优秀社科基金岭南博士文库，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研究岭南文化，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编辑出版《名家评说〈白门柳〉》，为《广东电视剧精品集成》（八卷本）特邀文字撰稿人。现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
副主编于爱成，笔名于今，1970年10月生于中国山东，副研究员，副编审，民俗学博士，文化学者。先后任职于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深圳特区报社、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狂欢季节》、《文学的文化阐释》、《从流行音乐看中国》（韩文版）等专著。荣获鲁迅文艺奖等多个奖项。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充满争议。不仅普罗大众意见纷纭，就是经典大家也看法各异。这些意见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争议结。
孙中山指出，“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苏曼殊却批评“广东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质”。潘光旦表示“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鲁迅却担心“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林语堂发现“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胡适却感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钟敬文却埋怨“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梁启超赞美“中国人中最具美质者，唯广东人为最”，陈公博却揭露“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利发财的空气”。
这些争议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似乎离今天又并不遥远。从“历史”中，我们似乎读到了“现在”。广东人确实是“奋发有为”的，广东在20世纪末打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小富即安”的心理满足、靠租赁度日的兴旺发达、遍布城乡的“二世祖”现象；习惯于坐地经商、血缘经商，疏离实业和团队的狭隘务实观念；偏好于眼前发展，鄙薄务虚和长远考虑的日常性短视思维，是否也潜伏着鲁迅所担心的“懒人享福”的危机？“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进入20世纪后，广东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适的感慨并非无的放矢。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代大儒陈寅恪曾经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但是，这一愿景似乎至今没有实现。广东能否担起这一期望？广东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学术文化？广东曾经得时代风气之先，但是，广东似乎又有点像“穿堂风”，这风最后都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