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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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图谍，访耆老，顾瞻山川，惄如有怀，乃黜丁氏、章氏，自莱公｛1｝以至澹庵｛2｝，凡十贤，为祠于西湖之上，使海邦兴起前闻，一朝皂白知所以劝，敬贤如师，疾恶如仇。侯所为，岂刀笔细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诸贤冠冕于此，俨然而威？自太守诸生以下，敬共登降，制币荐奠，如先圣先师。人有常言，“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礼，稽诸司，败岭海则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汉唐所及。虽施之奸回，容有伤惠。而贤者失路，靡不获全。祈天永命，万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经始于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谓予同馆，走书数千里至赣，属予记。予不敏，叙其凡。复为《迎送神辞》，使祀则歌之。辞曰：
　　飙风起兮云黄，万里兮故乡。桃茢兮祓不祥。何怀乎斯宇兮，惟独有此众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为质兮，三辰为光。保我有国兮，万年其昌。
　　（选自乾隆《广东通志·艺文》）
　　文化是要靠建设的。文化有时如雪泥鸿爪，稍有轻忽，则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贤祠，今日尚存。而这十贤之中，多数只是途经或短暂停留。但主政的官员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这相对于雷州来说稀有的资源，并把它无限放大（立祠的举措及其效果）。就像一个流行歌星，比如说“超女”过境，会激起无数的狂热，文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它能越千年而弥醇。湛江能成为广东一方重镇，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传统，当是其灵魂吧。
　　2005年10月，顺德发现文天祥后裔墓群。据考证，为避免灭族命运，文天祥长子景贵在新会崖山附近不知所终后，次子景宗举家迁往与世疏离的顺德马岗岛隐居。又新会崖山附近，新近也发现了文天祥的战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温文宁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风向标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渊源独具的人文传统，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广东在近代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风向标”，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积淀和思维惯性上，患着一种顽症：僵化而不鲜活，封闭而不开放，复古而不创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梦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些顽症又如同重重迷雾，笼罩了整个中国。当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进时，东方巨龙却在沉沉入睡。
　　在广东，由于“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因此，“广东言西学最早”（梁启超）。潮涌南海，风起广东，一场热带风暴从广东登陆，吹向中国内陆，它带来的狂风暴雨，驱散了重重迷雾。它带来的惊雷闪电，震醒了沉睡神州。
　　《时务报》、《知新报》、《岭学报》的创办，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万木草堂、广雅书院、岭东学堂的讲授，传播了新的知识。
　　广东人容闳，以“从娃娃抓起”的远见卓识，传导“中国要正视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浇灌中土”并“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理念，组织学童留美，但“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而正是这一批学童，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
　　当中国人还沉浸在中兴盛世的幻梦中时，广东人郑观应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国安民的自强之道。郑观应的大声疾呼，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当中国人还顽固地保守着“祖宗之法”时，广东人康有为却感受到了新的风气，他在家乡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一生的志业。维新变法的潮流也在广东酝酿。
　　文学的新潮流也在广东形成。广东人黄小配敢于为“发逆”洪秀全写演义，歌颂太平天国的崭新气象。广东人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以西学新名词冲击着古老的诗歌语法。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革命的序幕。
　　风云际会，广东成了时代潮流的“风向标”。文化启蒙的狂飙从广东刮向内陆，东方巨龙擦亮了眼睛。一部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展开了。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
　　（1912年5月7日）
　　·孙中山
　　孙中山　
（1866—1925），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之后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仆今日得贵校诸君开会欢迎，不胜欣谢！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推＇雅＇利士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蹶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吾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事革命者实七八时，而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学生，令人健羡，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除道，仆则披荆斩棘也，诸君则驾梁砌石者也。是诸君责任，尤重于仆也。肩责之道若何，无他，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成。是则仆所厚望于诸君者。
　　（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孙先生演说辞》）
　　博济医院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医师于1835年创办，原名仁济医院，后更名为博济医院，取博施济众之意。1866年又设立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西医学校。1886年，年届二十岁的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院，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博济医院历史中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济医院易名为“中山纪念博济医院”，1985年又易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03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
　　与中原等文化开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广东人才晚出。唐朝时张九龄以“后出词人之冠”的实力，独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与此同时，目不识丁的慧能，也凭着岭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独特智慧，领悟并开创中土佛学的新时代，为中华文化注入一脉清泉。
　　五百年后，余靖踵武前贤，后先辉映，赢得“道行则宋隆，道不行则唐败”的崇高声誉。嗣续，南方以南广州的崔与之，一代名臣，行事干练，直言直谏，而非博时誉，非干仕禄，数辞宋理宗宰相之诏，足堪风范千古，是典型的岭南求实传统的体现，或者崔与之的风范，正是岭南士人求真务实传统的重要来源。
　　晚清以来，岭南出现了一个人才高潮。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丁顿曾经对1910年京城里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单进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十八省所产生的人中，广东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万中出10。3人。而传统的中原地区，河南1000万人出7。1人，陕西出7。1人，山西出4。0人，直隶则为21。5人。当然，直隶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以北京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丽。以至于阿诺德·汤因比说：“在今天，远东社会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殊不知，在这些广东人之中，有许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广东的前贤。比如韩愈，比如苏轼，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许多广东之星，也正因为他们而升起。而许多广东之星，又在他乡的天空闪烁。不说政治与学术，就说电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至今还有多少人因瞻望而引颈。
　　忆冼星海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生于浙江桐乡县。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担任“左联”执行书记。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有《茅盾全集》传世。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