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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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远在天边，人事多有传奇。岭南许多旧日时尚，由于地理阻隔，未能广被远播；置诸今日，谁保不是时尚中的时尚？比如屈大均说，明清时期的广州女子，是如何地迷恋素馨花这种天然装饰。而这种时尚，在很早以前，在许多地方，都曾风靡过。比如说，西汉初期大臣陆贾来到广州，就像惊艳于羌族的“天仙妹妹”一样惊艳于头戴素馨花的南粤姑娘；明代中期大文豪杨慎，初到云南，也为以素馨为妆的滇中少女沉迷不已。比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状写广东一带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是传奇中的国色天香，花中之后，引爆了白先勇古典美学的现代审视，策划和改编成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四地轰动一时。再如，粤语民歌，向来不登大雅之堂；流行音乐之都香港，也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始有初步的气象。可曾几何时，内地半句粤语不懂的歌迷们，都在哼香港小调！如果大家知道招子庸的故事，就会相信，粤语歌曲的流行，数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已定调。当时招氏北上赶考，落第之后，一曲自创的俚俗的《点算好》，听得一众同病相怜者泪流满面。招子庸，就像今日的黄霑———子庸考进士，黄霑读博士，同为风雅之士，愿为流行就俗。而一曲《顶硬上》号子，启动着冼星海一生的天才迸发。
　　文化是一种传统。然而，大道见于日用，文化必须就俗。传统文化的流行，时尚的复活，正是文化的伟大功用。吾粤子弟，本与黄霑为后进，敢期子庸是前身，行动起来，发掘传统时尚，复活历史经典。
　　广东来的老茶壶
　　·三　毛
　　三毛，真名陈平。1943年3月26日生，浙江人。以浪漫神奇的沙漠故事感染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台湾著名女作家。著有《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等。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份，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选自《三毛散文全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
第八章　山水的映像志
　　山水之美，系乎文章。尤其在古代，人的出游半径很小，没有比较，文人的一支笔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自古名山僧占多，而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广东地处僻远，除罗浮山以道教圣地闻名，引起文人追捧，形成聚名效应；其他山水，往往等到广东文化相对发达以后，才渐有声名。这其中，除了发现，还有创造与建构。
　　历代名家对广东山水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他们以精炼优美的语言，概括每处风景的特征，至今使人想望而如置目前，激起人们对岭南风光的自赏情怀。
　　沈佺期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宫廷诗人，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他的《峡山赋》是对清远中宿峡、飞来峡一带风光的描述，也是较早对岭南风光有如此精美描述的成功之作。沈氏是六朝诗风、文风向初盛唐转变的重要人物。这篇赋也非常有时代特色。抒情小赋，亦诗亦文，骈骊色彩较重，读来朗朗上口。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一种文化表现。《燕喜亭记》以韩愈及其朋友弘中对连州燕喜亭的喜爱，影响及于当地士民，以为家乡山水甲于天下，正是文化之妙。今日山水名胜，多有以人文而胜。在山水旅游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处理山水与文化的关系，既是有司之事，也是每一个旅游者的文化素质的反映。
　　罗浮天下名山，古来记述颇多。屈大均文章，既述其历史、传说，又描其态势、云雾、洞天、泉瀑、古迹，间引史事、诗文，信笔拈来，渊雅从容，仿若罗浮之性情。
　　广州石门贪泉，是自然景观人文名胜的一个典范。贪否在人而不在泉，故西晋著名的清官吴隐之南下广州为太守时，饮后赋诗说：“石门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由于这个故事，以及吴隐之的风范，此后，贪泉故事及贪泉文化，渐成广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关于贪泉的文章，汗牛充栋。陈琏的《石门贪泉记》，以乡人身份为之，较诸传闻感慨之作，更入人心。屈大均则以为贪否系于法与人：法网疏则官吏贪；广东以贪泉著名，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广东的吏治历史，尤其“贪泉为吾粤大患，饮者自陆大夫始”，精警非常。附录《晋书·吴隐之传》则是为了说明“贪泉”故事的人文历史背景。这对今日的廉政文化建设，乃至人格砥砺，都有建设性的作用。
　　在这种山水的历史与文化影像中，我们今天如何附丽山水，增益广东山水的文化品格？这不是山的问题，不是水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岭南是禅的故乡，岭南山水，经过历史文化的观照，经过南粤儿女的附丽，相信会渐次抵达三种禅宗境界：首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花　城
　　·秦　牧
　　秦牧（1919—1992），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现代作家。尤以散文著称于文坛。
　　一年一度的广州年宵花市，素来脍炙人口。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往年的花市已经够盛大了，今年这个花海又涌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花木的生产增加了，今年春节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广州去年有累万的家庭妇女和街坊居民投入了生产和其他的劳动队伍。加上今年党和政府进一步安排群众的节日生活，花木供应空前多了，买花的人也空前多了，除原来的几个年宵花市之外，又开辟了新的花市。如果把几个花市的长度累加起来，“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虚传了。在花市开始以前，站在珠江岸上眺望那条浩浩荡荡、作为全省三十六条内河航道枢纽的珠江，但见在各式各样的楼船汽轮当中，还错杂着一艘艘载满鲜花盆栽的木船，它们来自顺德、高要、清远、四会等县，载来了南国初春的气息和农民群众的心意。“多好多美的花！”“今年花的品种可多啦！”江岸上的人们不禁啧啧称赏。广州有个文化公园，园里今年也布置了一个大规模的“迎春会”，花匠们用鲜艳的盆花堆砌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大花字，除了各种色彩缤纷的名花瓜果外，还陈列着一株花朵灼灼、树冠直径达一丈许的大桃树。这一切，都显示出今年广州的花市是不平常的。
　　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体验：碰到热闹和奇特的场面，心里面就像被一根鹅羽撩拨着似的，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总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形容出来。对于广州的年宵花市，我就常常有这样的冲动。虽然过去我已经描述过它们了，但是今年，徜徉在这个特别巨大的花海中，我又涌起这样的欲望了。
　　农历过年的各种风习，是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我们现在有些过年风俗，一直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的史迹中去。这一切，是和许多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巧匠绝技和群众的美学观念密切联系起来的。在中国的年节中，有的是要踏青的，有的是要划船的，有的是要赶会的……这和外国的什么点灯节、泼水节一样，都各各有它们的生活意义和诗情画意。过年的时候，一向我们各地的花样可多啦：贴春联、挂年画、耍狮子、玩龙灯、跑旱船、放花炮……人人穿上整洁衣服，头面一新，男人都理了发，妇女都修整了辫髻，大姑娘还扎上了花饰。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一顶新毡帽”的北方俗谚，多少描述了这种气氛。这难道只是欢乐欢乐，玩儿玩儿而已么？难道我们从这隆重的节日情调中不还可以领略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千百年来人们热烈向往美好未来的心境么？在旧时代苦难的日子里，自然劳动人民不是都能欢乐地过年，但是贫苦的农户，也要设法购张年画，贴对门联；年轻的闺女也总是要在辫梢扎朵绒花，在窗棂上贴张大红剪纸，这就更足以想见无论在怎样困苦中，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在新的时代，农历过年中那种深刻体现旧社会烙印的习俗被革除了，赌博、酗酒，向舞龙灯的人投掷燃烧的爆竹，千奇百怪的禁忌，这一类的事情没有了，那些耍猴子的凤阳人、跑江湖扎纸花的石门人，那些摇着串上铜钱的冬青树枝的乞丐，以及号称从五台山峨眉山下来化缘的行脚僧人不见了。而一些美好的习俗被发扬光大起来，一些古老的风习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现在我们也燃放爆竹，但是谁想到那和“驱傩”之类的迷信有什么牵连呢！现在我们也贴春联，但是有谁想到“岁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党劲冲天”，“跃马横刀，万众一心驱穷白；飞花点翠，六亿双手绣山河”之类的春联，和古代的用桃木符辟邪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呢！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里是充满青春的光辉了。
　　这正是我们热爱那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年节风习的原因。“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日子过去了，大地的花卉越种越美，人们怎能不热爱这个风光旖旎的南国花市，怎能不从这个盛大的花市享受着生活的温馨呢！
　　而南方的人们也真会安排，他们选择年宵逛花市这个节目作为过年生活里的一个高潮。太阳的热力是厉害的，在南方最热的海南岛上，有一些像菠萝蜜之类的果树，根部也可以伸出地面结出果子来；有一些树木，锯断了用来做木桩，插在地里却又能长出嫩芽。在这样的地带，就正像昔人咏月季花的诗所说的：“花谢花开无日了，春来春去不相关。”早在春节到来之前一个月，你在郊外已经可以到处见到树上挂着一串串鲜艳的花朵了。而在年宵花市中，经过花农和园艺师们的努力，更是人工夺了天工，四时的花卉，除了夏天的荷花石榴等不能见到外，其他各种各样的花几乎都出现了。牡丹、吊钟、水仙、大丽、梅花、菊花、山茶、墨冬……春秋冬三季的鲜花都挤在一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