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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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几乎都出现了。牡丹、吊钟、水仙、大丽、梅花、菊花、山茶、墨冬……春秋冬三季的鲜花都挤在一起啦！
　　广州今年最大的花市设在太平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三行”一带，花棚有点像马戏的看棚，一层一层衔接而上。那里各个公社、园艺场、植物园的旗帜飘扬，卖花的汉子们笑着高声报价。灯色花光，一片锦绣。我约略计算了一下花的种类，今年总在一百种上下。望着那一片花海，端详着那发着香气、轻轻颤动和舒展着叶芽和花瓣的植物中的珍品，你会禁不住赞叹，人们选择和布置这么一个场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真是匠心独运！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春来了！春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欣赏这些春天的使者。大伙不但欣赏花朵，还欣赏绿叶和鲜果。那像繁星似的金桔、四季桔、吉庆果之类的盆果，更是人们所欢迎的。但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黎明即散的市集中，又仿佛一切事物都和花发生了联系。鱼摊上的金鱼，使人想起了水中的鲜花；海产摊上的贝壳和珊瑚，使人想起了海中的鲜花；至于古玩架上那些宝蓝、均红、天青、粉采之类的瓷器和历代书画，又使人想起古代人们的巧手塑造出来的另一种永不凋谢的花朵了。
　　广州的花市上，吊钟、桃花、牡丹、水仙等是特别吸引人的花卉。尤其是这南方特有的吊钟，我觉得应该着重地提它一笔。这是一种先开花后发叶的多年生灌木。花蕾未开时被鳞状的厚壳包裹着，开花时鳞苞里就吊下了一个个粉红色的小钟状的花朵。通常一个鳞苞里有七八朵，也有个别多到十多朵的。听朝鲜的贵宾说，这种花在朝鲜也被认为珍品。牡丹被人誉为花王，但南国花市上的牡丹大抵光秃秃不见叶子，真是“卧丛无力含醉妆”。唯独这吊钟显示着异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里不仅能够开花，还能够发叶。这些小钟儿状的花朵，一簇簇迎风摇曳，使人就像听到了大地回春的铃铃铃的钟声。
　　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就正像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所获得的那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一样。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
　　在旧时代绵长的历史中，能够买花的只是少数的人，现在一个纺织女工从花市举一株桃花回家，一个钢铁工人买一盆金桔托在头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听着卖花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探询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
　　在这个花市里，也使人想到人类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牡丹本来是太行山的一种荒山小树，水仙本来是我国东南沼泽地带的一种野生植物，经过千百代人们的加工培养，竟使得它们变成了“国色天香”和“凌波仙子”！在野生状态时，菊花只能开着铜钱似的小花，鸡冠花更像是狗尾草似的，但是经过花农的悉心培养，人工的世代选择，它们竟变成这样丰腴艳丽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生活的真理不正是这样么！
　　在这个花市里，你也不禁会想到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这里有来自福建的水仙，来自山东的牡丹，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名花异卉，还有本源出自印度的大丽，出自法国的猩红玫瑰，出自马来亚的含笑，出自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各方的溪涧汇成了河流，各地劳动人民的创造汇成了灿烂的文明，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市集中不也让人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么！
　　你在这里也不能不惊叹群众审美的眼力。一盆花果，群众大抵能够一致指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在这种品评中，我们不也可以领略到好些美学的道理么！
　　总之，徜徉在这个花海中，常常使你思索起来，感受到许多寻常的道理中新鲜的涵义。十一年来我养成了一个癖好，年年都要到花市去挤一挤，这正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了。
　　我们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的幸福生活。因此，花市归来，像喝酒微醉似的，我拉拉扯扯写下这么一些话。让远地的人们也来分享我们的欢乐。
　　1961年2月，广州
　　（选自秦牧《长河浪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
　　管理学有“鲇鱼效应”一说，鱼贩在长途贩鱼时，都要在鱼器里放几尾鲇鱼。因为鲇鱼生猛鲜活，不时地搅动折腾，这样就使其他的鱼不至于“由昏睡入死灭”。
　　广东在中国，就很像这条鲇鱼。“生猛鲜活”正是广东的特征。生猛鲜活的广东不时给中国社会造成冲击和震撼，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1956年，吴有恒最早批评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卓炯最早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经济学界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说。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内地人往往将其理解为政策的优惠。其实，当时整个中国沿海都在开放，但只有广东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会。易中天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称广东为“社会主义第一小龙”。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电机。
　　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有着文化上的原因的。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广东人容国团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正是“广东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拼搏精神的话，比如“擒青”、“搞掂”、“顶硬上”、“不要讲耶稣”，甚至“搏晒老命”。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了。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
　　关注、总结这激活振兴中国社会的第一条鲇鱼，展示其历史，探究其未来，已经变得十分必要和急切。广东能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广东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也许我们会从有识之士的探讨中得到某些启示。
　　读城记·广州市
　　·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以及“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入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的人是很少的。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
　　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一、怪异的城市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半不会使你感到奇异陌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坚持自己狭隘的地方文化习惯，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被这些城市认同的。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的独特，衣着是那样的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因为语言不但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被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包围，他心里是不会自在的。幸亏只是“鸟语”，如果是“狼嚎”，那还得了。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