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 -[土]奥尔罕·帕慕克 著-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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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好像我父亲湿霉的旧书，宝库中的灰尘与布匹的气味渗入了他的头发。我全放纵了自己，拥抱他的伤口、他的刀痕与瘀肿，他像个孩子般呻吟，一步一步远离了死亡。然后我才明白，我甚至会更加依恋他。仿佛一艘阴郁的船只，胀饱了风帆逐渐加速，我们愈来愈急促地做爱，带着我们大胆地航向未知的海域。
黑对这些海域了若指掌，即使躺在濒死的病榻上，也能驾驭自得，从此我知道他过去曾多次往返这些海面，天晓得是与什么样低贱的女人。迷乱中我已分不清自己亲吻的手臂是我的还是他的，嘴里吸吮的是我自己的手指还是我整个的生命。陶醉于欢愉和伤口的楚中，他透过半闭的双眼，检视着前方未知的世界。偶尔，他会温柔地用双手捧起我的头，难以置信地凝视我的脸，一会儿仿佛在详一幅图画，一会儿又好像看着一个明格里亚娼妓。
达到欢愉的顶点时，他狂叫一声，像是在纪念波斯与图兰军队争战的寓言图画中，传奇的英雄被一剑斩成两截时的哀号。想到整条街的邻居都可能听见这声叫喊，我骇惧不已。然而就如同一位真的细密画师，在灵感高潮的刹那，一方面顺从安拉的引导握笔挥毫，一方面仍然能理智地控制整幅画面的形式与构图，黑即使在狂喜的顶端，也能继续从心中一角校正我们在茫茫大海中的位置。
“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们父亲的伤口抹药。”他喘着气说。
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接下来的二十六年里（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挚爱的丈夫黑心脏病发倒在井边猝逝），每个中午，当阳光从百叶窗间渗隙透入房里时，我们就做爱，并且最初年是伴着谢夫盖与奥尔罕的玩耍声，我们也总是称它为“给伤口抹药”。就因为这样，我嫉妒的儿子——我不希望粗暴而忧郁的父亲出于一时嫉妒，责打他们——才得以每晚继续与我同床共枕多年。所有明智的女人都知道，与其和一位被生命击垮的忧郁丈夫同床，还不如和自己的孩子相拥而眠，这要愉快舒适得多。
我们，孩子们和我，幸福快乐，但黑却快乐起来。最明显的原因，在于他肩膀和脖子上的伤口始终没能痊愈。我挚爱的丈夫从此“残废”，我听别人这么形容他。不过，除了外表受影响之外，这并不会使他的生活变得艰难。我甚至听过几个从远处看见他的女人形容他长得英俊。然而事实上，黑的右肩比左肩低，脖子始终怪异地倾斜到一边。我也听说过一些流言，大意是说：像我这种女人，只能嫁给一个她觉得比自己卑的丈夫；而且，就好像黑的伤是他郁郁寡欢的原因，同样地，这也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幸福秘诀。
然只是流言，但流言中也许也含有一丝真实的成分。除了遗憾和无奈自己无法在奴隶、女仆和侍从的簇拥下，骑着高挑的骏马，昂首阔步走过伊斯坦布尔的街道——艾斯特总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待遇——偶尔我也会期盼拥有一位勇敢而强壮的丈夫，期盼拥有能够抬头挺胸睥睨世界的丈夫。
无论真正原因为何黑始终沉浸于忧愁当中。由于知道他的悲伤丝毫无关乎他的肩膀，因我相信，必定是某个忧伤的邪灵占据了他灵魂的阴暗一角，使他情绪消沉，就算在我们共赴云雨的极乐刹那也挥之不去。为了平抚心中的邪灵，有时他会喝酒，有时凝视着书本中的插画，投身艺术鉴赏；有时他甚至会与细密画家们泡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追求漂亮男孩，流连忘返。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与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们聚在一起狂欢作乐，吟诗弄词，以各种双关、比喻或文字游戏自娱娱人。也有一阵子，他抛开一切全心投入工，在驼背的苏莱曼帕夏的行政部门替自己谋得一职，成为政府职员，负秘书工作。四年后，苏丹陛下逝世，继任的苏丹麦赫梅德对艺术毫无兴趣。从此以后，黑对绘画和装饰的热情从原本的公开颂扬，转为私底下的秘密追逐。有些时候，他会打开我父亲遗留的手抄本，带着罪恶感和伤感，望向一幅帖木儿之子时代绘制于赫拉特的图画——是的，席琳瞥见胡斯莱夫的肖像，一见钟情——对他而言，欣赏图画不像是参与一场至今宫廷内依风行的才华飨宴，而仿佛停驻于一个早已尘封在记忆中的甜美密。
苏丹陛下即位的第三年，英格兰国王送给了陛下一个神奇的时钟，上面装着一个风箱乐器。一个英国代表团费好几星期的辛劳，拼装起各式各样他们从英国带来的零件、机械、图案和小雕像，终于组好了这座巨大的时钟，将它竖立在皇室御花园一个面向金角湾的斜坡上。大批民众蜂拥围观，有的聚集在金角湾的斜坡上，有的乘着轻舟，带着震撼而敬畏的心情，众人争睹真人大小的雕像与装饰在巨钟的嘈杂音乐声中，互相牵引、移动；雕像们随着节奏自动翩翩起舞仿佛它们是活生生的真主造物，而非他仆人的创造。时钟报时的鸣声好像敲响一座大钟，远远传遍全伊斯坦布尔。
黑和艾斯特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告我，这座成为全伊斯坦布尔愚夫愚妇惊奇焦点的时钟，不出所料因为象征异教徒的力量，成为虔诚教徒和苏丹陛下的眼中钉。这样的闲言闲语很快地甚嚣尘上，直到一天半夜，苏丹艾哈迈德，苏丹麦赫梅德的继任统治者，得到安拉的启示，抓起长矛从后宫跑下御花园，把时钟和上面的雕像砸了个粉碎。告诉我们这个小道消息的人还说，苏丹陛下在熟睡中看见了我们的崇高先知沉浸于圣光里的神圣脸孔，这位真主的使徒警告陛下：如果苏丹陛下放任不管，让他的臣民尊崇模仿人类、意图取代安拉造物的图画或雕塑，那么他的帝国将会背离天的旨意。他们还补充说苏丹陛下抓起长矛的时候梦还没醒呢！苏丹陛下也向忠诚的历史学家口述了这一事件，内容约略如此。他找来书法家，赐予他们大笔黄金，编纂这本名为《历史精髓》的手抄本，不过没让任何细密画家给它画插画。
于是，一百年来，吸取了波斯地区传来的感滋养，在伊斯坦布尔绽放的绘画艺术，就这样如一朵灿烂的红玫瑰般凋萎了。究竟要依循赫拉特前辈大师还是法兰克大师的风格，这个导致细密画家们争论不休、疑难困惑的冲突，始终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因为绘画被彻底地遗弃了，画家们画得既不像东方也不像西方。细密画家们也没有因此而愤怒或鼓噪，反倒像认命屈服于疾病的老人，带着卑微的哀伤和顺从，慢慢接受了眼前的情势。过去，他们曾肃然追随赫拉特与大布里士的伟大画师，但如已不再梦想前辈的传奇作品；过去，他们曾对法兰克画师新奇的技法心生向往，在羡妒与仇恨中进退维谷，如今对它们却也不再好奇。就好像入夜后家家户户关起房门、城市陷入夜幕一样，绘画也已无人理会。人们无情地遗忘了，曾经，我们透过截然不同的眼光观看过世界。
我父亲的书，令人遗憾地，终究没有完成。被哈桑散落一地的已成的图画，后来送入了宝库。在那里，一位效率极高且一丝不苟的图书司，把它们和其他不相关的画坊插画混杂在一起，装订成册，于是它们便分散到好几本不同的书里。哈桑逃离伊斯坦布尔后，从此消失无踪，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谢夫盖和奥尔罕始终没有忘记，杀死卑鄙凶手的人，是他们的哈桑叔叔，而不是黑。
奥斯曼大师在失明两年后与世长辞，鹳鸟接替他当了画坊总监。同样敬畏我先父才华的蝴蝶，投注余生为地毯、布匹和帐篷绘制饰图案。画坊的年轻助理画师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谁也没有觉得放弃插画就是什么严重的损失，或许，是因为不曾有人看过自己的脸完美无瑕地呈现在画纸上的缘故。
我的一生，暗地里渴望有人能够为我画两幅画，这个心愿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
一、 我自己的肖像：但我明白，不管苏丹的细密画家多么努力，他们还是会失败，因为就算看见了我的美貌，很可惜地，他们仍然坚信一个女人的眼睛和嘴巴非得画得像中国美女那样，才是美丽。假使他们根据赫拉特前辈大师的手法，把我画成一位中国美女，也许那些认识我的人看了画像，能够从中国美女的容貌背后，辨别出我的脸。但后世的人，就算他们了解我其实不是凤眼，依旧分辨不出我的面孔到底是什么模样。如果今天，年华老去的我——我在孩子的陪伴下活到了老年——能有一张自己年轻时的肖像，该有多好！
二、 一幅幸福之画：诚如拉恩的诗人萨勒·那辛在他的诗中所描述的东西。我非常清楚这幅画应该怎么画。想像这个画面：一个母亲与她的两个孩子，她怀里抱着年纪较小的那个，微笑着给他喂奶，孩子开心地吸吮她饱胀的乳房，也回以微笑；哥哥略微嫉妒的眼神，与母亲四目交投。我想成为这幅画中的母亲。我想要画面上天空中的鸟儿，好像在飞翔，但同时又喜悦而永恒地悬在半空，正如赫拉特前辈大师的风格，让时间停止。我知道这不容易。
我的儿子奥尔罕，傻到用理智解释一切事物。多年来，他一直提醒我，一方面，能停止时间的赫拉特画师绝对画不出我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善于描绘母与子肖像的法兰克画师，则永远停不住时间。他说，我的幸福之画无论如何都画不出来。
也许他说得没错。事实上，我们并不在幸福的图画里寻找微笑，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寻觅快乐。细密画家们深知这一点，但这也正是他们描绘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用观看的喜悦取代生命的喜悦。
我把这个画不出来的故事告诉给了我的儿子奥尔罕，希望他或许能把它写下来。毫不犹豫，我把哈桑和黑寄给我的信都交给了他，以及我们在可怜的高雅先生身上发现的图画——墨迹晕散的马匹草图。奥尔罕总是十分急躁，脾气也不好，他过得并不快乐，也从来不怕冤枉他不喜欢的人。因此，如果在奥尔罕的叙述中，夸张了黑的散漫，加重了我们的生活困苦，把谢夫盖写得太坏，将我描绘得比实际还要美丽而严厉，请千万别相信他。因为，为了让故事好看并打动人心，没有任何谎言奥尔罕不敢说出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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