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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我们仨 樱桃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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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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