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记 作者: 侯永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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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6日公社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了偷盗化肥案里的王富力、王富岔等人。
1970年5月1日晚上，便由我在会上斗私批修。第二天，同志们对我进行帮助。林志说：〃永禄的斗私批修没有谈出思想深处的问题，他怯敌怕斗。他清理阶级队伍时不愿意整地主分子的材料，不愿挑重担，不愿搞专案，不能服从组织分配，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整天想的是个人利益。〃
春雷说：〃永禄是口头革命派，是党内投机分子，不革命！〃
文革说：〃他在学校教书，不愿意回大队当干部，不革命。寅生家的补划成分是富农，是他写的材料。他见别的户没有补划上，便想替寅生家翻案。他不斗争兴寿，又自私自利。〃
向阳说：〃他当五队的政治队长，却长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挑重担，不宣传政策。〃
东风说：〃他〃私〃字当头，要房租，占院基。〃
志农说：〃他两头抓工分（意指又记干部工分，又记社员工分），当干部太小心，出主意却出两个。说〃越学习越对现实不满〃。他说当会计会住〃二院〃：辛辛苦苦熬眼费心，累出病来要住医院；如果粗心大意，算不清账，运动一来，查出问题便要进法院。〃
专红说：〃永禄是修字号党员，是党内投机分子，不挑重担。〃
前进说：〃他私心重，斗争性不强，虽然拥护革命，但却没有信心。〃
先锋说：〃他拈轻怕重，不参加整党领导小组，不写材料，工作推责任。〃
红英说：〃他私心重，自留地上房土，烧干麦，不愿清队。〃
自力说：〃他坚持不下林场，以参加劳动为名，大抓工分。〃
整党学习班里不但有全体党员，还有贫下中农和共青团员。我大儿子胜天是共青团员，这次整党学习班从公社到大队，前后几十天，他从头参加到底。这天我斗私批修时，胜天也对我进行帮助。胜天在会上说：〃他去学校教书后，星期天一有工夫就往自己的自留地拉粪、拉水，不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8月10日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1973年4月19日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下，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1973年5月8日我把猪绑在架子车上，拉往收购站去卖。哪知道等猪排泄后用秤一称，才只有９５斤重，不够标准，只好又拉回去，再喂十来天，再去卖。
养一头猪很不容易，天天养，顿顿喂，养一年时间也长不到１００斤，而分下的红薯难保存，不等吃完就腐烂了，你若要卖，却成了投机倒把的黑市活动，只好让猪把红薯吃了，但人却缺粮吃，所以不等猪长大，就想把它卖掉。但收购站却要求猪的重量必须超过１００斤，若是饱食的猪，也不能过秤，还要等到猪拉了屎、尿以后才过秤。我第二次去卖猪，刚刚过下１００斤，谢天谢地，整整卖了４０元。我心里好像去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就轻松了，但有的人却随来就过秤，只有七八十斤重的猪，也收上了，其中的奥妙我想不明白！
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公社组织１０８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１９５４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２７亩地，并按地交了２０７斤种子和６３１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３０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6年5月21日早上，胜天来电话说：〃领导已把我上报的〃４个人转商品粮〃的申请批准了，现在就能转户口了，把您和我妈也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我赶紧说：〃莫忙，让我多想一想再决定。不过你们３人的户口就先转了吧，这个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兰反复商量，总认为：咱家现有六亩土地，咱才５６岁，距７０岁还有１４年哩。咱还不算老，还能做些农活，加上现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来越少。农业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从前农业社时期，逼着要你干活。再说转了商品粮户口，咱没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自己反而闲得没事干，每月还得花钱买口粮。况且城市居住地方较少，不如农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
1986年7月28日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９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坐位。
电视放映前的一两个小时，小娃们便守候在门口，为的是争占个好位置。有一次，凡定家的武军和专录家的义军竟然吵打起来了。为了让村里人看电视，全家人都得提前收工，提前吃饭。不等饭吃毕，看电视的人便来了。有时家里人在地里干活回来了，拉的车车也被正在看电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进不来了。有的老年人听说有好电视，怕没处坐，看不清，也就提前来。全巷几乎家家有人来看我家电视，甚至有时农活忙得实在脱不开身的时候，也硬挤时间来看，连村上管电视的侯俊德也爱来看。更有腿脚不便、拄着小凳的顺士哥、见光哥都来看。年过八十的要更哥也不嫌路黑，每晚必来。那些年轻小伙、妇女、姑娘、小学生、三岁娃，更是来个不停。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５０天，虽然黑地白日整得人晕昏头转向，丢盹打卦，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
1990年7月28日胜天对我说：〃局里给了我们局一中两个去大连疗养的名额，其中有我。趁我去大连路过北京，想让您和我妈也一同去见见北京的大世面，您看好吗？〃北京是人人向往的首都，谁不想去？只是没条件。我便说：〃好是好，只是车票太贵，咱没有那么多钱！〃胜天说：〃不要紧，我的车票花费能报销，您俩的费用就不用您管了。〃我便高兴地答应了。引玲得知后，也很高兴，并说要给我们出１５０元钱的路费。
1990年8月1日我们仨去游玩人民文化宫，门票是３分钱，去故宫的门票竟是３元钱。我心里咯噔一下，咋那么贵？前几天还是５角，咋一下子就涨了６倍？不去吧，来一次北京不容易，还是咬咬牙进去吧！里面有午门、太和门和保和殿，以及许许多多的这样宫那样宫，看也看不完，数也数不清。我们三人走到养心殿，发现有个珍宝馆，门票又是３元。我嫌太费钱，不愿去，而胜天认为里面全是稀世珍宝，是平常百姓一辈子也见不到的宝贝呀！我坚持不去，气得胜天说：〃您们不去，我去！〃说完便一人进去了。我和菊兰便在外面等候。好大一会儿工夫，胜天出来却说：〃门票我已经买好了，来北京就是看景的，您们真的再不去，就干脆明天回去吧！〃我和他妈实在无奈，只好进去看了看。里面的金银玉宝很多，我们认也认不得，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又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只觉得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封建帝王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证，激起我满腔愤恨！
2000年元旦节饭后闲谈中，争胜主张让咱家早一天安上电话。他认为父母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４个儿子都没在身边，如果有个电话，父母有了紧急事，便方便多了。争胜还把需要联系紧急事情的单位和个人的电话号码都登记起来，放在父母手边，等将来有了电话再使用。电话号码中包括：医院医生的，公安局的，食堂、饭店的，邮电局的，村委会的，送煤气的等等。
我认为安电话有许多坏处：花钱呀，麻烦呀，叫人呀，跑腿呀等等，坚决反对装电话。争胜说：〃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信息社会，你和我妈没有电话怎么能行呢？〃我就是不同意，说：〃即使要安电话，也要等咱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安。听说那时会便宜得多，要少花好多钱哩！〃
2000年元月17日胜天和秀春坐矿务局医院同事的小汽车，高高兴兴地回路井来，说要给家里安电话，而我却冷冰冰地说：〃咱不安。〃胜天笑着说：〃我早就听争胜说咱家要安电话，却怎么不安了呢？〃多亏他妈说：〃咋能不安，要安哩！〃胜天又说：〃我已把电话机和电线都拿回来了，咱现在不讨论安不安的问题，只商量怎么安的问题。〃他妈说：〃那就安。〃我说：〃听说咱中国快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那时进口物资便会大降价，省钱得多！〃胜天和秀春说：〃那指的是大批量的进口物资，咱国内的电话机和电线多的是，省不了钱的！电话机我已拿回来一个，我姐那里还有一个。电线我也拿回来四五卷，若不够，我再买，不要你花钱。〃说着，胜天立即取出４５０元现款，给了新录，要他找邮局立即安电话，越快越好。他把事情安排完毕之后，便同秀春匆匆坐上同事的小车回韩城了。
2000年元月20日新录先给了邮局３８０元钱的安装费。那时，路井城里基本没有人安装私人电话，也没有装什么光缆线。村民要安装电话，就要从路井街上的邮电局拉一条专线，直接通到家里。这段距离长达１５００多米，拉起线来难度比较大。
2000年元月23日新录叫来邮局的魏师来咱家安电话，魏师却说已交的３８０元安装费内不包括买电线的钱，并说化肥厂电杆上的线已满了，他只好把线接在公路西边加油站前的电杆上。魏师说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提出要另花钱雇电工上杆接线。新录便说：〃我就是电工，会上杆接线。〃西玲也跟着跑来跑去，取东取西，拉线支杆等，忙个不停，直到天乌黑，有云没月亮，还不能停工，吓得她妈急忙在后院磕头烧香，求菩萨保佑。晚上７点钟，才暂停了安装，总共用了５卷电话线！
2000年元月27日上午１１点，电话拨通了，我和菊兰十分高兴！我们若有个头疼脑热，缺盐少菜的事，要是能和西玲、新录打电话就好了。于是，我便让新录从家里往西玲家又拉了一条专线，把两家的电话串联起来，设置了密码。这样我们两家人就可以随时随地通电话了。
2000年元月28日晚上，我和菊兰把西安热工研究院争胜的电话叫通了，争胜特别高兴！随后我们又和韩城的胜天通了话，得知他下午２点钟要去西安参加全省煤炭系统优秀技术尖子的会议。下午５点，我又接到引玲的电话，说：〃江涛单位春节从２月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