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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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4）
在李渔客居生活最后的几年中，生活大体上还是如以前那样，分为携剧团四处作商业性演出和在家享受日常生活乐趣两个主要部分。当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多岁，但依然强健得令身边的年轻人妒忌。非但无需家人照料，甚至还能维持正常的性生活。这固然得益于多年来对养生学的爱好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时刻保持着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把人生看作是蜡烛在风中燃烧、或一滴水珠在太阳下蒸发的过程，深信只有穷尽一切可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虽说策划畅销书、打秋风、走后门、搞色情演出这些事那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往日那种激情与热衷之心似乎已在逐渐消失中。怎么说呢？也许，让一个仕途厌倦者向往山林也许并不太难，但让一个在天空行走的人回到地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现在是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残冬，朔风凄紧，江冻岸裂，从昨日黄昏起所下的一场雪覆盖了芥子园后面的钟山。南京城里雪深及膝，行人稀少，天地一片笼统，仿佛就像一位以通俗机警闻名的唐代诗人张打油诗中曾吟咏过的那样。为筹谋新作《一家言》刻资，再度远游燕晋等地归来的李渔，甚至来不及掸去肩头的霜雪，就迫不及待坐进书房的暖椅，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旅途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尽。说起来，这把“前后置门，两傍镶板”的椅子也是他的那些巧夺天工的发明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尤为出色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从外观上看，这玩艺有点像是现代风格的老板桌，而且还具有神奇的节能功能。根据他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不无夸张的记录，每天只需花费一点点燃料，“便可享永日之温”。“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屉）于脚栅之下……抽替以板为之，底嵌薄砖，四周镶铜。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自朝至暮，止用小炭四块”。“只此一物，御尽奇寒”。
当然，此椅之妙处应该还远不在于此，从形式和结构上来看，可以说它已经充分体现出现代家俱一物多用的风格与特征。这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史上无疑是具有先锋意义的。比如它倦可假寐。饥可就餐。炭边置香，可替香炉。桌面凿孔置砚，可免呵冻之苦。而衣服受潮又可作熏笼。更有意思的是它在需要时甚至还能替代轿舆的功能：“游山访友，何须另觅肩舆？ 只须加以杠柱，覆以衣顶，则冲寒冒雨，体有余温。子猷之舟可弃也，浩然之驴可废电”。说真的，如此的精巧，实用，尽善尽美，且造价又颇低廉，如果能够批量生产，其所获想必要远远超过他为赚钱而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书。然而叫人遗憾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商品社会，因此他只能将此椅搁在书房窗下自我欣赏，而无法让它在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商场里卖疯卖火。一想到这一点，真叫人不由得为之感慨系之。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对皓首穷经、谋生计拙的中国传统文人命运生涯的反动，这把神奇的椅子现在至少已经从物质世界进入到精神世界，并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留下了应有的位置，这一点应该完全可以肯定。
李渔离开南京的准确日期是公元一七七七年正月刚过不久的一个灰朦朦的早晨。当时的原因一是两个儿子都在浙江读书，平日生活上相互照顾不便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已都到了科试的年龄，迫切需要他前去辅导、指点，包括走走门路和通通关节。二是作为他衣食父母的那些达官当道有的已调离南京，剩下的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慷慨。再者就是传统意义上对老死他乡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担忧与恐惧。总之，在经历了痛苦和不无沮丧的反复权衡考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家乡杭州，选择政府特批的毗邻吴山的一块廉值空地作为晚年的定居之所，从表面上看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内心深处，让湖光潋滟、山色空朦的西湖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应该是比较切合当事人心理的一种揣测。
客船依然停靠在我们前面看到过的秦淮河南岸的码头，不过时间已是风风雨雨的十六年之后。江边乍放的早梅与他的白发相映成趣，凛冽寒风吹动他手中刚写就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根据信中所述，为了支付搬家费用以及在杭州安置新居的庞大开支，他先后卖掉了在南京的别业，书板、古玩、字画，甚至妻妾头上的钗簪以及女儿一对心爱的玉镯。当然还有陕西巡抚贾胶侯前几年送的那件珍贵的狐裘大衣，以及耗费巨大的新推出的《芥子园画谱》的全部版权。包括多年来一直停泊在图纸上的那条私人游艇，也仍然只能让它继续停泊在那里。尽管如此，在船主老王父子眼里看来，至少这老头一点也不像是个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乐哈哈的没个主人相，而且还有点老不正经。就算不论身边围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侍妾，仅从一路上饮黄酒，读《离骚》，与僮仆闲聊打趣，甚至还起劲地学唱有色情隐喻的民间俚曲这些行为来看，就让人不免有大开眼界之感。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按自己的愿望生活、渡过整个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一生中，李渔坚持认为：“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而他在南京十数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说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生动注释与实践。现在杭州犹如一个旧日之梦已经遥遥在望，他想必将在那里继续坚持这种实践。写作。读书。幻想。交游。爱好旅行。操持家务。从艺术到生活，然后再从生活到艺术，给后人留下一大堆奇思慧心，稀奇古怪的著作，同时也使他自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情趣和生活能力的作家之一。古运河的流水在甲板下静静地流逝，由于晨雾刚散，河面此刻显得相当的开阔，一派“潮开两岸失，风正一帆悬”的博大的唐诗意境。刚刚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边的农舍，桑林和干草垛上仿佛一匹金黄的缎子在微微晃动，这是近几天来难得见到的好天气，李渔这时也已经由舱内慢慢来到了船头，望着头顶的天空，和扑人眼帘的故乡山水，脸上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宁静，世俗的笑容。而我在远处静静看着他，情动于中，感慨万千。“锚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中”——我想我终于说出了我在文章里一直想要说的这句话。
2000年1月为纪念李渔逝世320周年
和中国作家集体下海8周年而作
第三部分余怀出游（1）
背景
一个由丝绸、瓷器、太监、指南针、火药与房中术构造的春天突然毁于一场风雨。一架显赫、威严的国家机器顷刻间如出土的陶皿一样碎裂。一团燃烧的明亮庞大的火焰无声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着党社倾轧、宫庭内讧、权力争斗的重彩浓墨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奇峰叠起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由于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来得那样迅疾而不可思议，象一场突然的雪崩或猝不及防的地震，以至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绅以及知识精英阶层都来不及从富国强兵的虚拟神话中抬起头来，向他们血肉相依的祖国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来不及为它唱一阙挽歌或洒上几滴沧桑而悲痛的泪水。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是的，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国的政治舞台在历经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铁骑践踏的悲惨一幕后，终于丝竹鼓钹交响、宣告新剧上演。到处是饥民、车马和挈家鼠徙的逃难者的队伍。东长安街两旁的裁缝因一年中反复改制上朝的吉服从而发了大财。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阶上挤满悲喜交集、诚惶诚恐的新官旧僚，和颂赞的诗篇。而天安门城楼绣有狰狞青龙的那面旗帜已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最醒目、骄矜的标志。阉党。复社。袁督师。七大恨。闯军义帜。蓟辽血战。将军冲冠一怒。而皇帝泪流满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书板背后的江山。这些仿佛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曾作为现实的血淋淋的触角，现在却静静沉淀在被剪去头发的记忆的深处——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没有人再试图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箭矢与斧钺。是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以死节去祭奠那个鄙夷知识、践踏文明的昏庸的王朝。即便是在被誉为反清复明大本营的苏州一带，据清末发现的无名氏《吴城日记》记载，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军入阊门，三天后就出现“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的踊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塑建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公在掌握发辫的拆编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是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名妓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当年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宛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红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的某种衍生物，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征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异族入侵，朝代更替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依旧处江湖之远。当时代开始以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速度与方式从容运转，人民安居乐业。商贾熙去攘来。新老儒生继续埋首故纸堆中克己复礼，为三年一度如期举行的会试而努力奋斗，而知识精英、党社魁首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失落——在生命取向与民族节气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也终于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脸上的道义的面纱，先后走上与新政府坦诚合作的政治不归路，其中甚至包括象黄宗羲、傅青主这样曾经以抗清领袖著称的知名人物也深明大势已去，逐渐放弃了抵抗。“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且老死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汪钝翁这样尖刻的论调当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解嘲——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担任刑部郎中一事略加开脱。但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作一清点或鸟瞰，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完全基于当时的事实——的确相当残酷——然而不容回避。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历史课本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满纸犹如平型关或台儿庄那样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民族英雄。
人物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上述汪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根据与他全家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位置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已经很大，手边的一个现成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象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