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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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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年3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
  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到我这屋,我要很好地帮助他。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二百人,原来计划枪毙202个人。把202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关系。”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敬服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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