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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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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子,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80%。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哎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送我们到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九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五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三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这可谓指导的好,办事办的也好。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月24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八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这8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这8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迸除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谈着玩着。韩科长也参加进来,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这样随随便便,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
  下午3点,到了沈阳南站,下火车上汽车,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这样轻松的出门,在过去也是很少的。汽车往北行驶,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进了一个院子,有大门,小门──明白了,还是看守所!

  沈阳寄押new

  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摊,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四个人,右边第二个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四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盗窃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
  他说:“不想走。”又说,“那一天,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我一寻思,不走不走吧,我没到机场,就留下了。”
  问他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他说:“没有。”既不走,又无任务,这不单等着送死吗?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算了,将来就会明白的。
  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职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谈旧人旧事,形成了高潮。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到这万无禁忌畅所欲言。有一些人,如卢广续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人家都走对了路,自己还在这关押,心中颇不是味,自惭形秽。
  我想,到这就能释放吗?干什么去呢?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最后这样结论:不用想,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切都有了。现在要办点货,充实一下,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那不是贻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个黄鹤②,年龄不大,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我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没听说有个黄鹤。也许一九四八年以后去的?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老黄!傅作义那儿你呆过?”
  “呵,呵……”
  “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二处处长史弘、三处处长任兆同、副官处长黄记五,他们在北京没有?”
  “我在外边,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就不能工作。胡说八道,冒充!再说,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后嫌官大,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有意思。这内中有文章,有奥妙。
  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上面有社会关系,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我们一看,这是释放前填的一张表,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人员说,在台湾的关系,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听,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填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填完了这张表,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有一些人,如陈旭东、万厉、黄鹤,见人就说“快了,没有几天了。”这些话我不讨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他们的心是好的,属于“吉利话”的范畴之内。
  又继续写材料,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要我写。每天都有,还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对事务长说:“哎哟,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领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补一补,可以穿。”
  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这证明走不了了。接着又给我发了一床崭新的红花棉被。照理说,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征兆说明,我们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安心吧,必须有个两年计划。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
  每天上午学习,看书报,每礼拜三合并讨论,大家发言。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登在《人民画报》上。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们一看,议论起来了:“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们还是中国人呢,也该放了。”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也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学习收获不大。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
  有一天,我们到院中去拔草,听到事务长打电话,是请求对方给房子。他说:“不行,不能将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要有学习的地方,只能住人还不行……”
  找房子,还要搬家!这可麻烦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个短期间的改造。
  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对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一般不处死刑。我一想,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也肃清了,无须再像1951年那样,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将来废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觉悟高,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坏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动不了,处刑尺度也要宽了。
  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是上校专员,中统的。到了杭州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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