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记 陈登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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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相信你一定能读到我的信，是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人民会把狼打死的。
“永别了。朋友！萍”
抄完原件，我自己的日记本也给泪水滴湿了……
玉月二十五日
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秀萍的信，以及罗铭的遭遇告到上面去。
知识青年里已经乱了套。大家的情绪坏极了，刚来时那股子热情已经被这一连串的灾难压得只剩下冷气了。公社干部也乱了套。秀萍还是人事不省。县里、市里、省里都说要派人来调查。王德发也有点着慌了。前两天简直派出了他的全部部下，封锁路口，检查信件，知青和社员一概不准请假。这两天，也不敢明目张胆搞了。当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找到时，他吁了口气。
这正是设法把信送出去的好时机。
通过谁呢？干部里我找不到一个贴心的。我也明知道有不少同志对王德发的愤慨已怒形于色，但目前还是敢怒而不敢言。贸然行事会出漏子的。
我忽然想起了程璞的老婆石亦凤。
我舅舅和王德发之流既然对程璞如此害怕，而且怀疑他即使在狱中尚有活动基础，并多次指使我摸摸石亦凤的情况，想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曾经多次想接近石亦凤，都因为昔蕾的关系而打消了。昔蕾始终怀疑我，而我也确有被怀疑的理由，那又何必呢？可是我觉得石亦凤对我是不错的。她从来不开口，可是目光是能使人了解的。
我决定试试看……
今天晚饭后，我走到石亦凤家的门口，一只大黄狗隔着篱笆叫了起来，样子好怕人，我便闪过篱笆到了她家的后门。正想推门，听见昔蕾的声音：“现在什么都写好了，就缺一个证据，证明王德发是逼使秀萍自杀的。”
又听到石亦凤的声音：“砍空是不行的！”
昔蕾又讲：“再耽误，就救不了秀萍也救不了罗铭了。……秀萍到现在还昏迷。医生说，即使救过来，也可能会是哑巴……。这口气出不来我都快憋死了……”
石亦凤回答道：“打官司，不是靠憋气，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
“唉……证据？”
我敲了几下门，来开门的是石亦凤的小儿子石痕——这个儿子，是程璞五九年关进监牢后才出生的。听说他们还有一个大孩子，叫石鸣，靠了程璞老战友的帮助，现在在工厂当工人。人家都说程磨子的两个儿子才真象石磨，都是胖墩墩，厚实实的。果然不假，石痕才十一岁，两手叉腰拦门一站，就把门洞堵得严严实实。
今天，当然是堵我这个不速之客的。
昔蕾在屋里一看是我，连忙掩住了桌上的纸。石亦凤也有点惊讶我这时候的到来，不过她还是喊石痕让开，放我走了进来。
我自己把门关上，而且插上了门闩。
昔蕾的目光象一把剑，恨不得把我刺穿。
石亦凤轻轻问我：“小郑，有什么事？”
我说：“我手里有证据！王德发糟蹋秀萍的证据……”
昔蕾的目光顿时变成了疑问和惊讶。
我急忙从里面贴胸的口袋里拿出秀萍的信，交给了石亦凤。
她们两个看完了信，眼圈都红了。石亦凤带点警惕的问我：“交给我这个老太婆，有什么用？”
我一下子扑到她跟前，趴在她肩上哭了起来：“石阿姨，你为什么总是把我当外人……
石亦凤又用手托着我的下巴，第一眼是严峻，第二眼是温和，终于抱紧了我：“小郑，别怪石阿姨，斗争是想不到的复杂呀！”
昔蕾看到这情景，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芸芸，你……恨我么……”
我们两个也抱了起来。
五月二十七日
如果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记载我们这个伟大祖国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曾经使用过这样告状的办法，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昨天我又到石亦凤家去了。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陈奇也在。在我的日记里，除了同来的一天提到过他的名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个青年。他在我心目中，是个置身于一切事外的书呆子。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嘴唇似乎一天到晚都在微微抖动。远看，象没完没了地咀嚼着什么；近听，嘴里老是发出极轻的伊呜之声。有一次，秀芹象发现了新大陆，笑着问我：“你知道陈奇一天到晚念叨的是什么？”我摇摇头。她说：“你绝对想不到，念的是化学方程式。”当我们有一次在劳动休息时戳穿他的西洋镜时，他紧张得额头发亮，连忙摆着手：“不！不！我……我在背《老三篇》。”然后推推眼镜，挤挤鼻子……。可是我发现他带来的唯一的一本闲书是《化学辞典》。
更使我吃惊的是陈奇正在石痕的宽厚的背脊上，用一支毛笔，蘸一碗绿盈盈的水，抄着我前天晚上交给石亦凤的秀萍的信。近视眼镜几乎贴在这个才十一岁的孩子的肩上，蹭得他痒痒得直笑。
可是，我直想哭。
昔蕾对我讲：“石阿姨想得很周到，过去游击队就是这样送信的……”
陈奇看见我，又紧张得额头发亮了。
昔蕾轻轻说了一声：“都是同志！”
陈奇又推了推眼镜，挤了挤鼻子，笑了。
我一下子想得很多。“同志”这两个字已经在重新排列和重新组合。在我成为他们的同志之前，石亦凤的周围已聚集了一批同志。他们在和一些也称为同志的人作斗争！而且是地下斗争！斗争的另一面是站在台上的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我们是站在错误路线上？……
这种讽刺连我这样一个才十七岁的姑娘都看清楚了，而为什么偏偏那么多大干部却看不清……
这本日记的以下几页撕掉了。
程璞看见安东翻阅到这里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慨，便指指日记本上撕掉的痕迹，说道，“我出来之后问过芸芸，‘你为什么把后面的几页扯了？’她回答我说：‘因为地下工作呀’，我笑道：‘凭你这本日记，打你个双料“反革命”也不亏’……”
安东说道：“我能猜想得出来，她大概点名点姓地骂了那几位由小丑变成的‘英雄’们……”
程璞道：“还不止此。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如何把信送出去的路线……。哈哈，老安，讲出来，决不比你在蒋介石统治区做的地下工作逊色。”他很得意地搔搔自己的一头白发，笑道，“原来指挥员是我这个关在牢里的囚犯……我实对你讲了吧！大概我程磨子在这地区多少对人民做了点好事，看守人员当中很有几个卖点交情给我的人。时间一长，我就颇受优待。后来，允许探监了。我那老婆是不来的，先是我的大儿子，来时捎点消息，告诉我点情况，我也就指点他找什么人，该怎么办。后来，石鸣大了，也不准进来了，任务便落到我小儿子身上。每次来，都是石鸣把他带到门口。他年纪小，不太引人注意，而且从来不夹带一张字条。鼻子再灵的哈巴狗也闻不出一点味道。那窍门便是把要告诉我的事写在这胖小子的背脊上。我老婆和我一样，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这小子的背上驼过好几张状子进来……那会儿，我一看是王德发逼奸知识青年，致使秀萍自杀，那股子火恨不能亲手把那个畜生毙了。我后悔五八年在山里红时手太软！我想了半天，便在他背上写了四个字：快找章凡。……”
安东当然知道这个章凡在五八年因为为程璞辩护，被整成章程反党联盟，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六二年，被周总理调到了北京。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如何就不清楚了。安东这时已听得目瞪口呆，便问道：“章凡……？”
程璞大笑道：“既然是联盟，就联到底吧！章老那时虽然日子也不好过，赋闲在家，但还能跟总理和叶帅挂上钩……”
安东说：“这事惊动总理了？”
程璞说：“我思忖许久，知识青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象这样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岂止是一个王德发？！受害的又何止罗铭和李秀萍？！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得告诉总理……”
安东急急地问道：“后来呢？”
程璞说：“这就在芸芸撕掉的几页日记里写的事了。她借着回家的机会，到了北京，找到了章老。章老马上就把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去了。……不到一个礼拜，由总理亲自批示的文件下达到省里。王德发立即被逮捕了。”
安东一拍桌子：“痛快！……那个李秀萍后来好了没有？”
程璞道：“总算救活过来了。可留下了后遗症，人的精神也失常了。罗铭当然也放了出来，听说他们已是两口子了。……”
安东说：“多少是个胜利。”
程璞道：“这个代价也太大了！这几年来，象这样的混帐事何止万千？又哪能件件都去麻烦总理？……请你再看一本芸芸的日记。”程璞从床下的箱子里又找出一个蓝灰色的笔记本。
安东一看，是七四年的，眼睛里自然露出询问：“那几年……？”
程璞说道：“王德发被逮捕之后，成跛儿和芸芸的什么舅舅，发疯似地追查是谁把秀萍的信递到北京的。他们的鼻子投有伤风感冒，很快就嗅到了芸芸身上。芸芸表现得很坚强，没有露出我和章凡这些‘黑老头子’的马脚。她被她娘叫了回去，在家里关了几年。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舅舅把她又下放到了龙山农场……”
安东惊叫道：“那是过去我们送劳改犯去的农场呀！”
程璞拍拍他的肩膀：“唉！你这市委书记实在太天真。既然方绍武之类可以当省革委会委员，劳改的对象为什么不能换芸芸这些青年呢……？当然，他们的名义是很好听的，叫五七干校——又名劳动大学。哪个名字在上边最响亮，他们就挂哪个学校的牌子。”他呵呵地笑了起来，“这里面也有一些当今显贵的子弟。对他们来说，是‘大学’混个两年，就是大学毕业，就可拿五十二块五毛。可是，对别人来说只有‘劳动’。要毕业就得花大价钱。也有的就永远留级了……”
安东又听呆了。他说：“劳动大学的方针可是毛主席亲自作过批示的呀。”
程璞笑得更厉害了：“难道我们的党章和宪法没有毛主席的批示么？！林彪不是把毛主席的语录举得最高么……？好吧，不打扰你了。你有兴趣的话，再翻翻这本日记。我打个瞌睡，‘大梦谁先觉，平素我自知’，难得有这份福气呀！”说着，他果然朝铺上一躺，没几分钟就睡熟了。
而安东，也随着一页一页翻过的日记，看到了又一批青年的生活。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
因为是劳动节，所以比往常的劳动更加了一倍。在我们这里，劳动和大学要分开来念的，劳动和节日，当然也不能连起来念……
大多数人劳动，少部分人过节。这少部分人，我不必提他们了。因为我是跟劳动的那部分人生活的。本来，我应该是属于过节的那部分人的，尤其是因为妈妈又被突击提拔为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了。这可是个肥缺，想上调到城里工作，只要她盖一个戳子就行了。现在的印，才真正叫做金印，一印值千金……。可是盖在无权无势、缺钱少粮的人身上的，是另一种金印。那是林冲发配时盖在脸上的金印。
我是心甘情愿地盖上发配的金印的，免得再象在桃花潭似的，让别人以为我是“特务”。
我公开宣布，我不是方桂芝生的。我要脱离和这个家庭的一切关系……
无休止的，重得不能再重的劳动。回到宿舍，大家都没有话了。
算命成了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里最风行的消遣。不！不是消遣，简直是虔诚的祈祷。
小林刚坐到床上，还没有脱掉从水田里走回来的胶鞋，马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就在和扑克牌一样油腻腻的褥单上摆了起来。我不懂这玩意儿。只见他闭起双眼，战战兢兢的手从牌中抽一张据说是能卜吉凶的“主命牌”。只听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啊！红桃6。”
马上有几张脸凑了上去：
“嘻！六六大顺！”
“小林！你今年准能毕业！”
“还是红桃，毕业后该讨老婆了。”
于是，小林脸上自然而然地浮起一丝笑容，好象他确实已经六六大顺了。也难怪，他到这个大学己经整整六年，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好！真能毕业，我一定请客！”小林把那张“红桃6”捏在手里，刮着脸上的汗，好象真能刮掉点霉气似的。
“唉——！”那边有人长叹了一声。我一看，是小朱。他算命的办法简单得多了，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五分的硬币，闭起眼，朝上一抛，然后再用手捂在床上，带国徽的那面表示运气，反过来的一面，就算倒霉。这会儿准是倒霉。我走过去一看，果然，床上的硬币朝天的一面印着“伍分”。
小朱也是老学生，已有七年的学历。
我从两排上下铺双人床的夹道里穿过，那浑浊的空气已压缩到几乎爆炸的程度。
看过一喜一悲的两种算命，我这才想起，自己到男宿舍来，是找一个人的。他是今天才分配到农场的。因为我们这里除了挂大学的牌子外，同时还保留着农场的一部分农工。这里是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有了。
我并不认识那人，是留在家里的同学告诉我的，说他的名字叫赖文光。
回到女宿舍，一个精瘦的，样子油里油气的青年站在门口，别的女同学指指我：“就是她。”那人便连忙吐掉沾在嘴上的烟头，很亲热地伸出了手，还喊起我的小名：“芸芸吗？我就是赖文光。……”他看出我的惊愕，忙补充了一句，“你认识昔霁么？”
我点点头，上下打量着他。
赖文光眨眨眼：“我和昔霁是有交情的。都是难友……”
“难友？”
“对！都是蹲班房的……”
啊！原来他是刚释放的囚犯。因为程璞伯伯是“囚犯”，霁霁也是“囚犯”，现在我对“囚犯”这个名词并不反感……。对他那副油里油气的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