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幻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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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１９５９年嵖岈山人民公社电话记录：土山大队副队长焦山根，每天都带着孩子和小姨子去食堂，偷吃稀饭和馍。
高庄三队队长高秀池、会计高德，一次弄豆子８０斤，不让社员知道，两人私分了。生产队留了３６０棵白菜，他俩偷吃了４５棵。
此时的嵖岈山区，无人不饿，无人不偷，偷盗的不光彩行为已经成为人们的手段。只是，手中有权的干部比社员偷得更明目张胆，更肆无忌惮，社员是暗偷，干部是明偷，而且干部们偷得体面、光彩，偷得理直气壮。
权力，在中国是个了不起的玩艺儿！
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条古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至理名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都会告诉他们不要打人骂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打人凶手和杀人魔王，都希望儿女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然而，１９５９年冬天的嵖岈山区，却打人成风。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遂平县嵖岈山下的三官庙村教师肖宪云亲眼目睹了１９５９年干部打人成风的场面。
“你不打人，别人就会打你。”遂平县老干部李正新说，“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共产党，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限。”
“不打人不中啊！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说明你思想有问题，你就会倒霉，轻则撤了你的职务，重则开除党籍，斗个鼻青脸肿。”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县志办退休干部李丙寅心有余悸地说。
于是，就打人成风。
大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田，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当牛做马，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可在１９５９年却成了打人阎王，群众送他一个绰号“撸劈”。
他主持辩论会，都是站在方桌上，自己亲自动手打，往往是一耳光就可以把人打得满脸流血，当年曹新志到大营大队蹲点，亲眼看到杨田打人的场面。如今曹新志回忆说：“我在大营大队，天天喝红薯叶汤，胃疼得厉害，老百姓也没啥吃的了，食堂里顿顿红薯叶子汤，清水煮的。可杨田还一个劲儿地要挖粮食，声称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挖出来。夜里开会，杨田站在方桌上，一气打了５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一脸的血。杨田让人弄凉水把人泼醒，继续批斗，我是公社团委书记，也不敢管，谁管谁是右倾。”
江河不洗龙种悲
豆毛子、稻草秆儿、红薯秧、花生皮、玉米心充饥，香哩！
豫南几百万老百姓永远忘不了１９５９年冬天那场大雪。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大雪一下子把豫南原野埋掉了，棉絮般的雪团往下砸，一下就是几天，人们被堵在屋里，靠着一堆麦糠火苦熬。待到雪停了，人们到屋外一看，恁么大的雪呀！足有膝盖那么深，不少草房子禁不住雪压纷纷倒塌了。
饥饿的冬天更加难熬。
地里没有了粮食，家里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也没有了粮食，人们恍然大悟。一向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什么事也不顶，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饿肚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无比残酷的事，没饭吃如同塌了天，那些一向手握大权高高在上大反瞒产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似乎也悟到如果老百姓肚子饿急眼了，会有很大麻烦的，水载舟也能覆舟。于是，这些老百姓的父母官们慌忙下发红头文件，安排好农民的生活。
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群众生活呢？
寻找代食品。无疑这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发明创造，说是食品吧，不是粮食做的，只有称“代”了，意即代替粮食做的可以吃的东西。
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查岈山人民公社，并没有因为伟大的荣耀而免受饥饿之苦，人们挖空心思疯了一样寻找代食品，恐怕又创下了全国之最。
大里王大队寻找代食品走在了前面，饿急了的群众用９种作物替代食品。
豆子打过以后，扬场时被风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贵的东西。尽管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乐意吃，可现在人不得不吃了。人们把豆毛子用细箩箩过土，把扎人的角皮放入大锅去炒。豆毛子被炒得干脆以后，再放进石磨中磨碎，然后再用细箩箩一遍，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个个紫色的窝窝头，窝窝头甜甜的，吃的时候还凑合，吃下去胃扎得人睡都睡不着。
金黄的稻草秆子一向是喂马的饲料，或者被农民们用做修缮房屋，谁也没有想到稻草秆儿可以吃，敢想敢干的查岈山人民想到了。他们用铡刀把稻草一点点地铡碎，放入大锅里反复炒，炒得干焦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碎末，这样还不能吃，就又放入石磨中磨，磨成草面再用箩箩，之后兑上３０％的红薯干面，用开水烫一下，搀和到一块儿，做成窝窝头，颜色黑中透黄，吃着味甜，只是涩涩的，屙屎困难。
玉米心去掉外衣，放入锅里炒干，切成碎条，再用磨磨成碎面，兑上一点红薯干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
红薯秧子被老百姓收获到家后，或搭在树上，或扔在墙头，待风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红薯秧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再放锅里炒，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口味有点苦。
既然豆毛子、稻草秆儿、玉米心都可以吃下肚去，那么花生皮壳、荞麦秆子也可以吃了。康庄生产队的炊事员张丙青脑瓜子灵活，用１５８０斤豆毛子、２４００斤稻草秆儿、８１２斤红薯秧、３１０斤玉米心、１６５２斤荞麦秆、２４０斤花生皮，做成了４７０斤窝窝头，社员李玉兰说：“这不中吃呀。”队干部眼一瞪说：“谁说不中吃想当右倾哩，党说中吃，就是中吃，吃！”
干部带头吃草根
查岈山大队的老少爷们在寻找替代食品中也不甘示弱，人们说：“旧社会那样苦都熬过来了，如今的苦也难不倒俺们。”大队领导亲自抓，组织１８个搜集替代食品专业队，浩浩荡荡地开上了被冰雪覆盖的大山。人们扒开冰雪挖苎麻根、葛麻根、山药蛋根，几天时间，就挖了１４５６斤，弄到家后，先用井水冲去泥巴，用刀子把眼儿一点点刮去，再放到石碾上把根碾成粉末，放入大缸里过滤，澄清后只剩下白色的粉，用这粉打稀饭，每人打一碗，喝下肚去甜甜的。
查岈山大队先后挖掘苎麻根３７８５斤、葛麻根和山药蛋根１６７２斤，挖山野菜２０７５斤、野棵子３７２５０斤。我怀疑这里又有吹牛不犯死罪的成分。
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闻所未闻的东西
李尧大队地处大山角落里，旧社会就穷得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他们靠山吃山，终年依靠到山上挖野菜度日。如今，往日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李尧人肩扛镢头上了山，从石头缝里挖出山药根，大的有１斤，小的有半斤，回到家里，放到锅里一蒸，十分好吃。勤劳的李尧人每人每天可以刨１０斤山药根、１０斤荃菜根，饥饿的人们还把葫叶子、白蒿、山面条、驴噘嘴等弄回家，清水煮一下充饥。
查岈山里盛产棉枣。这棉枣长着韭菜一样的叶子，下面埋在土里有杏核大的根，群众俗称棉枣。棉枣有毒，不能生吃，需要煮七天七夜才可食用。我小时候，常见货郎担着挑子，摇一柄拨浪鼓，走街串乡卖棉枣。拿一双破鞋子，就可换一小碗棉枣，用山枣刺扎了煮软的棉枣，津津有味地吃。民兵营长杨成金领了２１７人上山，一天竟挖了３１００斤棉枣，窗户台的社员曹中法１人１天刨了４０斤棉枣，上鲍队队长赵元德一天刨了３８斤，人们把棉枣弄回去，架上大火，煮开了棉枣，没等煮熟就抢着吃起来。
饥饿使人们疯狂，能吃下肚去的全吃了，不能吃下肚的也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仍在发动人们报粮、反瞒产。袁庄大队挖了两个月，才挖出粮食５２４斤。袁庄大队孙庄有个傻瓜叫王毛孩，干部问他：“毛孩，你爹藏粮了没有？”王毛孩傻里傻气地说：“这几天俺爹还在家炒豆子吃哩。”干部大喜过望，把毛孩爹叫到大队部，逼他交出所藏粮食，毛孩爹坚持说没有，王毛孩说：“爹，都拿出来吧，咱不能落个半光荣。”他爹看着傻儿子，两眼直掉泪，只好拿出半斤芝麻、几棒玉米，拍着王毛孩的头，说：“咱都吃不成了。”
后袁庄社员袁满仓十分积极，夜里看到邻居袁发勤家冒烟，骂道：“我没吃的，你家有吃的，非整你不中。”第二天汇报到大队，说袁发勤藏有粮食。大队干部到袁发勤家去搜，搜出了５斤豆子，袁发勤的小儿子嘴快，说：“床底下的罐子里还有哩。”干部们一拽，又从罐子里拽出１０棒玉米，袁发勤拍着儿子的头直骂：“好个鳖儿。”
浮肿病肆虐如瘟疫
粮食终于被干部挖光了，真的！
浮肿病像瘟疫一样肆虐开了，先是大人肿，大人把吃的都让给小孩子吃了，所以先肿。后是小孩子肿。人们先是肿了双脚，接着是腿，渐渐往上肿，直肿得头如柳斗，两眼合缝，皮肤发亮，再肿下去，不消一天，就呜呼哀哉了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１９５９年冬天的豫南老百姓都受过这种煎熬。３８年后，我在采访中走进查岈山每一个村落、每一户农家，每一位４０岁以上的人都会向我诉说那可怕的一幕，诉说自己亲眼目睹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的凄惨情景。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挨饿的血泪史，人人永远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悲哀，不少人一提起大饥饿都会咬牙切齿，痛哭流涕。以至于到了现在，逢年过节人们都会带了猪肉、白馍去到先人的坟上祭奠，给饿死的人们送去一顿饱饭！
公元１９６０年，全国净减人口１０００万
这是１９６０年２月份某一日（农历１９５９年十二月）查岈山人民公社对浮肿病的统计表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出入很大，暂且照抄如下：槐树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土山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农场浮肿病人５１人，霍庄浮肿病人６８人，大里王浮肿病人３１人，查岈山浮肿病人５０人，包庄浮庄浮肿病人７８人，小陈庄浮肿病人７５人……这一天统计全查岈山公社浮肿病人共计７８６人。也就是说，这一天时间查岈山区共有７８６人的生命正一步步无望地走向死亡。
这７８６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从小就会唱：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群众有句形象的俗话，说：“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顾名思义，就是世上有一百个人都行（姓），你也不能行（姓），你行（姓）也是个白行（姓），农民哲学家如是说。
所以，豫南几百万老百姓也就别无选择了。
此时，全国性的粮食极度缺乏开始了。各粮食调出省所调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１００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３０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央的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７天，天津只能销１０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１０个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农村缺粮问题更是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１９６０年农村留粮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７０．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５．３％，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百姓逃荒
１９６０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８０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９０％的人是思想问题。”１９５９年１１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的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统治下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