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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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多条狗差不了太多。惟一和狗绝然不同的就是，他还喝酒。
赵宝康喝酒与别人不一样，完全是烂喝，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就喝。他一般喝的是白酒，不用下酒菜，就那么抓着酒瓶子一口一口往嘴里灌。喝多了，废话连篇，再要多，如果醉了，他就哭，一把鼻子一把泪的。你想，像他那么一个长相古里古怪的老爷们，却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姑娘一般地在那里哭哭啼啼，实在是滑稽可笑。而且他一旦哭开了，怎么劝都不行，越劝哭得越凶，最后会放声嚎啕，像死了爹娘似的。张超说过他几次，他就不太在张超家里喝多了（但喝还是要喝的），不过有时他会跑到外面去喝。街边或者是墙角，随便找个地方一坐，就喝开了。然后摇摇晃晃，眼睛哭得红红的回到张超家。
赵宝康在张超家前前后后住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份工作，也从没有试图去找过一份工作。那他不工作都干了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他会从张超家消失一段时间，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然后突然就又回来了，就像游子回家一样。有一次他在消失了挺长一段时间回来后，人变得又黑又瘦，浑身散发着臭气，但怀里却抱着足有半米多高的一大瓶香槟酒。他对张超说，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北京玩了一趟，这瓶香槟酒是他专门从北京买了带来给张超的，一路上他用几件衣服把香槟酒包起来捆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虽然摔了好几跤，“可是你瞧，酒一点都没有摔坏。”
还有一次，赵宝康在消失了十几天后回来了，对张超说他回了一趟洪泽的家，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同时和父母亲也断绝了关系（他父母亲不认他了），以后他就彻底无牵无挂了。这次他回来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地质包。
“猜猜看，”赵宝康说，“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张超看了一眼他带来的地质包：“带来了什么？”
“一条狗。”赵宝康得意洋洋地说道。
“一条狗？”张超感到不解，“什么狗？”
“死狗呀，带来给你吃的。”
“你从哪儿弄来一条死狗的？”
赵宝康告诉张超，他临离开洪泽的前一天，闲着没事在县城的街上瞎逛，看见街边一条无主的草狗在找东西吃。他就摸出一块面包把这条狗给唤了过来，然后他用两条腿夹住狗身子，两手抓住狗头用劲一拧，狗就完蛋了，一点都没费事。“把你的朋友们也叫来吃吧，狗肉大补。”
我们接到张超的电话，一起兴致勃勃地赶到他家来吃狗肉。一个人把地质包拎到厨房，（赵宝康跟在后面说：“等我来剥狗皮，这个我拿手。”）打开包，顿时叫了起来：“狗已经臭了。”
我们常去张超家玩，自然和赵宝康也搞熟了。他对我们是熟不拘礼，见面后跟谁都不伦不类地瞎开玩笑：“你气色这么好，一定是发财了吧。”“你最近怎么瘦了，是纵欲过度了吧，要注意身体哦。”而且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什么时候去府上拜访，欢迎吗？”当然，没有谁欢迎他“去府上拜访”，都不接他的话，但他也不感到尴尬，下回见你，他会说：“对了，上次说去你府上拜访的，一直忘了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不知怎么听说了朱强家在物资局宿舍，星期天竟然一个人摸了去，在物资局宿舍到处打听朱强家住在哪里。找到朱强家后，就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朱强跟他下象棋，一下就是一天，该吃饭了就吃，吃完了拉着朱强继续下棋，还掏出十块钱递给朱强的老婆，说：“嫂子，去，给我买瓶酒来。”把朱强的老婆气得要命，扭头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到了深更半夜，赵宝康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朱强的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见他们还在下棋，就开始摔锅打盆，逮着孩子乱骂，赵宝康一看不对路，这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我也被赵宝康纠缠过。有天晚上，我们一帮朋友在酒吧喝酒聊天，张超带着赵宝康也来了，这是极少见的，一般张超出来玩从不带赵宝康。赵宝康很兴奋，喝了无数啤酒，好在他酒量大，没有喝醉，只是说了不少胡话，还硬要和邻桌的陌生人干杯，吓得人家直躲。我们一直玩到很晚，其间张超因为疲倦先走了，临走前他让赵宝康跟他一起走，赵宝康不肯，说要再玩一会儿，并一再保证自己不会喝醉的。张超当着大家的面也不好太勉强他，就一个人先走了。后来散的时候，因为赵宝康和我住一个方向，我们俩就上了同一辆出租车。上车后，赵宝康就说他不想去张超家了，我问他不想去张超家想去哪儿呢，他说：“去你家吧，咱们再买几瓶啤酒，继续喝。”
我一听就慌了：“不行不行，我家不方便。”
“你家怎么不方便呢？”
“嗯……嗯，是这样的，我那儿有个女的。”我扯了个谎。
“那咱们再找家酒吧去喝酒。”
“我已经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赵宝康不吭声了，我劝他：“你还是回张超家吧，今天太晚了，改天咱们再找机会喝酒。”
“我今天就是不想回张超家。”他似乎上来了牛脾气。
“那你想去哪儿呢？总要有个地方去呀。”
“我想去上海。”
“你去上海干什么？”我有点吃惊。
“我有个亲戚在上海，我想去他那儿住一段时间。”
“明天不能去吗？”
“我现在就想去。”
“可你没有行李啊。”
“我出门从来不带行李。”
看他那样子不像是说着玩的，我琢磨着只要能把他甩掉，管他去哪儿呢，哪怕是去地狱。我说：“好，那我送你去火车站。”我让司机掉头，往火车站开。
到了火车站，我们下了车，朝售票处走。他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这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虽然也心疼钱，但只要能把他甩掉，花多少钱我也在所不惜。我说：“我给你买票。”在售票处买好票，我看了一下票上的时间，是凌晨五点的，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呢。我把票和十块钱递给赵宝康（到上海五个多小时，十块钱够他路上零花的了），他接过票和钱，连句客气话也没说一声，只是贼眉鼠眼地四处看了看，接着脱掉一只鞋子，小心翼翼地把票和钱塞进鞋里，然后再把鞋子穿上。
“现在小偷太多，”他对我解释着，“你以后也学我，出门的时候，把钱和车票藏在鞋里。”
我心想就他那么一副长相，谁还敢偷他，防他还来不及呢。
我们朝候车厅走去，我打算把他送到候车厅后就和他告辞。进了候车厅，还没等我和他告辞呢，他先开了口：“我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去吧。”
我想反正票已经买了，他是肯定要走的，我也用不着太紧张了，去吃点东西就吃点东西吧。我同意了。我们出了候车厅，正好看见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赵宝康喊住了她。“喂，小姐，哪里有餐厅？”那姑娘说二楼就有，还详细地告诉我们上楼后该怎么走怎么走。“小姐，”赵宝康冷不丁地说道，“这样吧，你带我们去，我们给你钱。”
那姑娘一听赵宝康的话，突然变了脸，厉声质问赵宝康：“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嗯，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怎么啦？”赵宝康说，“给你钱让你带路，你不愿意带就算了。”
“你以为你有钱啊，”那姑娘叫了起来，“你以为你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啊，看你那样子就不像个好东西。”
我在一边虽然觉得赵宝康的话有点不上路子（大概因为听多了他的这种不上路子的话，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那姑娘的反应也太过分了。“你这样就不对了，”我跟那姑娘说，“他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嘛，你怎么能开口骂人呢？”
“就骂他，”那姑娘转向了我，“就骂他又怎么样，流氓。”
我也提高了嗓门：“他干什么了，就成了流氓？那你这样开口就骂人又算什么呢？还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凶的，太泼了。”
“你才泼呢，你和他一样是个流氓，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跑这儿来耍无赖……”
“我们耍什么无赖了，碰你了还是骂你了……”
“你还想碰我啊，碰碰看哪，你敢！”
“谁他妈的想碰你了，你在想好事吧。”
我们的吵嚷招来了一些围观的旅客，一会儿又从行李检查处跑来了两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小伙子。“干什么干什么，”其中一个小伙子凶巴巴地对我喊道，“你们想干什么。”
本来我这人一贯温和，从来不爱惹事，可这时因为喝过酒的缘故，更主要的是有赵宝康在身边（他长着那么一副模样，估计打起架来肯定是把好手），也变得勇猛了起来。“我们不想干什么。”我强硬地回答道。
“不想干什么就走开。”那个小伙子做势想要推我。
“你别动手。”我指着那个小伙子。
“动手又怎么样。”他站到我的面前。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就在这时，赵宝康忽然满脸堆笑，插身到我和那个小伙子之间，还一个劲儿地冲那个小伙子点头哈腰，简直就像个舞台上的小丑，或是老电影里的汉奸。他又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硬要塞给人家。“误会了误会了，完全是误会了。一点小事……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接着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开了。我们来到二楼餐厅，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了，要了点小吃。“你这人也真是的，”他倒教训开了我，“火气那么大，跟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没有理他。这家伙也太让我失望了。虽说本来也没对他抱什么希望，可既然他长了那么一颗奇形怪状的脑袋，那么一副土匪一般的模样，可结果却连打个架的胆量也没有，真是个地道的废物。
吃完小吃，我买了单，赵宝康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好像已经把刚才的事情全忘了。“时间还早啊，”他说，“咱俩到外边找个旅馆，开间房睡几个小时怎么样？”
“开房间不要钱啊，”我没好气地冲他，“我身上没钱了，你有钱吗？”
“瞧你说的，我哪儿有钱啊。”
“没钱开个屁房间，你就老实在这儿歇着吧，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我走后，赵宝康把我给他买的火车票退了，钱自然归了他，接着他就回张超家睡觉去了。
1991年，张超去了深圳办公司。起初赵宝康没有跟着去，留下来继续混，那时我们已经见不到他了，而且我们也都不想见到他，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他粘上了甩不掉。有关赵宝康那段时间的生活，我们偶然从一个在某文学杂志社里当编辑的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些。
赵宝康不知道怎么认识了社会上的几个文学青年（其中一个文学青年恰好也认识我们的那个编辑朋友），那几个文学青年正巧那时准备自费办一份诗刊。办诗刊是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干的，比如向本地和外地的一些文学青年约稿，稿子来了还要整理，校对，接着要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还不行，人家一是要单位介绍信，二是不接这种小生意，结果就要跟乡镇办的小印刷厂联系。所有这些琐事，那几个文学青年谁都嫌麻烦，不太愿意干，赵宝康知道后，马上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这个活儿。那几个文学青年每人出了一笔钱交给赵宝康，作为编诗刊的经费。赵宝康嘛，自然也就没太客气，挤出了一部分钱做自己的糊口之资，这样就够他过上一阵子了，剩下的钱他联系了一家最便宜的小印刷厂，并且把原定印的几千册，擅自压缩成了几百册。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向本地的文学青年约稿，认识了一个患癫痫病的文学女青年，他看上了她，向她展开了凶猛的爱情攻势。那个文学女青年呢，一来自身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二来看赵宝康疯疯癫癫的，也有点天才的味道（谁都知道，天才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就半推半就地和赵宝康有了点恋爱的意思。这下不得了，在爱情的驱使下，赵宝康竟然也开始写起诗来了！他每天都要写无数的爱情诗给那个文学女青年，还在喝醉酒以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去纠缠她。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那个文学女青年的癫痫病折腾发了好几次。她的父母大怒，一方面把女儿送去了住院（住哪家医院是保密的，以防赵宝康找来），另一方面威胁赵宝康，他要是再敢和他们的女儿来往的话，非把他的狗腿打断不可。就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无疾而终了。
诗刊印出来了，那几个文学青年一看之下，差点给气疯了。里边有一大半是赵宝康自己的诗（几乎都是爱情诗，并且都是题献给亲爱的某某的），有一小半是那个患癫痫病的文学女青年的诗，只是在最后两页上，才有那几个出钱的文学青年以及三两个别的什么人的诗。况且，赵宝康的诗，那能叫诗吗？只是把一堆胡言乱语，按一句话一行或半句话一行，竖着排列了下来。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
你
我
爱你
我
爱
你
他们去找赵宝康，可赵宝康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赵宝康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到深圳去找张超。以后，有关赵宝康的消息，我们都是在张超偶尔回来省亲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张超的公司已经越办越红火了，养赵宝康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赵宝康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张超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公司老板的他，竟然常常被赵宝康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赵宝康喝多了酒，当着张超手下员工的面，在张超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公司员工说：“你们别给张超那么卖命地干，他是在剥削你们哪。”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公司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张超气极了，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