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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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块石碑被梧州的一个中学老师发现，他看到碑文后明白了原委，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石碑树立在金秀广场。后来，王同惠的尸骨被火化了，骨灰撒向了大地。费孝通在北京八宝山为王同惠建了一个墓。每次去凭吊同惠，他都觉得她没有死。她只不过是在这里寂寞冷落地睡着了。
如今，王同惠去世68年了，费孝通一直很怀念她。王同惠家没有男孩儿，把一个堂弟过继到家里。这个堂弟叫做王嘉儒，费孝通全家一直和他有来往。费宗惠至今仍然管王同惠叫做“同惠妈妈”。
一个男人能够这样深情地去爱自己早巳去世的妻子，并且整整爱了近70年，王同惠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费孝通的一生遇到了两个好妻子，他和王同惠志同道合，是事业上的知音。王同惠像一个设计师，描绘并推动了他的社会学事业；而孟吟则像一个营造师，帮助丈夫实现了毕生的志向。如果没有这两个女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费孝通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
老骥伏枥，志在富民
费孝通毕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富民。他在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调查农村是他的学术起点，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后来，他提出了工业下乡，指出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他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当小城镇建设处在高潮，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后，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出贫困，他的目光又瞄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安居乐业上来。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几年前他过生日，我们到家里看望他。一进门，发现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今后我要多走一些贫困地区。”
90年代初，费孝通在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的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再也没有比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令他开怀的事情了，他仿佛沉醉在陈年老酒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些日子，他如痴如醉地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好像是一只章鱼，触角敏锐，预感到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那里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城乡人口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996年，他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能光靠书本来获取，而是需要研究者亲自去接触沸腾的生活，体验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上海对社区发展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
三年之后，他在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1999年春节，我们到费孝通家里探望他。费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送给他一套自己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一边给他量血压一边跟他开玩笑：“费老，您特别爱吃肥肉，血脂、血压肯定高，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呀！”
他风趣地对我说：人爱吃什么，一定是体内需要什么。我说您这个观点不对，要这么推理岂不是说酒鬼一定是体内需要大量的酒精，烟鬼体内需要大量的尼古丁了？
他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和蔼地说按照中国人的老传统，全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过了春节，人就长了一岁。这样算来，过了节我就90岁了。老实说我心里有些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20年前我曾经讲过10块钱的话，意思是说我希望还能再工作10年。现在一算已经过去了20年。而且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头脑还清楚，估计再干五年不大成问题。从1957年到1980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做什么工作，白白损失了23年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上帝还算公平，到今天，归还了我20年。这20年里我做了些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重建社会学。
他翻看着《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高兴地说：“你这本书是写中国的贫困问题，你们年轻人，哪儿穷就往哪儿去，有志气。你是一个教中文的大学老师，为什么专门往贫困地区跑呢？”
我说是受您和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虽然身为部级干部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贫困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做了很多贡献。他当年也是北大的学生，他经常教育我要深入社会，关注西部，热爱百姓。父亲让我好好地读您的著作，我是怀揣着您的《江村经济》上路的。现在很少有人能像您那样把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您身上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他说农村是一个大课堂，我是从研究农民问题起步的，提出了工业下乡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乡镇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小城镇建设。现在则是在串糖葫芦。
我收起血压计，打断他的话：“费老，啥叫串糖葫芦？”他说就是沿着京九铁路线上的一系列中等城市，了解它们对周边农村的辐射作用。近一年来，又想研究研究大城市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想法，甚至想到太空里去取物资的问题。
他的手挥舞着，仿佛真的要从太空中抓回点什么。我抚摸着他的手，给他点着长寿穴位；他的手很宽厚，很绵软，很温暖，正是这双手为国家和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点穴的手法很讲究，轻了没有感觉，重了又会疼痛。我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恰到好处地打通他的经络，让这位智者永远健康长寿。
后来，我又应司法部之邀走访了全国10多所女子监狱。当我把自己的拙作《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送到他的面前时，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百忙中亲自为我作序。他说监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也是社会学工作者观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监狱中的这个特殊人群，已经被贴上特殊的标签，他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与常人不一样了。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常人的生活，就需要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你做的调查采访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你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耐性和技巧，与那些女囚犯建立了一种心与心交流的氛围，从中获取了真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调查采访活动成为这个特殊群体自我经历的再梳理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强化自身自新意识的极有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成功地完成了参与式的社会调查。你的调查采访活动可能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自新过程，也就是再社会化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不久前在广州碰到了林兰英，他们是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林兰英早年在美国读书，是研究半导体的，搞的是通讯材料。她回国的时候从美国带回一些半导体材料，那时中国还没有半导体。这次老友相聚分外高兴。闲谈时费孝通说在21世纪里，人类大概可以实现到太空里去取回有用物资的可能。
林兰英肯定地说，这个事情不用50年，大概20年就可以做到了。当费孝通与林兰英在羊城讨论这个问题时，并不晓得林兰英已经利用人造卫星在太空里成功地制作了单晶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里完成这样的试验。证实了人类是能够做到从太空里拿回物资的。回到北京，他才晓得了林兰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越发觉得这次羊城对话简直太绝妙了。
费孝通怎么会想到有关太空的问题呢？原来，他为了写一篇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章，翻看了不少参考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他的印度朋友哈克萨写的。他说哥白尼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个事实，使人类对自己在空间的地位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从而引起人类思想上很大的改变，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人类可以在太空里行走，已经跳出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了，这就使人类认识的空间更加扩大了。
看着看着，费孝通智慧的头颅进发出火花：在这里人口的区限没有了，地球空间限度也没有了，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变化肯定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
社区是个筐，衣食住行都可往里装
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中如何生活，社会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生活中创造的文化。文化在哪里？就是生活在集体里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孙的，它凭靠一个个的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去表现、改变和发展着。
费孝通一生中经过了三级跳，先是从乡土社会时代跳到工业化时代，接着又从工业化时代跳到信息时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社会学者紧跟肘代的步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的社会学要紧密地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 、
1998年春天，费孝通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辞去了所有的公职。女儿和女婿希望88岁的父亲能够好好放松一下，颐养天年。谁知费孝通的工作节奏不但没有减慢，反而更加紧张了。他把女儿叫到身边，对她说我要做几件大事，首先要把已经开始做，但还没有做完韵事情做完，好有个交待。比如继续完成1997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在深圳讨论京九线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时，自己提出的要考察京九线上一系列大中城市的串糖葫芦的计划，还要写对太湖和洪泽湖水网地区的考察文章。已经答应参加的学术讨论会还要去参加，并且准备好论文。此外我还想把上学时读过的书找出来，重新读一读，补补课，然后写几篇长文章。如果时间允许再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
听了父亲排得满满的计划，‘费宗惠想今年的安排都是去年定下的，不好改动，今年就让父亲再紧张一年吧，明年说啥也要让老爷子好好休息休息。
两会刚一闭幕，宗惠和小龙就陪同父亲到苏南地区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状况。苏南不仅是费孝通的故乡，而且还是造就他成为社会学家的热土，是他一生梦魂缠绕的地方。他觉得今天的中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业到农村里去，成为乡镇企业；一个是农民跳出农门到工厂里去，成为城市工人。兴办乡镇企业是费孝通从年轻时就开出的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药方，所以苏南乡镇企业脉搏的跳动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1998年，乡镇企业脱胎换骨的改制工作在苏南各乡镇全面铺开。这次回乡，费孝通访问了常州、昆山、吴江等市的好几个镇，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和当地的同志详细讨论分析改制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提出了一个双层并进的思路，就是在基层还要保住和发展草根工业，使之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上层则要用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规模较大、科技含量高、集团化的乡镇企业，全力向国际进军，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暮春四月，费孝通来到京九线出京后的第一大站衡水市，以——个社会学家的热情深入到工厂企业、农民家庭和集贸市场，与当地群众共商衡水的发展大计。在八天的考察中，他那颗智慧的头颅又进发出把衡水培育成糖葫芦上的一个中心城市的奇思妙想。
衡水的风尘还没有掸掉，他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浙江、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参加了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费孝通从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转移到对城镇经济发展的关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转变后很多服务性的工作转向了社会，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他觉得人是社会的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现在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高了，社区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社区这个词最初还是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研究社会人类学时，从派克先生那里引进的，它的意思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了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在农业区发展为村和乡，在城市里则发展成胡同和弄堂等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人类是聚众成群相互合作经营共同生活的，从一般群居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相互合作的社会，人类在经营共同生活时需要一套关于个体间合作的行为规范。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个道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人代替了社会人和社区人，个人的需求与所在的单位息息相关。现在，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推进，单位人复位到社会人和社区人。农民涌入城里，下岗人员激增，流动人口不断膨胀，老龄化问题日益尖锐。
五月初夏，费孝通结束了福建的考察后，驱车抵达上海。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和因此而出现的农民问题，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浦东新区的开发速度快，力度强，当地农民早晨去田里干活，中午回家的时候，早晨走过的路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浦东新区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