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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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主义。
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米沃什自己的文学主题是什么？此一问题看似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流亡者，他的作品肯定是向回看的，肯定少不了对专制制度的谴责。但如果以此为米沃什的写作主题，我们是否便简化了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在《米沃什辞典》中，他提到一位名叫莱奥波德·泰尔曼（LeopoldTyrmand）的人。此人流亡在美国，以谴责专制为己任，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端保守派。而米沃什在用几本书（如《被禁锢的头脑》、《对权力的攫取》等）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米沃什就变成了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讲究“拯救”的天主教徒？或一位玛拉美式的象征主义者？或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时间”的人y一个形而上的人？不错，米沃什的确在维尔诺的上空发现或建造了一座斯威登堡式的天堂，他也的确称赞过波兰诗人伯莱斯瓦夫‘莱什米安（BoleslawLesmian）的诗歌想象被其自身的美所救赎，但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米沃什是一位“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他的存在状态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说：“人类是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的。”他特别称赞T。S．艾略特的作诗法：“他用不可能性、匮乏和废墟来建构诗歌。”他也写到过“时间”，但那不是玛拉美或博尔赫斯的“时间”；他要“探查那使时间屈服的法律”，他说：“时间在我们的头顶狂风似的怒号。”不过，无论是时间，还是废墟，还是拯救，还是谴责，恐怕都担当不起米沃什诗歌、散文统摄全局的主题，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和他对神学、哲学的兴趣都要求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关照历史和人生。人们对米沃什的文学主题有过种种概括，其中，美国教授路易斯·埃瑞巴恩（Louislribarne）指出：“米沃什的伟大主题是，用‘人性的东西’填满宇宙。”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且，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导致米沃什缩水。仅米沃什用英文出版的著作（包括诗集、小说、思想论文、文论、日记、翻译等）就有20来部，其主题是多重的。那么，在米沃什的多重主题中是否存在一个核心？或许米沃什的老朋友布罗茨基对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能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或许惟其无法抓住，他才要努力抓住，在此过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一处境我们越是不能理解，它的悲剧性越强。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回忆者、谴责者的米沃什。
四
要满足这样的主题的表达，需要怎样的语言，怎样的风格？米沃什一生都是用波兰语来写作他的诗歌。对于他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会习惯性地将之理解为诗人的爱国主义。的确，这里面包含着米沃什对波兰的爱、对故乡维尔诺的忠诚，但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一个身在美国的外国诗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选择了边缘，选择了默默无闻。但是他说：“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波兰语是一个小语种，中国以出版语言辞书著称的商务印书馆甚至从未出版过波兰语辞典。可以想见，波兰语在美国的处境即使好一些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沃什曾经感叹不懂波兰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密茨凯维支在波兰被尊为伟大的诗人。尽管如此，米沃什还是选择了波兰语作为其诗歌的第一语言，这其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观点，即一个诗人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他和该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命定的关系。比较而言，小说家要自由得多，无论是康拉德（波兰人）还是纳博科夫（俄国人），都变成了伟大的英语作家。诗人当中能讲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近的有布罗茨基，他用英语写出的散文相当精彩，但写诗，他还是用俄语；远。的有但丁、彼特拉克，使他们永垂不朽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当然，一位诗人选择使用一种语言，并不妨碍他向这种语言引入异质因素，博尔赫斯便向西班牙语引入了英语。
中国诗人使用中文写作，不存在太多的道德和技术问题，因为一来，中国诗人几乎清一色为单语写作，二来，中文是一种如此丰富的语言，古汉语为现代汉语保存了诸多可能性（尽管在当代它不可避免地需要被调试，被刷新）。但是波兰语的情况与中文的情况非常不同。为了达到其写作的理想状态，米沃什无法停留在对波兰语的一味赞美上，甚至连道德上的赞美也是困难的。在《没有名字的城市》这组诗的终篇《我忠实的母语》中，米沃什感慨道：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我觉得我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
语言，他们憎恨自己
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一种告密者的语言，
是一种因自己天真
而患病的糊涂人的语言。 但这还是该语言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蕴含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意味，我们就能掂量出米沃什所面临的困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表达日常生活却不能表达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无能、对悲剧的漠然等等。此外波兰语就像其他斯拉夫语，特别是俄语一样，与邻近的西方相隔绝。咪沃什在其哈佛大学系列讲座《诗的见证》中曾引述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的观点，谈到俄罗斯的不幸。费多托夫“将所有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结为选择了斯拉夹语作为教会语言，而没有采用本来在东方可以成为与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于是俄罗斯长期处于孤立自守的状态，直到它突然发现了西方思想，但已为时太晚”。这就引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波兰诗人使用同样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能否成就伟大的诗篇？路易斯·埃瑞巴恩形容米沃什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既是过去的人也是现在的人，既是孩子也是先知，既是雅各也是赞美诗。的作者。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适合这样一个人来使用？
波兰语言的问题，据米沃什看来，最要命的，是它惊人地缺乏哲学表达方式，这种缺乏使得用波兰语进行智力谈话成为一种挑战，需要高超的杂技功夫。此外，波兰语不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它缺少准确性和规则。米沃什的朋友为米兰·昆德拉所特别称赏的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曾经感叹：“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缺少准确性和规则可能是斯拉夫语言的通病。不过米沃什倒也从这种不足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其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用来增加语言的柔韧度。本文作者并不懂波兰语，这里只能罗列出米沃什和其他人对波兰语的看法。但如上麻烦不仅是米沃什的麻烦，这大概也是密茨凯维支的麻烦。而密茨凯维支对波兰诗歌史的重新书写和对波兰语言的改造，看来鼓舞了米沃什。他力图使波兰语适合自己对另一个欧洲的描述和思索，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的有限性。他说：“既然我用语言工作，我明白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被跨越的。我期望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不过我却受制于我的前辈介绍给波兰语言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对它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米沃什深知波兰语言和其他西方语言的不对等性，这一点在翻译中尤能见出。他曾以差劲的波德莱尔波兰语译文为例，指出波兰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发展的不均衡。他也曾感叹亨利·米勒的作品无法被有效地翻译成波兰文，因为波兰文缺乏翻译米勒的相应词汇。米沃什一生注重文学翻译，他曾花很长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阳台》和他的美术评论，二战中他翻译过法国理论家雅克·马利坦的著作，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翻译成波兰语，以期改变战后波兰文学界的灰暗气氛。这大概就是他自言对波兰语做出的“微薄贡献”的一部分。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该语言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的贡献。回到埃兹拉·庞德那句老话：“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即使那些追求“纯正”语言的人，也无法否认翻译对“纯正”语言的间接影响。在这方面，近在眼前的中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沃什不仅从事法语译波兰语、英语译波兰语，自他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也将许多波兰诗歌翻译成了英语。在他用英语出、版的著作中也包括《战后波兰诗选》、《日比格涅夫·赫伯特诗选》（与人合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等。从这里我们是否也能看出米沃什对波兰和波兰语言的忠诚？）
五
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米沃什与这一切的关系之深决定了他诗歌中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封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种封闭性并不完全属于米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同样见于波兰的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日比格涅夫·赫伯特、捷克的雅罗斯拉夫·赫鲁伯、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塞尔维亚的伐斯科·波帕、原东德的萨拉·基尔施，以及一些俄国诗人，以及自塞尔维亚移民美国的查尔斯·西密克等人的诗歌。东欧诗歌的封闭性不同于受制于岛屿意识的英国当代诗歌的封闭性（尽管英国当代诗歌对东欧诗歌有所借鉴），作用于前者的主要是历史记忆、天主教和患上了幽闭症的东欧共产主义。这使得东欧诗歌在20世纪的世界诗歌版图上呈现出与开放的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美国等地诗歌截·然不同的色彩。所谓东欧诗歌曲封闭性，是指它的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特征；它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这样的诗歌注重道德问题、历史问题胜过注重形式问题。形式问题对于东欧诗人来说大概过于奢侈，尽管它并非不重要。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谈到：“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可能基于如此认识，他又在《诗的艺术？》中强调：“诗歌的本质有些粗鄙”。米沃什虽是一位封闭的诗人，但他对“粗鄙”的理解使他得以欣赏惠特曼的“开放”。但是，非常有趣，在欣赏惠特曼的“开放”的同时，他又坚决地反对“开放”的现代主义诗歌。查尔斯·西密克指出：“米沃什警觉于20世纪的各种社会风潮，这些风潮指示了诗人的否定倾向。他反对现代主义的许多化身，反对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上的实验、对过去文学的反抗、对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嫌恶，还反对他们的信条，即人生来就要受苦受难，因为人生没有基本的意义。”这是米沃什的“后现代主义”吗？我们知道，米沃什热爱美国诗人、T。S．艾略特的竞争对手之一罗宾逊·杰佛斯，认为后者在表达哲学思想上的直截了当和散漫的长句子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他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米沃什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或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因而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便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指出他的毛病。台湾诗人杜国清在其《米洛舒诗选》短短的《译者后记》中说：“他的诗也有不少英美现代诗中为人诟病的晦涩，尤其是吊书袋以及表现过于个人的特殊经验，因此，典故、地名、人名等等，往往成为读者理解上的一大障碍。”我们得感谢杜国清教授说出了诗歌小读者们的心声。巧的是米沃什好像了解这样的心声，在回忆录中，他曾提及人们不理解他何以获得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学院的拉尔斯·吉伦斯坦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说：“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还提到米沃什的宽
容精神、人道主义、自我克制、禁欲主义、英雄气概，但这一切溢美之词虽然无不正确，却好像都没能抓住米沃什及其诗歌的要紧之处。也就是说，这一切溢美之词都没能解释清楚米沃什的诗歌何以与众不同。关于他的诗歌，厄普代克的看法是：“（它们）以一种被监视着的、沉默寡言的声音，触及到了那些战争年月。他的回忆是粗略的，他的暗示是隐约的。”一般说来，米沃什语言平实，但如果只有平实，他便流于一般。而米沃什平衡平实语言的方法是求助于雄辩。雄辩需要观念、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