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不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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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天奇饮下蟑螂对我的冲击，实不亚于我小学三年级时在景山少年宫上课丢了书包，被母亲痛扁一顿，回家后心情郁郁地睡着后醒来看到父母神情严肃地摆饭桌。我的生命中的一个世界就此死了，而我还活着，长大。不得不长大。
这一次，我走出巴黎，到法国南部城市蒙比利耶生活，迎来我的“南法东京恋情”时期。那是发生在两千零一年九月到两千零四年八月的事。
在这期间，只见了天奇两次。有时打电话，得知他仍旧常常没钱，到处搬家，干一些诸如“倒包”（法国留学生的共识词汇，就是为路易？威登的私贩买包赚取提成费）的营生，情绪和存款也如中国郑交所的绿豆行情一样，大起大落。
最后一次和天奇通话，是我零三年从北京度假回法国，在戴高乐机场给他拨电话，接通了却是语音信箱。当晚仍借住王绅家，问起天奇，回答说“已经成一骗子了，帐上没一分钱，还敢带着美眉进Gucci……”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战斗中成长。
祝你好运，天奇。
五、人在巴黎
这一章没有标题
我在巴黎曾经住过整整一年。
现在想起来，对于那个阶段的记忆，竟然不可思议的模糊。这样说可能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有点自恋的倾向。本来嘛，毕竟是那个巴黎嘛。怎么可能生活了一年之久却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我也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但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那些记忆的片断像出租影碟的货架似的，分门别类色彩纷呈，却因为太过详尽繁多让头脑没来由地混乱起来。
《我的寓所我的家》
我的寓所位于巴黎市北部的Asnières区，属于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的三环地带，和巴黎的十七区相邻，中产阶级的小别墅鳞次栉比，治安良好，交通便利，到拉？德方区（La Défense）和圣？拉萨（Saint Lazare）乘火车都只需十分钟。如果说有什么著名的地方，就是当年凡？高也曾住在这个区，有一幅作品名叫“阿尼耶的桥”（Pont d’Asnières）就是取材于此地。
寓所是一间临街房，右首是农业银行，对面是家美容院，本身成为哪一家杂货店的铺面房，我看也是早晚的事。因为房间没有门厅，开门就是商业街，所以只要不苛刻地认为地段吵闹不方便，还是相当地有人气。
房子是在同一区开餐馆的亲戚帮忙找的。房主是另一个开餐馆的香港人的。那个香港人在巴黎开了十年餐馆，突然说要回香港结婚，大概婚姻美满，流连忘返，于是索性不回来了。房子准备托亲戚卖掉，空了半年多，于是就租给我。价格绝不算便宜，但一是说住就住，没有什么担保啦押金啦什么的琐碎事，而且说搬走也只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就可以了，权衡一下，没什么可挑剔的。凭我自己孱弱的个性，恐怕一时不会找到更好的。
房子老旧，浴室和厨房是房子的一部分割出来的，尽管这样剩下来的空间仍然很大，比起我见到的在巴黎的大多数留学生的住房面积，算是相当的奢侈。由于长时间没人用，抽水马桶里边的水已经蒸发掉了，黄黄的水垢结在四周，灶台上油渍斑驳，
一应俱全的中式厨具，也是油腻腻的。打开水管，先是巨响，然后就是浊色的水流出来，一派《X档案》中的光景。
陪我看房子的亲戚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导我说家具很齐全嘛。的确，家具多得有点让人受不了，有些是买的，有些是拣的，高高矮矮地排放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感觉有死的气息。
亲戚走了之后，我坐在那张铁定是拣来的沙发上垂了几滴眼泪。又环视了一下房间，除了那面印有“仙鹤西去”图案的屏风，我恨不得把其他的都丢掉。不愧是香港人，门背后还贴着福禄寿三星，墙上挂着过气的香港明星的艳照。唯一的惊喜是在角落里发现了一纸箱旧书，有金庸全集和《陆小凤》，都是繁体且书页上锈迹斑斑。当时我不屑地把它丢在一旁，几个月之后一本不漏地统统读完。
开窗通风，不时有路过的人的半身像一晃而过。法国人算是相当的礼貌，也许住我这一区的都是良善之辈，向来只是条件反射地向屋内望一眼，然后赶紧转回视线默默走路。
等热水器加热的时间，我把香港人剩下的所有清洗液都倒在马桶和洗手池里，就那么沤着，又把香港人的中式餐具全转移到橱柜里。那只橱柜，一直到我一年后离开都没怎么打开过。步行五分钟到附近的Monoprix超市买了新厨具和强力驱油剂，满腔悲愤地擦灶台，擦了二十分钟，灶台多少恢复了几分往日的风采。
热水器的水烧开后，我用喷头冲马桶和洗手池，用滚水，浴室里不久就水气氤氲。我把脸扭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以避免在刷马桶时有微小的水分子溅上去。如果给我这个造型拍一张照，足以作为先锋派舞台剧的招贴海报，剧名就叫做《让我活到2073》，一定比《等待戈多》有反响。
怎么也比《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他们家好一点吧，我开导自己说。洗完浴室和厨房，看看剩下的今天怎么也打扫不完，于是倒在沙发上喝可乐，吃从几步之遥的面包店买来的金枪鱼三明治。面包皮皮的，正和我的口味，我就讨厌脆脆的面包。
之后，我出门逡巡了家附近的商业街，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我的寓所的人文环境不尽如人意，但就其使用功能来看，真是无可挑剔，满分。洗衣店、银行、面包房、超市、发廊（很遗憾没有按摩女郎）、熟肉铺、叫“森发”的中餐外买店一应俱全，出门就是，说洗就洗说买就买，一句话。
心情稍稍好转，回家检查了水管，关上热水器。不得不小心，有前车之鉴，王绅就曾因为同住的方方大意没有拧好家中水管，结果水淹楼下的小书店，二人连带责任，赔了七万法郎。我可没有七万法郎赔给人家，穷人家的孩子谨慎。随后锁好门，回天奇家了。这样的房子不适应一下住进来，非得忧郁症不可。
正式搬进去，是八月中旬。之前都混在天奇家。那时他才刚刚乔迁之喜，有朝气，还时不时收拾一下房间。我们三天去一次十三区的中国城，租录影带，买中国菜。饭吃得非常够水准，什么红烧猪蹄儿，炒鱿鱼头，梅菜扣肉什么的，猛灌1664啤酒，灌完了就没日没夜地看录影带，也到歌剧院附近的日本餐馆吃自助餐，鳗鱼饭吃了一碗又一碗，连鱼生都免了，光吃鳗鱼饭。吃饱喝足就逛卢浮宫，根本逛不了多长时间就累了，于是就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看。看什么呢？金发碧眼的美女太多了，照顾不过来，也反应不太过来。主要看日本妹，花枝招展的，有看头，让人浮想联翩。关键是，她们的眼睛也不老实，常常视线对个正着，然后就彼此那样意味深长地持续三到五秒钟。两人一组的居多，也有三四个成群的，当然也有单身的，挎着路易？威登或Prada，就那样上身保持不动，双腿大幅跨动地一晃而过，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这种颓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九月。天奇注册了索邦的语言学院，我也利用时装学校开学前的时间静静地焖在家里画素描。那时对于时装课程完全出于一种憧憬膜拜的心理状态，焦虑，不知做些什么借以鼓胀自己临阵突然丧失的自信。
出国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和北影厂的一位著名的美工学过几天画画。一是为我的热诚所感动，此外恐怕也因为我二十五岁的年龄重新练童子功是不可能的。他的理论课只上了一次，主题是：色彩和体积。就是说无论画什么，在动笔的一刹那，对于所要描绘的物体心中要有体积的概念。马蒂斯的野兽派是出了名的像野兽一样的着色，咋一看平平淡淡，但大师的一笔下去，同孩童的一笔下去，尽管都是简简单单的一笔，都让人叫绝，但大师多历经了一个轮回。两者最后归于一个终点，就是艺术的纯真。这个多经历的轮回，齐白石先生概括为：以最大的耐心画进去，以最大的勇气画出来。
我的寓所内部气温低，光线暗，打开台灯，铺好素描纸，就可以静下心来画，什么都不想，像一个猎人迷失在丛林之中，暂时收敛冷峻的目光，接纳四周的万籁之音，任凭自己天马行空地越走越远。
《缝纫机》
九月底时装学校开课了。是一所名气平平的私立学苑。除了星期三到位于十一区共和国广场附近的总部去上时装效果图的课程，其他日子都在十九区的分部上课。报名的第一天，我发现班上只有我一个男人，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
第一天就是缝纫课。我并不觉得一个男人踩缝纫机有什么不妥，也不理论性地认为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就一定要右耳戴耳环，穿收腰范思哲衬衫；就像画家不一定留胡子，诗人不一定不洗脸不刷牙一样。所谓天才这东西并不是要经过某种非人的扭曲才成就的，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所谓扭曲的存在，海明威如果不是被女护士狠狠地甩了，也不会成为大文豪；村上春树如果没有制服情节和相貌平平之下的疯狂自恋，也不会在每一部作品中邂逅十五岁的美少女；像但丁和司马迁就更不用说了；但也有象钱钟书先生这样虚怀若谷热爱家庭的大匠。林林总总，各人有各人的情况。
缝纫课从匝线开始。什么直线，曲线，断线，嗒嗒嗒地匝个不停。旁边的女生俨然法国版的赵薇，脸型鼻性眼睛的体积活泼程度全都酷似，我松了一口气——开端还不错，只是她的身材有点不顺畅。我和她搭话，问她电动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我生硬的法语和严谨的态度把她逗得咯咯笑。
中午休息，我尾随一群女孩出去买三明治，一声不响，我想我从来都没那么乖巧过。在糕点屋排队时，一个女孩想起什么似的问我要哪一种三明治，我懦懦地答不上来，于是更添使人怜爱之风情。女孩们都笑了，目光中满是同情的疑问，仿佛说天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三明治的叫法可怎么活呢？殊不知花钱时是不需要掌握语言的，有钱就意味着理解和沟通，没人听说不会说英语的亿万富翁在拉斯韦加斯会饿死街头，这就叫“用钱说话”。
那时我红着脸（一半是演技一半是真局促）用手指点着要了火腿奶酪三明治。女孩们对我的沉默寡言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她们都刚刚高中毕业，恐怕没同中国人打过交道，有那种想了解除中国菜以外的什么的需求。我不意间成了一群年轻女孩的焦点，惶惶然中又有些陶醉。之后的好几年，我在初次面对某些女孩时，就会表现得很孱弱，机会成熟时自然会原形毕露。但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变成另一个人，那种飘飘然垂帘听政的感觉，象鸦片一样沉醉我的心。就像带着三十年的记忆，拥有十七岁不老的容颜，重新走进高中的教室的邪恶之花。
《丽都》（LIDO）
巴黎有两处以跳艳舞而出名的地方，一是“红风车”（Moulin Rouge），另一个就是丽都。
我的二十六岁生日是在丽都度过的。
红风车的看家节目是“康康舞”，就是Nicole kidman在电影《红风车》中的传世之作，《情深深雨蒙蒙》中也有不少康康舞的镜头，就内容来讲，是一码事。也许是我当时觉得看了《红风车》和《情》之后就没必要去看真的红风车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里地处巴黎的风化区的缘故。
我的生日要在艳丽无方的纯真中度过，因此选了丽都。
那段时间，我历尽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女孩打来电话——只有她，我二十岁后的每一个生日她都会记得。我爸妈从来都不记得，或者仅仅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啊呀，今天忘了交电费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念不下去了，主导老师从来不夸我一句……”我在电话里说。
“嗯。”
“全班只有三四个人以前学过透视，画过素描，其它都是幼儿园水平——只有激情……”我说。
“她应该很清楚才对呀！”女孩轻轻地说。
“所有同学都对我的画赞不绝口，下课还用大麻招待我，那可是这里表达友谊和尊敬的最高形式……”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女孩也笑了。
“好点了么？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嗯。”我哼了一声。
“我……前几天寄了一张……支票，你会接受吧。”女孩细声细气地说。
“……”
“我想送你件礼物，但我想你可能想自己选。”
“……”
“那没什么，只不过是支票形式的生日礼物。”
“好吧。”我回答。
“谢谢。”
“嗯。”我说。
三天后，我收到一个橘色的小邮包，里边是村上春树的《神的孩子都跳舞》和《遥远的太鼓》台湾时报社赖明珠的译本——自从林少华在《寻羊历险记》中把避孕套（gomu）译成橡皮之后，我就不看他的译本。
支票夹在书页中间，我瞥了一眼金额，在背面填上账号，签字背书，拿到隔壁的农业银行入账。
生日那天，我下午三点乘郊区火车到圣？拉萨站，再乘十三号地铁到香榭丽舍，在路易？威登对面的Quick吃了汉堡，喝了可乐，然后到Gaumont电影院看了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哈瓦纳裁缝》——完全不明所以。七点钟就慢慢地走到丽都门口。接待员问我几个人。
“一个。”我说——一股悲凉没来由地占据我的心。
演出八点钟才开始，我来得太早。被风度翩翩的中年侍应生引到单人位上——全场最好的单人位。前面有两排双人位，桌上有冰香滨的小型金属筒。舞台四周是餐桌，我进来时看了一下价格，那样一个位子每人是八百法郎左右。
一派美国百老汇风格，满目的俊男美女，又唱又跳。其中一个传统节目是一只大鹦鹉（真得很大）展翅掠过众人头顶，飞行轨迹恰恰经过单人位和双人位之间，双翼掠起的风声让人心旷神怡。两个穿着入时的日本女孩照例惊呼，另外两兄弟模样的中国或韩国人放下香滨杯子红着脸拼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