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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

十月 2006年第05期-第44部分

小说: 十月 2006年第05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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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上关于作品是否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始终有争议,一般说来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能够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作家有个人风格,比如司汤达。司汤达在法国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反对过分张扬自我,主张客观写作。为了避免自己的个人风格,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司汤达每天在写小说之前一定要先读读字典,以达客观、准确,消除个人风格的效果。字典是人所共知的客观准确的文本,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司汤达要的就是矫枉过正。《荒原》的作者艾略特也是主张“去个性化”的人,在其著名的诗学理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明确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不断地消除自我,不断地消灭个性……文学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举例说:“在整个《天堂篇》中,但丁本人完全是非个性化的或超个性化的。”艾略特这样说是基于他对传统的解释,他认为从来没有任何艺术家“他本人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意义”,与个人才能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相比,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当然,艾略特也说过这样的有趣的话,“只有具备个性的人才懂得想要脱离个性是什么意思。”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艾略特的自我修正,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在寻找一种更深厚更睿智的个性,而要找到这种个性只有浸润于完整的传统才有可能。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理解艾略特反对的是作品中的“小个性”,而主张“大个性”。“小个性”往往是耀眼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狭隘,一种限制;“大个性”则是一个人通过进入传统使自我消弭——事实上是充分发育而获得的完整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作为种子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疯长”还是在传统中缓慢地“发育”对一个作家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作家最终的成败得失,或者,你是一个一流作家还是二三流作家,都可以追寻到他的种子发育和成长时期。时下我们的一些成名作家面临的“滑铁卢”式的失败或“狂欢”式的失败,都是这个问题作怪。艾略特的话并非金科玉律,但至少我认为是一种提醒,一种不同的考虑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不同的思考方法,以不断矫正我们通往艺术窄门的路径。 
  吕魁的小说没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个性,这是很正常的,他要是显示了我倒要为他担心。他还很年轻,正应该是悉心浸润于传统、发育自己个性的年龄。这个阶段一般说来不能跨越,因为就像跨越社会发展阶段总要遭到报复一样,人跨越自己的阶段也会落入自己的陷阱。吕魁显然不是这样或不打算这样,他的小说让我看到传统的力量。 
  忠实于生活感受,追求准确的表达,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文学传统。吕魁的两篇小说显示出这个特点。《少年行》是一个成长故事,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一个“他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系统”之外的一段青春往事。“我”是一个考上省重点中学的中学生,“他者”是一个名叫军伟的辍学者。一个不能继续升学的少年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无疑等于脱离了价值系统,那么显而易见,他几乎就是一个没有前程的人。军伟在家无所事事,无目的地混在社会上,抽烟酗酒,打架斗殴,在某种视角之下,他是社会上一个毫无指望的混混的形象。但在“我”眼中,他仍是有价值的人。小说写了一大段军伟寻仇打架的故事,事情的起因看起来并不大,只是有人将军伟的一只心爱的小狗宰了吃肉,激起了军伟为一只小狗的尊严而战的冲动。小说描述了军伟如何耐心地寻找对手,如何决绝凶狠,实际显示了军伟对小生命的深情,凸显了其令人生敬的人性。也就是说,虽然军伟处在社会价值系统之外,但作者赋予了军伟以人性的价值。某种意义,由于少了应试升学的压力,事实上军伟获得了某种自由,他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让“我”十分羡慕。这里作者除了赋予了军伟尊严的价值,还赋予了“自由”的概念价值。有了这两点,貌似凶狠的军伟内心同样具有正常人细腻美好的感情就再正常不过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军伟不顾价值系统的屏障,爱上“我”所在的重点高中的一个每天拉小提琴的女孩,他喜欢她的小提琴声,经常叫上“我”到她的楼下听她拉琴。他喜欢的刘德华女孩也喜欢,他买了带子给女孩。一些偶然因素或者说小说赋予的因素,军伟甚至暂时地获得了重点中学拉琴女孩的爱。小说到这里多少有点浪漫,我们姑且不讨论这是否有点理想化,不管它在现实生活有多大可能性,重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作者在我们的价值系统之外提供了一种价值。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的价值系统是如此的单一,那就是奋斗、成功,而我们的高考系统几乎就是一个青少年成长道路上唯一的成功系统。只要你不在这个系统之内(根本不考虑这条路有多窄,有多少人不可能在系统内)就会成为海德格尔称之为的“被抛离的人”,就会成为弱者,成为毫无希望的人,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其自身无论还有多少精神价值都一钱不值。这个成功的系统已对人构成巨大的奴役与压迫,不用说“被抛离了的人”,就是在系统内的人精神上也是伤痕累累、坑坑洼洼。正是在这种压迫中,人们的内心自然要起而反抗,自然要不可遏止地渴望另外的价值。这是一种巨大的内心真实,作者吕魁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真实,创造了军伟这一“他者”形象——实际也是“自我”的形象。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他者”不一定在现实中存在,但往往在“自我”心中存在,也就是说,“他者”是由“自我”创造的,是“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 
  生活的感受往往比生活本身更真实,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因为感受不仅涵盖了生活,更重要的是涵盖了对生活的理解和批判。“他者”军伟这一形象无疑隐含了作者对社会单一价值系统的质疑、批判,甚至抗议。军伟不用说最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拉小提琴的女友在高考前夕与他断绝了关系,正显示了那个系统之外的价值的脆弱性与系统本身的吞噬能力。那个系统是个怪兽,其自身的不可控的逻辑吞噬着一切。小说在结尾这样写道: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混了这几年,浑浑噩噩,麻木得没有方向……在现实过于残忍的压力下,我甚至渐渐淡忘了多年没有联系的军伟。偶尔想起的只有他过马路时瑟瑟的背影,抽烟时微扬的嘴角,忧郁的轮廓。在拥挤的公车上昏沉睡去的上班族,在繁华的街道用异地方言叫卖的小贩中,在风雪中坚定毅然的保安和在酒醉后的深夜高唱情歌的打工人中……这一幕幕情景都会让我很快地想起一个人,却又很快地把他忘记。”这个结尾可以说意味深长,表明了对人的困境的感叹与追问。 
  《城市变奏曲》是一部表现当下城市青年生活情态的小说,同样显示了吕魁对生活的观察与想象的基本能力。特别是小说中对宁梓这个女孩的描述,可以说既生动又准确。宁梓是一个现代女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摇滚歌手,如果把握不好这个人物很容易成为个性张扬的时尚人物,但吕魁在叙述上对她的控制与分寸都表现出了不俗的训练。说到控制与分寸,我以为这正是“去个性化”或“去个人化”在技术层面的关键所在。许多人开始就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最终也没解决,因此,说到底这又不是一个单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艾略特所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要是在写作方向和态度上对了,无论他还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最终都可能得到克服,但如果方向错了,往往会成为一种不知所终的写作。 
  吕魁小说在一些情节处理上还不够结实,比如军伟获得小提琴女孩的爱多少有点想象的痕迹。此外叙述语言上有时显得过于紧张,不太自然。这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作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带着生长的痕迹。生长是一种青涩,一种开放的张力,假如吕魁的小说已很老到,我到觉得不一定是好事。 
市长马宝汉
                                     周亚新 
       一 
   
  星期六,市长马宝汉带着秘书小毛、司机小赵、公安青子出去游玩。车子出了繁华的市区,驶向郊外蜿蜒的公路。这时,路左边斜伸出一条土路,穿过田野,朝西南那遥远的山峦伸去。 
  “拐。”马宝汉说。 
  “市长,这是去黄土梁子的路,路况不好,车开不进去。”小赵说。 
  “那就得走去,到村里看看。”马宝汉话音:未落,已经下了车,走上了土路。小赵把车停在路边的草地里,一溜儿小跑地追上来。 
  “黄土梁子村离市里这么近,通市里的就这一条破土道?” 
  “市长你问这干吗?古人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通了路,把现代化污染涌进去,可就破坏了这一方的‘甘其食,安其居’。” 
  马宝汉结结实实地点着毛秘书的鼻子:“让老百姓对外头当睁眼儿瞎?小毛,你这不是糟蹋我吗?” 
  四人说笑着正往前走,老远看见一头负重的毛驴后腿陷在泥坑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汉子铁青着脸,手握着鞭子,高高地挽着裤脚,一会儿跳到泥坑里推一阵,一会儿甩着鞭子怒声吆喝,满脸淌汗,腿脚全是泥。驴奋力在泥坑里挣扎着,呼呼地喘着气,就是拔不出腿。农民见来了几个生人,一时有了发泄对象:“这条倒霉道儿几辈子了,政府眼睛瞎了,我操马宝汉他八辈儿祖宗!” 
  “操你八辈儿祖宗!”马宝汉冲着农民突然骂了一声。 
  随行的三位都怔住了,一起盯着市长,又紧张地观察农民的反应。农民被骂傻了,那个圆头圆脑小寸头的人,穿着半旧的夹克衫、旅游鞋,其他人也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小的三十来岁,大的四十多岁,一看就是从城里到山上粘鸟追兔子的闲汉。农民的驴陷在泥坑里出不来,正窝得满肚子是火儿,又平白被他骂了一句,真是火上浇油,脚下一跨,逼到马宝汉面前:“你骂谁?!”刚要发作,便哎哟一声,公安青子早窜到他的背后,背过他的双手。 
  “松开他松开他,他骂我我也骂他了。”马宝汉说着跟没事人似的脱着鞋和袜子,挽了裤脚,跳到驴屁股下的泥坑里。毛秘书、小赵、青子也依样行事。.四个人一起陷到没膝深的泥里。真是春寒料峭,化冻不久的泥水冰得几个人“咝哈”了一阵,便前肩后背一起贴紧着驴屁股,喊着:“一、二、三——”驴使劲一蹬,冲上了地面。 
  农民早就跑过来,稳住了驴脚,疑疑惑惑地看着几个人到路边的水坑里洗脚、穿上鞋袜。男阶骂他又救他的入朝他挥挥手:“赶路吧。”他这才赶着驴朝前走,嘴里嘀咕着:“谁呀这是?我骂马宝汉他搭什么茬儿呀,八成是市长的兄弟、小舅子?” 
   
  二 
   
  马宝汉正走着,听不见有人说话,猛回了头,见三个人正捂着嘴笑,说道:“笑什么?他操我祖宗,我不操他?撒了气,帮他才心甘情愿,能简单处就简单,简单才是大道理。” 
  又走了一两里,拐了个山弯儿,现出一片黑糊糊的村子,这就是黄土梁子村了。左边临河,右边是山,村子坐落在中间一条平缓的地带上。四个生人成了村里的稀罕物,土头土脑的村民精精神神地看,有的一步一回头。街两旁十步一个粪堆,五步一片垃圾,鸡刨猪拱,一股股臭味儿裹着人走;除了零星的砖墙瓦屋,大多是石垒泥垛;院墙有的残垣断壁,有的只是用树枝夹起围成的栅子,那栅子也不知挺了多少年,前仰后合,缺胳膊断腿。马宝汉驻足望了望左右远处的山水,叹道:“真糟蹋了这块好地方。” 
  村子还真不小,人家不算密,可七沟八岔,处处有人家。在这样的地方走可真不轻松,毛秘书看了表道:“市长,已经十一点三刻了,我们在哪儿吃饭?” 
  “随便随便。”马宝汉说着用眼一踅摸,指着最近的一户人家,“就这里吧。” 
  那户人家的门敞着,里边正站着一个村妇往外瞧。毛秘书上前道:“大嫂,我们在您这吃点饭行吗?我们付饭钱。” 
  女主人见来人面善,又挺有礼数,便靠了墙让道:“进来吧。我们这儿穷,没啥好吃的。” 
  马宝汉在前边领着进了院:“大豆腐小米饭就行。” 
  女主人笑了:“这个有。” 
  进了屋,光线骤然暗下来。房顶低,有四块窗户用报纸糊着。女主人放了炕桌,上了四个烧酒玻璃杯,沏了茶倒上,就准备饭去了。不一会儿,女主人的丈夫进来了,四十几岁,身子骨像根弯弯的瘦黄瓜。见了四个坐上炕的生人,有些腼腆地笑。 
  “东家,打搅你了。”毛秘书说。 
  “吃口饭,还给钱,啥打搅。”东家道。 
  马宝汉把大手往身边的炕席上一按:“东家,坐这儿。” 
  “不啦不啦。” 
  “坐这儿陪我们唠唠嗑。”炕上的人都邀请着,东家这才道:“那行。” 
  饭菜端上来了,一盆滚烫的热浆豆腐、一大碗猪肉炖粉条,女主人又拿了碗筷,用一块黑不溜秋的抹布抹了抹,盛了小米饭递上来。然后就坐在客人后的炕沿上默默地看。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手里拿了块红薯边吃边看着炕上的客人,青子一眼瞥见,转了头问:“大嫂,有红薯吗?” 
  “有是有,早晨剩的。” 
  马宝汉说:“剩的也好,比刚蒸的又一个味儿。” 
  “那我这就去热。”大嫂一转身出去了。小姑娘不知啥时双臂搂架着一个一岁多的娃娃,骄傲地挺在门口,像是向客人们展示自家的宝贝。娃娃仰着小脸儿,惊奇地挨个瞧炕上的客人,嘴里哼唧着,小手往炕上指。小姑娘全身用力,拖拖拉拉地将娃娃抱上炕。娃娃上了炕,对生人失了兴趣,爬来爬去,抓住一个笤帚疙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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