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落燕园-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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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因时间匆促，考希没有来得及见到何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同志。
很快便到了此行的最后一个夜晚，薄暮时分，瑙玛和我来到悉尼歌剧院。曲折的海湾在暮色中显出一条条明亮的灯光，形成好看的曲线。歌剧院的大贝壳屋顶在我头上张开，我尽力昂头又昂头。这贝壳中，不是蕴育着艺术的珠宝吗？那满孕着风力的帆，不是想在艺术中探寻真和美吗？我凭栏凝望几十级也许是几百级台阶下的海水，海水宽阔而平静，反射出淡淡的光。我的心也充满了平静而又宽阔的欣喜。虽然还没有欣赏在这建筑中表演的艺术，我已经为这建筑本身的艺术感动了。
我们走进了歌剧院的餐厅。这餐厅三面都是落地的玻璃。我和主人们周旋谈笑，坐下来时，忽然迎面扑来一个灯火通明的悉尼，使得我眼花缭乱。璀璨的灯光画出了悉尼的一个个建筑的轮廓，好一幅豪华的夜景！在这明亮的灯火后面，每一个房间里，人们感觉到什么，又在思索着什么。他们常常是快活的，唱歌、聊天、冲浪、野宴……。他们也有无穷的苦恼，罢工、失业、疾病、酗酒……。
我还懂得很少。只对眼前一同吃饭的朋友，似乎还略知一二。梅卓琳是我们熟悉的。她曾获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现是澳中理事会执行主席。前些时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称赞她为中澳友好做出的贡献。在我访澳前，她读了《三生石》，并写出了英文提要分送各地，可见她的细致周到。前面提到的考斯蒂根和夫人，这时正高兴地翻看我送给他们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寻找着《弦上的梦》。
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位在座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Keneally）。上次到悉尼，他曾请我吃饭，这次又是老相识了。据说澳洲只有两位作家能靠稿费为生，一位是怀特，一位便是基尼利。我在各处旅行，听到谈论最多的除怀特外，就是基尼利。在昆士兰州，有一位女作家曾热情推荐他的小说《带来百灵鸟和英雄》（BringLarksandHeroes），在墨尔本，一位讲明史的大学教师也称赞他的才情。这位朋友说，他的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挣钱，那也难怪，不如此他何以为生？但他并不只是为了挣钱。这位朋友相信他会写出真正最好的作品，超过他已出版的所有的书。
基尼利即席为我开出他的著作目录。最新的一部《次等王国》（TheCat…RateKingdom）初次见面时他已送给我。那书前作者的话中写道：〃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这话打动了我。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不是都想表现自己民族的灵魂，而避免〃对号入座〃的纠缠吗？
和有悠久岁月的中国文学相较，澳大利亚文学是年轻的。惟其年轻，也便应该有生命力。以前澳洲文学的两个主题似乎已在变化。那两个主题是：〃逐客心情〃和〃澳洲之梦〃，前者描写被放逐的悲凉，后者描写建设的希望。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所说：〃把自己的祖国当作宇宙的中心。〃现在的澳洲作家，已经更着眼立足于澳洲的现实生活了。
还应该讲几句瑙玛。因为和她是这样熟悉，竟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了解她。瑙玛姓丁（NormaMartyn），是悉尼笔会副主席，写过不少长、短篇小说，还在写研究张骞通西域的学术文章。她也积极参加国际文学运动，是个能干人。这时她策略地催我快些吃喝，说澳洲人吃饭快，说话快是闻名世界的，而我吃饭慢说话慢是闻名澳洲了。这一次却是关于澳洲文学的遐想羁留了我。我们兴冲冲离开餐厅赶往剧场时，话题转到今晚的芭蕾舞，便把文学放开了。
1981年8月初
原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
安波依十日（1）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我们来美国的事情已完。这天只和家人往游新泽西州的天然动物园，是计划中惟一的余兴节目。
哥伦比亚大学东院招待所的房间进口处有小楼梯，约七八阶。清晨出门，父亲上楼梯时脚步不稳，这几天确实太累了。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很舒服。见他兴致勃勃，谁也不愿扫兴。我们在校外小店进早餐，和父亲的挚友卜德博士话别。他很为只有孙女没有孙男而遗憾，笑说自己是老封建。早餐后他站在街角处看我们驱车离去。他是个瘦削的老人，白发如银。街上空无一人，也没有风吹起他的衣角或白发。父亲在车中招手。我想，他们两人恐怕再难会面了。
天然动物园的景致若使贾宝玉来评点，当说它造作。狮子懒洋洋睡在路旁，金钱豹躲在不知何处；猴子爬到汽车顶上，鸵鸟歪着头往车窗里瞧，都希望得点好吃的。据说非洲的天然动物园大不相同，要〃天然〃得多。这里的游乐园，连同动物园一起，有一个招徕游客的名字〃大惊险〃。可是我们都没有多少惊险之感，真正的惊险场面出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
路是平坦的，虽然很少颠簸，总不同于家居。父亲是很累了，但他还是说〃很舒服〃。他的额头不热，手却冰凉。〃千万等回国以后再生病。〃我心里说。这时忽然听到异常的声音，咔嚓咔嚓，有节奏地响着。哥哥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左边轮子坏了，〃哥哥宣布，〃得换下来。〃
车后有现成的轮子和工具。哥哥患严重的关节炎，无法操作。嫂嫂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新轮子拖下来，工具装好，摇了半天，也没有卸下旧轮子。〃以前我几分钟就能换下来。〃哥哥慨叹。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找出白手巾绑在车上，向开过的车求助。
车子一辆又一辆风驰电掣般从我们身旁过去了，谁也不注意路边停车。我们奋斗了约一个多小时。车停着，没有冷气，太阳直晒，车里热如蒸笼，父亲仍是照他平常一样，老实地坐着，绝不催促，绝不焦躁。
不远处又有一辆车停下了，也是修理什么。嫂嫂跑过去求援。那是一家波多黎各人，全都黑黑的，很有吉普赛人模样。男的过来了。他摇了几下千斤顶，就把车身顶了起来，迅速地换上新轮子，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向他致谢时，才发现他并不会说英文。
无怪乎卜德老先生想要个孙子呢。车修好了，大家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站上打尖。这时父亲脸很红，有些气喘，可还是说〃很舒服〃。哥哥陪他去盥洗室，过了很久还不出来。我有些着急，托一个男孩进去看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位老先生晕倒了，要叫救护车。〃我愣住了，直盯着他，他忙又说：〃已经醒了，像是好了。〃这时哥哥扶着父亲出来了，还有两个美国人陪着，送他躺在一个长椅上。两人之一是医生，他敲敲听听，一面命餐室的人拿冰袋，老人是在发烧。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返回纽约应该是可以的。
父亲躺着，完全清醒了，还是说没有哪儿不舒服，还一再说回哥伦比亚。我们想起他的丹毒旧病，看他的左腿，果然有一点鲜红起来了，觉得有些把握，便决定返回纽约。从父亲晕倒起，只有有用的人上前帮助，并无闲人围观。
车子在落日斜晖中疾驶，大家都不说话。父亲起先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叫他，只哼一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垂下头，怎么叫都不回答，他又晕过去了！等不得到纽约！我叫起来。就在最近的一个收买路钱处要了救护车。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等候。
父亲斜靠着我，完全不省人事。难道真的不能回家了么？我们一定得一起回去！旅行前就商量好的，无论遇到什么事也要回去！记得吗？我们庭院中十年浩劫失去的竹子还没有种，书案上都有未完成的书稿，还有我那重病的弟弟在等着，盼着，呵，父亲！你可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呵！
不到五分钟便开来一辆车，跳下两个壮汉，把父亲抬上担架，给他吸氧。紧接着又来了一辆车，这才是装载病人的车。救护人员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浓重的暮色中十分醒目，使人精神一振。他们敏捷地把父亲抬上车，我坐在他身旁，车子往最近的医院开去。
于是父亲住进了波思·安波依地区医院。我又开始了一段侍病生活。
自七十年代始，陪侍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是我的生活内容之一。记得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担架，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比较起来，这次是顺利的。
安波依医院是普通的公立医院，论级别，可能相当于海淀医院，还不如海淀医院宽敞。来就医的都是平民百姓。依我看来，它很好了。它有自动两头起落的床，有活动磅秤，每天称重量，把病人一卷吊起来，毫不费事。点滴抗菌素不是每天扎针，而是在臂弯里埋进针头，用时打开。每天抽血化验，缺什么便补给什么。每人床头有电话，床对面墙上有电视，付钱使用。这都是美国人缺不了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工业发达，医学先进的表现。但是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和发达与否似乎没有关系，那是这里的护士。
护士是神圣的职业，是白衣天使。小时在教科书里读过讲南丁格尔的文章，很为她伟大的人格所感动。可是这些年，我们的护士和天使差得太远了。在美国医院里见到护士的工作情况，不由得要为她们写一笔。
安波依十日（2）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代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安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她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圣经，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这种胖子国内没有）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的认识的人（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