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落燕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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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写这篇文章，有些像写历史小说。因为记的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这一天，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底了。三年如逝水，那一天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冲淡，没有洗掉。看来应该记录在案。
三年前九月十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父亲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侍八十七岁老父赴美的起因。
但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所以才扶杖远涉重洋。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所获自不只政治上争了一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
我们在九月九日自匹兹堡驱车往纽约，到市郊时已是黄昏，路边的灯不知不觉间亮了起来，越来越多。到哥大招待所时，黑夜已先我们而至了。从高楼的房间里下望，只见一片灯光的海洋，静止的闪烁的和流动的光，五彩缤纷，互相交叉，互相切入，好不辉煌。
十日上午，有几家报纸和电台来访，所问大多为来美感想。其中一位记者与我的兄长在宾州大学同学。大家又一次慨叹世界之小。在不断的客人中，清华老学长黄中孚出现在门前，宣称带来了熨斗，问我们的〃礼服〃是否需要熨一下。接着我在费城的几位女友联袂而至，带来四双鞋任我挑，因为据说我的鞋不大合格。这时我们不但惊世界之小，更喜人情之厚了。
下午四时，在哥大图书馆圆形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的仪式。仪式由哥大校长索尔云主持。上台的几个人都罩上了丝绒长袍，很庄严，可也很热。索尔云笑道：〃荣誉和安逸是不能并存的。〃
仪式最先由哥大哲学教授狄百瑞先生致词。这次赠授学位本系他所倡议。狄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时，对他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先生本一介书生。〃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书生，觉得很有趣。他致词中说：〃我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近年来对冯先生的批评；我也不妄自评价他的行为的意义。我以为，他了解自己是有困难的，其中有尖锐的冲突。但是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相信中国和西方会有更好的了解。他是中国真正的儿子，也是哥伦比亚可尊敬的校友。他的学术研究为促进我们两大民族的了解，做出了很多贡献。〃
之后由索尔云致词，授证书，戴兜帽。再由父亲致答词。这份答词已收入《三松堂自序》。他在答词中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六十年的哲学路程。最后再次引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他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要促进实现新命现代化。请注意〃旧邦新命〃的提法首见于冯撰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碑文作于一九四六年。这次又提到这两句，强烈地表现了老人一贯热爱祖国的精神，如日月昭昭，肺腑可见！
答词中还说，在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后，会出现新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个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来指导。对于这一点，父亲的挚友卜德提出了异议。
仪式之后是招待会，父亲坐在轮椅上和来祝贺的宾客握手，不少人问起我的创作，现在很觉惭愧。三年来我在这方面毫无进展。晚上为父亲举行的宴会上，有几位朋友讲了话。卜德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曾数次到中国。他自己说，一九七八年是最后一次，那年他两次到北大，都未获准来见父亲。他确曾写过一信，说既然如此，他永不再来。如今逢此盛会，彼此感动可想而知。感动和欢喜不妨碍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不同也丝毫不妨碍友谊。这使我也感动和欢喜。
卜德那一段异议译文大意如下：〃冯先生答词中说，一国政治的统一往往伴随着新的统一的哲学，并以为今天也要如此。可以理解，在任何时代和国家中，许多人特别在他们经历了严酷的政治、社会紧张局面之后，会渴望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的体系，使他们知道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对待人类以外的世界，这体系会使人得到心理上的平安和有社会目的。但是如果这样，特别是官方支持时，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和盲目的狂热，使人不敢提出问题。所以我以为，理智的多样思考，尽管会带来实际困难，总是比整齐划一为好。我以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以后佛道教的争辩，比后来政府支持的正统儒家，更能促进理性的发展。〃
父亲后来说，当时无时间深谈，可是卜德说的不需要正统，这不需要本身也是一个正统。所以在一个时期中还是要有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我很怕落入哲学的论辩，制止他再发挥。我以为一个时期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最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强制。可以提倡，而不应禁止。数千年封建制度使我们习惯于统一，最好也渐渐习惯于不同、多样。
晚宴上发言的还有哥大副教授陈荣捷和哈佛教授杜维明。陈先生说，最重要的是，当别人都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冯先生写出了他的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信任自己的传统。他至少给了中国哲学以尊严如果还不是荣耀的话。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杜先生说，冯教授最关心的是儒家文化的个性和为科学技术规定的世界文化二者的创造性综合。这和儒家那永远的追求不可分。那追求是：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
最后父亲讲了一则轶事：我们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一位老人，攀谈起来。那位老先生问，你们来自中国，可知道冯友兰先生是否还在世？双方大笑后得知老先生也是哥大校友，比父亲高一班，老先生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父亲的情况。晚宴结束了。父亲再次感谢哥大，也感谢在美国体验到的温暖的人情和理解。
回到房间里，凭窗而望，见灯光的海洋依旧。心头不觉泛起一阵温暖的波浪，这是人情的温暖，是逐渐了解的温暖。一张张含笑的面孔在眼前掠过，仪式上的，招待会上的，晚宴上的，还有两个多月来的新朋旧友，他们那关心的、寻求理解的目光比灯还亮。灯光的海洋流动着，夜复一夜。从昨晚到今晚，有多少页人生的书翻过了呢？
1985年岁暮
选自宗璞散文集《丁香结》
霞落燕园（1）
北京大学各住宅区，都有个好听的名字。朗润、蔚秀、镜春、畅春，无不引起满眼芳菲和意致疏远的联想。而燕南园只是个地理方位，说明在燕园南端而已。这个住宅区很小，共有十六栋房屋，约一半在五十年代初已分隔供两家居住，〃文革〃前这里住户约二十家。六十三号校长住宅自马寅初先生因过早提出人口问题而迁走后，很长时间都空着。西北角的小楼则是党委统战部办公室，据说还是冰心前辈举行〃第一次宴会〃的地方。有一个游戏场，设秋千、跷板、沙坑等物。不过那时这里的子女辈多已在青年，忙着工作和改造，很少有闲情逸致来游戏。
每栋房屋照原来设计各有特点，如五十六号遍植樱花，春来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戏称之为周家花园，以与樱桃沟争胜。五十四号有大树桃花，从楼上倚窗而望，几乎可以伸手攀折，不过桃花映照的不是红颜，而是白发。六十一号的藤萝架依房屋形势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渐高起，直上楼台。随着时光流逝，各种花木减了许多。藤萝架已毁，桃树已斫，樱花也稀落多了。这几年万物复苏，有余力的人家都注意绿化，种些植物，却总是不时被修理下水道、铺设暖气管等工程毁去。施工的沟成年累月不填，各种器械也成年累月堆放，高高低低，颇有些惊险意味。
这只不过是最表面的变化。迁来这里已是第三十四个春天了。三十四年，可以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做出辉煌事业的一辈子。三十四年，婴儿已过而立，中年重逢花甲。老人则不得不撒手另换世界了。燕南园里，几乎每一栋房屋都经历了丧事。
最先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我们是紧邻。六四年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同往《人民日报》开会批判胡适先生，回来车到家门，他忽然说这是到了哪里，找不到自己的家。那便是中风先兆了。不久逝世。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汤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以后在院中散步，眼前常浮现老人矮胖的身材，团团的笑脸。那时觉得死亡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缳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
七七年我自己的母亲去世后，死亡不再是遥远的了，而是重重地压在心上，却又让人觉得空落落，难于填补。虽然对死亡已渐熟悉，后来得知魏建功先生在一次手术中意外地去世时，还很惊诧。魏家迁进那座曾经空了许久的六十三号院，是在七十年代初，但那时它已是个大杂院了。魏太太王碧书曾和我的母亲说起，魏先生对她说过，解放以来经过多少次运动，想着这回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错了，不想更错！当时两位老太太不胜慨叹的情景，宛在目前。
六十五号哲学系郑昕先生，后迁来的东语系马坚先生和抱病多年的老住户历史系齐思和先生俱以疾终。八二年父亲和我从美国回来不久，我的弟弟去世，在悲苦忙乱之余忽然得知五十二号黄子卿先生也去世了。黄先生除是化学家外，擅长旧体诗，有唐人韵味。老一代专家的修养，实非后辈所能企及。
女植物学家吴素萱先生原在北大，后调植物所工作，一直没有搬家。七十年代末期我进城开会，常与她同路。她每天六点半到公共汽车站，非常准时。我常把校园里的植物向她请教，她都认真回答，一点不以门外汉的愚蠢为可笑。她病逝后约半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她在看显微镜的照片。当时传为奇谈。不过我想，这倒是这些先生们总的写照。九泉之下，所想的也是那点学问。
冯定同志是老干部，和先生们不同。在五十五号住了几十年，受批判也有几十年了。他有句名言：〃无错不当检讨的英雄。〃不管这是针对谁的，我认为这是一句好话，一句有骨气的话。如果我们党内能有坚持原则不随声附和的空气，党风民风何至于此！听说一个小偷到他家破窗而入行窃，翻了半天才发现有人坐在屋中，连忙仓皇逃走，冯定对他说：〃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这位老同志在久病备受折磨之后去世了。到他为止，燕南园向人世告别的〃户主〃已有十人。
但上天还需要学者。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朱光潜先生与世长辞。
朱家在〃文革〃后期从燕东园迁来，与人合住了原统战部小楼。那时燕南园已约有八十余户人家。兴建了一座公厕，可谓〃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现在又经翻修，成为园中最显眼的建筑。朱家也曾一度享用它。据朱太太奚今吾说，雨雪时先由家人扫出小路，老人再打着伞出来。令人庆幸的是北京晴天多。以后大家生活渐趋安定，便常见一位瘦小老人在校园中活动，早上举着手杖小跑，下午在体育馆前后慢走。我以为老先生们大都像我父亲一样，耳目失其聪明，未必认得我，不料他还记得，还知道些我的近况，不免暗自惭愧。
霞落燕园（2）
我没有上过朱先生的课，来往也不多。一九六○年十月我调往《世界文学》编辑部，评论方面任务之一是发表古典文艺理论。我们组到的第一篇稿子是朱先生摘译的莱辛名著《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原书十六万字，朱先生摘译了两万多字，发表在六○年十二月《世界文学》上。记得朱先生在译后记中论及莱辛提出的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在诗里却哀号的问题。他用了化美为媚的说法。并曾对我说用〃媚〃字译charming最合适。媚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不只有外貌的形状，还有内心的精神。〃回头一笑百媚生〃，那〃生〃字多么好！我一直记得这话。六一年下半年他又为我们选译了一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艺理论，都极精彩。两次译文的译后记都不长，可是都不只有材料上的帮助，且有见地。朱先生曾把文学批评分为四类，以导师自居、以法官自命、重考据和重在自己感受的印象派批评。他主张后者。这种批评不掉书袋，却需要极高的欣赏水平，需要洞见。我看现在《读书》杂志上有些文章颇有此意。
也不记得为什么，有一次追随许多老先生到香山，一个办事人自言自语：〃这么多文曲星！〃我便接着想，用满天云锦形容是否合适，满天云锦是由一片片霞彩组成的。不过那时只顾欣赏山的颜色，没有多注意人的活动。在玉华山庄一带观赏之余，我说我还从未上过〃鬼见愁〃呢，很想爬一爬。朱先生正坐在路边石头上，忽然说，他也想爬上〃鬼见愁〃。那年他该是近七十了，步履仍很矫健。当时因时间关系，不能走开，还说以后再来。香山红叶的霞彩变换了二十多回，我始终没有一偿登〃鬼见愁〃的夙愿，也许以后真会去一次，只是永不能陪同朱先生一起登临了。
〃文革〃后期政协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