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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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你爸爸了。”妈妈说，说着她咳嗽起来。祝正鸿和束玫香都安静下来了。
“不是说朱进财，我是说你亲爸爸。”妈妈旁若无人地说，不管玫香是否听得明白她的话，她与正鸿说什么话的时候很少考虑玫香的存在，这也是玫香颇为反感的一条。但玫香还是想听一听她要说什么。
“你爸爸说他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呢，他说要听毛主席的。他个子真高啊，他说话是南方口音。他下巴颏上长着一颗痣。他说革命是很不容易的事，弄不好要掉脑袋；他说为人民而死，痛快！他说：‘临行喝娘一杯酒，浑身是胆儿雄赳赳。’我捉摸着他是让咱们好好地看几遍《红灯记》哟……”
由于妈妈对于李玉和的唱词的独特处理，玫香笑了。
正鸿可是一脸的严肃，他叫了一声：“妈，”他说：“您解放前夕对我说过，是要我找我爸爸，可是解放这么多年，让人张不开口……”
“我懂，我懂，”妈妈抢着说，“我这几天都在想，人家李玉和家，本来不是一家人，一个姓张，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为了革命，为了无产阶级成了一家人，还问什么谁是谁亲爹干什么？李铁梅是怎么说的？‘爹，您就是我的亲爹，奶奶，您就是我的亲奶奶……’瞧人家说的！”
沉默了一会儿，玫香打了一个哈欠。她原以为有什么新发现新进展呢，却原来，妈妈是吃完安眠药睡上一小会儿再起来“务虚”，无怪乎正鸿说她是政治上的“白痴”，她一听务虚就犯困，就眼皮沉重起来了。
“你去看看孩子，睡觉去吧……”正鸿宽容地说。
在束玫香走掉以后，祝正鸿告诉妈妈，他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像是他的爸爸，他说十分含糊，毕竟亲爹不是那么好认的。他没有任何的根据，即使有一点根据，时过境迁，人家承认不承认也在未定之数。而且，他有时候甚至怀疑，妈妈的风尘识知己的故事，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想入非非呢？是山寺月中的“筷子”还是钱塘江上的潮头呢？谁知道？
睡眼惺忪的妈妈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她站了起来，直视着祝正鸿，接着，她流出了眼泪。
“妈，”祝正鸿又叫了一声。
“现在是什么时候，”妈妈把手一挥，“现在就认一个家，爹呀儿呀地闹腾什么！现在要问的是阶级，亲不亲，阶级分，管他多少家，路线对头了就是一家！现在讲的是革命呀革命，共产党呀毛主席！你倒是可以问一下：‘您爱吃六翅鸡吗？’那天晚上我给他做的是六翅鸡，江南有这么一种鸡，一个鸡有六个翅膀，煮的时候不放任何的作料，味道鲜美……不，还提这些干什么，四八年大炮响着的时候，我倒是想过解放后与他见面的那一天，我想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他要是想见咱们娘俩，他早就找咱们来啦，还能等到今天！也许他已经没有啦，为革命洒尽一身热血啦。也许，人家不想认咱们啦，咱们又能说什么？人家有人家的道理呗！记住，见面不见面，认亲不认亲，你也是革命的后代，是你爸爸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记住，你说的这个人要是你爸爸，你能想到是他他就更应该想到是你，他没有找你问什么，就是他不想认你！记住，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为有牺牲多壮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说到这里，妈妈起身就回自己房里去了，她边走边嘴里念着含含糊糊的诗句，却再也不回答正鸿的话。
正鸿半天不知道干什么好，睡觉？不想睡。吸烟？不想吸。写材料？不想写。呆着？又不想呆。
他猜测妈妈进房以后还念什么诗，是“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还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毕竟是太倦了，不一会儿，他就身在玫香身边鼾声如雷啦。
他觉得他刚刚睡着，玫香把他推醒了，他吓了一跳，忙问：“出了什么事了？”
他听到了传自妈妈房间的哭声。这证实了他的某种预感。他飒飒地抖起来了。
“你怎么了？你这是发作了……疟子？”
祝正鸿不言语，他披上衣服，一面发抖，一面走近了妈妈的住房，他靠着门听了听，果然，是妈妈啜泣的声音。他犹豫了好久，听到泣声愈来愈小了，便终于没有去叫醒妈妈的门。
他回到自己与玫香的屋，玫香也没睡着，玫香说：“不对头呀，我说正鸿，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得太邪了也太狠了呀，我看将来不定怎么着呢，你可别一号召就往上赶！紧跟紧跟，怎么跟？谁跟得上？跟上干什么？你可别冒了傻气呀。”
正鸿牙齿咯咯地打着战，气恼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处境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你是革命群众，我呢，算是个小当权派！说实话吧，一这么整市委，我祝正鸿也就算是灭了顶啦！什么时候隔离什么时候进监狱什么时候枪决，也许不是枪决而是让群众活活斗死，谁知道？你想过没有？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实话跟你说了吧，张志远和我个别谈话就已经好几次了，他让我揭发陆浩生，揭发也得揭发，不揭发也得揭发。我揭不揭发，陆浩生都是旧市委的一员，可我呢，我上哪里知道我自己会被定成什么？什么叫正确？什么叫不行？你行还是毛主席行？听谁的？你能决定谁的命运？你决定得了你自己的命运吗？既然毛主席决定一切，我就得死心塌地听毛主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恩重于山，什么叫谢主龙恩，什么叫罪该万死，什么叫奴才该死，什么叫生杀予夺。与毛主席相比，你我算什么？你我愿意不愿意算什么？良心不良心算什么？良心，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连一粒尘土都比不上，一粒灰尘还能迷一下主席的眼睛，我们呢？在天崩地裂的时候，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比不上一阵风一绺烟一嘟噜屁！”
束玫香气得发抖，她辩不过他，她说：“人不能坏了良心！愈说愈证明你才是思想反动，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成什么了？你不是要揭发陆书记吗，那好吧，我来揭发你！你等着吧，在陆浩生划成三反分子以前，先把你划进去！”
“那也很好，干脆咱们都来一个大揭发，来他一个痛快的！”祝正鸿拿起一个枕头呼地扔到了地上。忽然，他一阵头晕，摔倒了，他的头撞到了一张小方桌的桌角上，想不到桌角会那样尖利，他的头出血了。
一阵忙乱，束玫香找来了二百二十红药水和绷带，替他上了药，包扎好。伤口离太阳穴支脉近在毫厘，两个人都是心惊肉跳。
祝正鸿在强烈的疼痛之中内心十分感谢这次头晕与受伤，生理的疼痛使他甚至感到了一些轻松，世界上毕竟还有许多具体的和要命的事体，用不着时时为政治选择而操心。滚他妈的陆浩生和张志远吧，滚他妈的“文化大革命”和路线斗争吧，刚才若是再偏一厘米，我姓祝的就玩完啦。咳，人啊，人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层肉皮，一把小刀，一根钉子，一根尖木头，甚至一根针，只要扎的是地方就会鲜血喷流，疼痛难忍，直到呃儿屁着凉。而人只要一见血，一真痛，其他一切矛盾就都不在话下了。
这么想着想着，忽然又一阵头晕，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褐黑色了。耳边的声音也变得特别微弱。同时，他忽然有一种喜悦感，他想，我是要死了，我再也不用为政治为“文化革命”伤脑筋啦！
当然，他没有死，离死还十万八千里呢。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跳得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膛里练习拳击，乒乒乒，乓乓乓，非把他的胸膛击穿不可。生命，活着，疼痛（这大概是活着的主要标志）还有烦乱，怎么活着就有这么多麻烦！
他想喊，他想骂，他想杀人，他想爱怎么着怎么着，好好好，陆浩生的揭发材料就是不写了，老子本来就没想写，管你张志远是党的化身也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好，是我亲爹干爹也好，老子就是不嬲了，枪毙就枪毙，杀头就杀头吧，凭什么非得逼着我参加到这样一场莫名其妙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里？
他半天半天才出了声，他含糊不清地说：“我不写了。”
束玫香大喜，同时又怜惜地拿起他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背，说：“没事。没事。你休息休息吧。”
他们终于安静下来了，朦胧中他似乎又看到玫香拉屎了，是在乡下，是在青纱帐里，束玫香不见了，只有一个蝈蝈啼叫着，为了捉蝈蝈他的头一点一点，糟糕，他的头无论如何抬不起来了，他的头落到了地上了……
他觉得他只安睡了五分钟。他被一声惨叫惊醒了。
是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只狼。他踉踉跄跄地与玫香一起来到了妈妈房门前，又是一声沉闷的呻吟声，这低低的哀叹声甚至比方才的惨叫还令人恐怖，只这一声就足以令人万念俱灰，只这一声就叫人想到生活有多么痛苦多么艰难多么压抑多么没有价值……
“妈，妈，妈！”他们俩叫了起来。
隐隐听到的只有更加无望的呻吟声。
又叫了有三分钟，祝正鸿急了，他一猛劲，用肩膀撞开了妈妈的房门。由于用力过大，他又是一阵晕眩。
玫香打开了电灯。妈妈出溜在床边，面色潮红，红里发黑，嘴角上有白白的吐沫，身体已经瘫软，她的样子是试图穿衣下地，没有成功。还好，她没有落到地上。
正鸿赶紧跑过去，扶住了妈妈，对于正鸿和玫香的呼唤，妈妈作出了轻声的回答，这使他们放心了一点。
……妈妈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医生诊断是脑溢血。抽脊髓化验的时候祝正鸿痛苦万分，他向医生提出问题，妈妈的身体相当坏，抽脊髓她是否受得了？医生态度严肃，说：“到了这时候了，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祝正鸿一下子就透心凉了。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天呢？
给妈妈注射了仙鹤草剂，又灌了许多药，妈妈始终没有醒过来。三天中正鸿陪了妈妈一个白天两个黑夜，妈妈一阵昏迷不醒，一阵又轻声说话，对正鸿的话语有时也能做出某种反应，断断续续，摸不清什么意思。到了这时候，正鸿最关注的是妈妈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他老是觉得妈妈这个人经常是话里有话，话外有话，声东击西，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候他不相信妈妈和他说的话就是她心里想的，他也不相信妈妈有意要瞒他什么，骗他什么。他期待着最后的一次倾谈。
而现在她只剩下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词句，一会儿是江南吴语，一会儿像是天津话，一会儿又变成了北京话。一会儿是唐诗，一会儿是骂人的粗话（她过去很少说粗话的），一会儿又变成了呢呢喃喃。
第三天夜间，正鸿陪坐在病房门外的一条木椅上，睡得正实，他听见了妈妈的叫声。
他连忙翻身起来，他看到了妈妈的张开了一半的左眼。
“鸿儿……”
“妈！”正鸿兴奋异常，妈妈好了，妈妈醒过来了！
“你要掏大粪去！掏大粪，练红心！臭……香！掏，掏……你要革命！”
这样的话重复了又重复，祝正鸿听懂了，妈妈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通过掏大粪才能改造自己，在粘上了粪臭的同时，却能使自己的思想品质灵魂变得清洁起来。他过去也听妈妈分析过这方面的事情，不知道是为什么妈妈对宣传掏大粪特别敏感特别入耳，没事老是琢磨。她老人家迷上了掏大粪。正鸿又想，宣传掏大粪其实是“文革”前的事儿，那时候确有大学毕业生申请去掏粪的美谈，那时候确实有在校大学生挎着粪桶挨家挨户掏粪。国家主席刘少奇还专门与北京的掏粪工时传祥交上了朋友，报上登了又登时传祥同志的照片。少奇同志对时老掏粪工说：“你是掏粪工人，我是国家主席，咱们俩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少奇同志说得十分感人，只是——他觉得——不能十分令人信服。除了分工不同别的都一样吗？这样说很理想，然而，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分工”太大发一点了呢？妈妈曾经仔细阅读了有关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的交往的报道，但是当时她老人家没有发表什么感想。想不到这时候她的心思竟然是放在这上头啦。
可惜的是，“文革”开始以后，不但刘少奇揪出来了，时传祥也没有逃出红卫兵小将的火眼金睛，时传祥居然也背上了这样那样的罪名。这一点妈妈大概是还不清楚或者是虽然有了一点了解但未以为意。大街上张贴的大字报上报道说，时传祥参加了保皇派的武斗组织，还有人说他已经被击毙了。
如果真是全民掏粪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祝正鸿宁愿天天掏粪。
妈妈的最后一句话是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她的“岁”字吞咽肚里去了，然后她昏了过去。三个小时后，妈妈溘然长逝。
妈妈的最后一句遗言是“毛主席万岁”，而妈妈是一个粗通文墨的，没有任何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经历的，虽非资产阶级却决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妇女。这一点使正鸿非常感动。
在妈妈弥留的阶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正式的交谈。但是祝正鸿总觉得这里有什么大有深意的东西。掏粪，香臭，毛主席。妈妈没有谈林远没有谈朱进财也没有谈她自己。妈妈是多么地需要，中国人是多么地需要毛主席，需要一种新的意识新的标准新的希望新的理论。妈妈需要一种东西，中国人需要一种东西，一种光亮，一种能够把穷苦的无聊的卑微的伤痛的生活忽啦一下子照亮的光辉。穷苦没关系，卑微没关系，伤痛也没关系，掏一辈子粪更没关系，只要临终时候能想到能得到这种照耀，那就可以含笑瞑目了，那就得到了足够的报答了。这种照耀是旧社会几千年没有提供或者没有充分提供过的，旧社会只把光环加在帝王将相身上。现在，正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