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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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后悔自己的孟浪了。什么时候？管他亲生干生爹娘做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领导如伴虎，岂可掉以轻心？
从此，他与张志远的联系就一下子少起来了，他的表现也没有起初那么积极了。开会表态的事找他也少了。妈妈死的事他想了想干脆不告诉张志远。过了一个星期了，丧事已经办完了，一天张志远问他：“听说你母亲去世了。”他点点头。张志远拍拍他的肩膀，说：“致以哀悼。”他的官腔使正鸿不满。没有再说话。
他依稀听说不久张志远和第一把手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们的矛盾只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他们在审查写作班子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而争执不休。第一把手主张句号，根据是两报一刊社论里的同样句子是句号；而张志远主张惊叹号，根据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位大人物给张志远的信里，同样句子标了惊叹号。人们窃窃私语，不明白一个标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苦争执不下？祝正鸿一声不吭，这年头还理解不了这个，恰如彭真同志批评过的：“怎么这些干部笨得像猪？”这句话最后，可以用句号，也可以用惊叹号，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现在，两位领导的意见不一致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就在于问题本身，就在于二位领导的意见不一，互不相让，就在于有人赞成这个领导的意见有人赞成那个领导的意见，谁是句号派，谁是惊叹号派，势如水火。还有一些傻×，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哈哈，这就是路线斗争！哪怕一个主张八两，当然老秤，即二百五十克；一个主张半斤，不分老秤新秤（也是五十克加二百克）；这也会成为路线斗争！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他得到了张志远的指示——“你该去看看他”。他不辱“父”命地去过了。
他与赵青山谈完话，做完人情，也得出了有关判断之后，他回到办公室。进办公室后立即见到了秘书的惊恐不安的目光，秘书本来是一个低眉顺眼，远看辨不出男女来的人，今天，她的一只杏核一样红肿的眼泡鲜明地引起了他的注意。秘书通知说，马上要开干部会，有重要文件传达，秘书强调说：“听说，有事儿。”秘书一面说话一面喘气。
如果秘书说的是“事”，不儿化，那就是有工作有任务有安排不得闲之意，如果是“事儿”呢，如果把事儿化了呢？这个“事儿”里就有几分凶险之意了。
他一惊，从秘书的目光里他看到了某种灾难的预兆。他问：“嗯？”
这一声“嗯”已经足够了。他不可以再多出一个声音。
秘书说：“张……”
这一个含糊不清的“张”字，也已经够了，太多了，出了格了。张字还没有说完，她的针眼出血了，鲜红的血液与乳白色的脓汁从“杏核”里流了出来。祝正鸿惊呼了一声，他挥手让她快去医务室清洁一下。
祝正鸿一时没有听清，只像是被谁从背后推了一下，什么什么？张？张志远？当然不会是张春桥也不是张君秋。张怎么了？这年头，一切好事都靠不住，一切坏事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稳住，你一定要稳住，他不知就里，但是本能地告诫与鼓舞自己，就像走着走着路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他需要的是调整自己身体的重心和保持平衡，而不必去管绊你的是石头还是木桩。
……张志远突然被“隔离反省”了，据说查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有什么事牵扯到了他。隔离二字的蛮横与方便使祝正鸿吃惊。现在把一个干部隔离，比吃一枚糖球似乎还顺当。这件事给祝正鸿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旧市委的改组，对于旧市委来说，他祝正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与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现在，是张志远，是他窃自认定的生身父亲……
直到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他一放松，才觉出，自己垮了。
嗡的一声，头顶晕胀，耳膜嗡嗡，两眼发黑，上身发热，下身冰凉，祝正鸿的感觉直如犯了脑溢血。
而且登时他的横膈膜疼痛起来了。腰肚上好像楔进了一块板子。
他犹疑再三，还是没有把消息告诉玫香。他只是声称太疲劳了，低头不语。
他预见到，很可能上边让他写揭发张志远的材料。这使他感到要发疯。先是五七年把那么多熟人当右派揭发批判，后来把整个市委当反革命集团批判……他硬起头皮，再硬起心肠，他咬紧牙关硬是怎么指怎么打怎么骂，让怎么看就怎么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自己已经不算是一个人了。可刚批完陆浩生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无法“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这次呢？这次是不是他也还要如法炮制呢？先是推托，再是应付，然后他犹豫踌躇，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是第一次卖身的妓女，不情愿，害怕，想临阵脱逃，但是胳臂拧不过大腿，他最后还是得让人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一捅到底哗哗流血。再以后呢？揭发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揭发了两次就会有三四五六七八几十次，千人日，万人入，向一个人揭发了就得向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做揭发老领导揭发恩师直到揭发亲爹哪怕不是亲爹但曾经误认为是亲爹的表演，像一只狗一样地咬完了这个再咬那个……正如陈伯达的词儿，他将成为变色龙，小爬虫，（现在变成变色龙与小爬虫的正是陈伯达自己。）或如鲁迅说的，他将成为丧家的乏走狗，如毛主席说的，成为政治骗子……中国的伟人在有关人会落到何种地步的预见性上真是一个赛似一个。而且，揭发者人恒揭发之，批判者人恒批判之，打报告者人恒报告之，操人者人恒操之……到那一步，你不揭发他他就揭发你，他不揭发你还有他他她她揭发你，人人离不开揭发过来批判过去的命运。
横穿祝正鸿的腰腹，隔断了祝正鸿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那块打进去的木板，带来了愈来愈无法忍受的疼痛。在听了关于张志远的问题的传达的当天晚上，他的病急性发作，他被送到了急救中心，后来转到了医院。他被诊断为肠梗阻。他被送上了手术台。
在闻麻药的一瞬间，他含泪想道，冤冤相报何时休？就这样死了罢，死了大家都踏实啦。反正早晚也是个死。
原来这就叫视死如归。
手术后第三天，他从麻醉状态下醒过来才一天半，政工组组长来了，除了看望他以外，让他口授揭发批判张志远的材料。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几次来人催，他就是不写。他一口咬定，他没有发现张志远的任何问题，他没有的写。最多把我也隔离起来，他横下了一条心。
其实，从一开始玫香就知道了张志远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但是转瞬传千里，而且是愈保密传得愈广愈快。玫香支持他再不要转向揭发了。出院后正鸿郑重地回忆了一下妈妈关于自己的生父的说法，长这么大，除了解放前夕妈妈向他说的那一点以外，正鸿从来没问过什么，他怕旧事引起妈妈的伤心或者不安。这次，他是想认真想一想了。如果妈妈在，她老人家会说什么呢？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妈妈的反应或许是白居易的诗。
祝正鸿只觉得毛骨悚然。
……不到半年，张志远的“问题”就解决了，说是弄清楚了，没事。这么大的一个干部，说隔离就隔离，说没事就没事，祝正鸿只觉得不寒而栗。虽然没事，张志远已经不可能回到揪他批他一个六够的市委来了，他外放到南方一个省做省长。祝正鸿长出了一口气。
祝正鸿又错了，说张志远的问题解决了的是中央的专案组，这边，没有人说什么，而且，一切迹象表明，这里仍然是以张划线，凡是揭发过张批判过张的干部都得到了重用，凡是被认为是包庇了张的，全靠了边。祝正鸿惊异的是，自从张志远的事情出来以后，自从他住了医院而拒绝了写张志远的揭发材料以后，他的文化局长的任命就泡汤了，新的文化局长已经走马上任，当然，不是他。政工组只剩下了几个人处理善后，这个机构即将撤销了。他这个前政工组副组长也就靠边站了，一切会议不再通知他，一切工作任务不再分配给他。他去上班，没有人理他。他去找领导，领导说：“你多休息休息吧。”说完了组长转过头去与旁人谈别的事情去了。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说法，政工组也还没有正式下文撤销，理论上他还“是”政工组副组长，然而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职务不动也可以夺你的权，他没了戏啦。最妙的是他不知为什么也就底虚起来，不敢再多问一个字了。不再有人找他请示工作，不再有任何文件传阅到他这里，不再有人给他送家乡土产，不再有人给他打电话，不再有人给他开车门倒茶水。后来，他干脆要车也要不着了。他给车队打电话，车队说：“现在没车。”
他明白了，又“再分配”了一次。
半年后，一九七二年，运动进入整党阶段，革委会正式取消了名义，市委市政府恢复了，他被分配到卫生局当公共卫生处处长去了。
他只觉得谢天谢地。他本来以为自己也要被隔离的。自从张志远出了事，他也不再与想像中的妈妈讨论政治了。如果妈妈在，她的高调门咏叹调也会收起来的。这也很怪，他对此毫无怀疑。妈妈会回到自唱自叹的唐诗宋词古典文学中去，一定又是“山寺月中寻筷子”，又是“妾住在横塘”起来，俨然一个飘飘欲仙的隐士，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仙姑，道婆，当然，祝正鸿是大孝子，不会想像他娘亲是巫婆。中国人在大潮来了的时候都是政治家，而在大势不妙的时候，又都是灵山秀水归客乃至谈狐弄鬼的天上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从误入尘网到采菊东篱。谁不会玩这个游戏呢？
那么，他的爸爸的故事到底是实有其事还是妈妈的出色想像力结出来的果实呢？
他的房子仍然很狭窄，他不再关心文艺呀意识形态呀路线是纲阶级斗争是纲还有养猪也是纲什么的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心病，他惦记陆浩生，他听说陆浩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来，气候有点变化。听说张银波重新筹办出版事宜，听说电影《创业》顶住了棍子而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保护，听说犁原奉命重新筹办文学刊物。听说一批老干部重新出山。但是陆浩生的历史问题始终找不到证人，没有解决的希望。
他委托一个朋友帮他找到了陆浩生现在的地址和电话。“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夫妻双双揪出，也就被从原来的高干小楼赶了出来，他也就不再知道他们的去向。想不到这回一问，打听出来他们就住在他家附近，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距离。这使他惭愧异常。这使他觉得自己是欠了账。怎么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呢？可又怎么往来呢？去一趟写一份交代加揭发材料？去了以后先说：“书记，对不起，我过去写了今后也得写您的材料，您看我揭发点什么好？”
他约好了，去看望陆浩生。
他想给陆浩生带点礼物，他找了几本上海出的《朝霞》、《时事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上海人是灵，给他们一个火柴他们就能在里面翻跟斗，就有了广阔空间。他还觉得缺了点什么，在家里搜了搜，找出了半只金华火腿，还是当政工组副组长那几年外地来办事的人送的，他闻了闻，味道尚无大的变化，金华火腿并未“变修”，便用一张旧报纸裹了裹，给陆浩生带上，裹报纸前他细心地看了看版面，确定报上没有主席像也没有林彪像才敢用——有前者，用来包火腿是亵渎，有后者用来包火腿是反动。至于毛主席语录，所有的报上都是连篇累牍，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满脸愧色地见到了陆浩生。陆浩生住的楼道里充溢着酸腐的大白菜混合着蜂窝煤燃烧不充分的味道，已经是夏天了，大白菜早该吃完了，但楼道里的气味不变。全楼共用的垃圾通道蒸腾着陈年臭气。楼道也肮脏得很。奇怪呀，这样的楼房里不会有人烧蜂窝煤呀，怎么楼道熏成了污七八黑的呢？祝正鸿想起北京刚刚盖所谓单元楼房的情形来了，五十年代，说是有了这样的公寓房——那时公寓二字听起来也很有些“反动”，革命的住处只能说是宿舍或者营地的——说是每家都有自来水、下水道、暖气、后来还出来个煤气管道，对于只知道小胡同小院落小平房的北京人来说，那时觉得住进具有水电卫生煤气设备的单元楼房就是梦一样的苏联电影一样的生活啦。
这才几年，梦想实现了。
梦想一经实现，就开始发霉啦。
陆浩生的两间小屋堆放得杂乱无章，进门处的一间小厅里劳动着一名木匠，木匠后背上的细密的汗珠令正鸿直起鸡皮疙瘩。满地刨花木片，还有一碗发着恶臭的鱼皮鳔胶。祝正鸿想不到，书记这里也是忙于打家具。各打各的衣柜、写字台、餐桌……那也能叫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他最近听到一个反动怪话，说是各人都在搞斗批改，斗是“逗”孩子，批是“劈”木材，“改”是改毛衣。可你又在哪里呢，我的那个或者正确地说是你的那个“文革”之底？看不见您呀，底！过去，谁家里不是从公家库房里搬两张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张一头沉，再从山货铺买一张小炕桌儿，做几把小板凳完事。怎么搞革命搞得纷纷打衣柜，打床头柜，打椅子，打饭桌，打茶几，乃至打起简易沙发来了，这不是“变修”了吗？而陆书记家，当他们搬到小小的两间单元房，再打起家具来之后，除了更脏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