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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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根丝线拴住一根铅笔头，在孕妇的太阳穴上令笔头自由晃动，横晃是男，纵晃是女，一时间到处是巫术般的铅笔头荡来荡去。更可怕的谣言是说周总理病了，江青去“探望”，趁着医护人员不在，江打了周三个耳光。
这样的层出不穷的真真假假的谣言，曾经大肆流行过，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候。
从北京回来，他们发现补发的工资并没有用完，钱文和东菊一商量，跑到商场买了一台上海造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他们看了些新闻节目。当他们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镜头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老人家举步维艰的双腿，张开了合不上的口，耷拉着半天抬不起来的头和时而睁开时而阖上的眼睛。他们非常难过，毛主席老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老了，毛主席衰弱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衰弱了，毛主席糊涂了就好比他们自己糊涂了。几十年了，一辈子了，他们的一切与老人家息息相关，好也罢，赖也罢，光荣也罢，耻辱也罢，笑也罢，哭也罢，耀武扬威也罢，丢人现眼也罢，全离不开他老人家，老人家是他们的生活包括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须臾忘记须臾离开的因素。而现在，老人家怎么已经到了这一步啦？
也许快了？
他们悄声相视，不敢出大气，不敢再说下去。
然而仍然有绝活，横空出世，批起《水浒》来啦，《水浒》一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老夫子没完没了地重复“好就好在投降”六个字，作努力学习领会欣赏品味状。钱文感到，他是在推敲这六个字是否通顺雅训。就算是话语的表达上已经不如年富力强时候也罢，反正这次批《水浒》算绝了，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若领神机，无中生有，闲中发力，蓄势待发，咄咄进逼，神龙见首，了无痕迹，能放能收，挥洒如意，天马行空，独来独去；能玩到这一步，算入了化境——这里的“玩”字绝无贬义，而是指一种行为变成艺术，再从艺术变成游戏般的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虎变难测，花样翻新，奥妙无穷，得心应手。这样的政治想像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完全同意林彪的天才论，完全同意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模糊数学公式！
于是十亿人运动于天才的股掌之上，一批《水浒》，完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寄予最后希望的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又靠边了。
传出了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不在这个时候批邓小平就是批人们的心尖子，就是批人们的最后的希望，就是批共产党的被糟踏了不少但仍然不容抹煞的人心。怎么能这个时候批邓小平！于是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儿子在操场的自来水龙头下洗菜，他听到了广播。他吓得放下了菜不管，跑到家里报信，连忙打开收音机。当然，是广播员夏青，“文革”中的所有最高指示都是由他播报的。他的声音激动，严肃，刚亮，绝对，又是高屋建瓴，泰山压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却原来还有声音，还有人民的意志，却原来人心没有死，民心不总是痰盂，却原来人民也有绝活，叫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钱文与东菊谈起来，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第二天上班，人人颜色苍白，面面相觑。最知心的朋友之间，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似乎是在说：“终于发生了！”与此同时，又人人低眉顺眼，做出一种傻乎乎一切听喝的样子。
照例是学习，转弯子，表态。开头五分钟说话的人有点打嗑绊儿，一经起了头，学习会也就有了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惯性，于是人人都说处理得好，挽救了许多无知青年。老蒋谈得最诚恳，他说一开始对批邓也是不甚理解，后来对照邓的议论与毛主席的指示便找出了问题，明白了不批邓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于是大家都依样画葫芦地说一遍。小刘谈得很积极，她好像为有个事需要大家表态而颇感兴奋。对于她来说，没有比紧跟表态更能胜任愉快的，也没有比这样的考验更能使她脱颖而出的了。她讲得眉飞色舞，边说边咂摸吸吮吞吐自己的舌头。她的舌头小而灵活，红而湿润，给人以一种甘甜感。钱文发现，大家都爱听她的表态更爱看她的舌头。
钱文还发现，发生一点别人一时不容易想得通而又需要人们正确表态的事件，对于小刘等一些人，对于过多的人口，过少的硬任务的中国人是完全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平常，有多少事情是小刘做得了做得好的呢，她会写作吗？她会编辑哪怕只是改一改错别字吗？她会翻译吗？她会唱歌跳舞绘画上台演戏吗？她会教授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么？统统不会不会不会。就是说正常状态下，她常常处于一种类似失业、闲置、萎缩、打蔫的状况。但是一遇到出事，她就来神儿啦，她的可爱的粉红色小舌头就派上了用场啦，她的积极性可靠性好使性可疼可爱可搂抱性就全都显现出来啦。在这种兴奋状态，她会说一些大舌头的傻话，傻话就更可爱，就像女人喜欢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特别是当这个男人要采取某种她所期待的行动的时候，她们会说一些傻话一样，她的傻话说起来也是一种撒娇，一种愚忠，一种可疼，一种引起注意的挑逗方式。
就在钱文专心致志地欣赏品尝小刘的舌头思考小刘的可爱之处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巨大的鼾声，是老夫子，他叼着半支烟，唾液洇湿了卷烟纸，唾液亮晶晶地从口角垂下来，像庐山仙人洞一股细细的瀑布似的下垂到地面上，小瀑布折射着昼光的光谱，很好看。他睡着了。
他的鼾声低沉然而很有分量，听来像是一声闷雷，使与会的人轻轻笑起来。主持学习的老蒋若无其事，就像根本没听见这一声鼾一样。小刘由于正说得兴起，也没有注意老夫子的深度入眠。
钱文捅了游方大士一下。
大士眼睛尚未睁开，睡意尚未消除，他连声说道：“好啊，好，实在好，好，实在好，要打，一定要打，要狠狠地打，打得好打得好。当然，那还用说？毋庸置疑，邓小平那怎么行？好啊，好啊。”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钱文吓坏了，只以为他又睡着了。忽然此兄挺直了腰身，挥拳道：“我认为处理得实在好！”
老夫子一脸认真，同时，他继续吸他的已经被口水浸得湿湿的香烟。香烟湿成那个样子，照样嘶拉嘶拉一亮一亮地燃烧着。这很令人吃惊。
人们变得活跃起来，开始联系实际，把机关厕所漏水，羊肉有票也买不到，汽车司机兼搞投机倒把，幼儿园的阿姨要孩子给她们送礼，购买日用品均须走后门，粮店每天只上班两个小时等等问题都联系到了右倾翻案风，联系到邓小平身上了。而一谈到生活，众人便你呼我应，趁机发了一大堆牢骚，大家都知道在学习会上谈这些也是白讲，以一种反讽和笑骂的态度发泄一番而已。
笑声驱散了钱文忧国忧民的沉重感，看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轻松，看人们的思想认识多么高度一致，看弯子不转自己就过来了，看政治学习当真是其乐融融。
一位画家作了长篇发言，他一通神聊，讲到黑市上的羊肉斤两不足，讲到河南散白酒喝死了人，讲到民间的一些胡说八道，竟然把《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刚刚上山，接受土匪座山雕盘问时的一段对白改成：“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应为“卷毛青鬃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应为“日本指挥刀”），然后，他讲到农民拿着羊腿向货车司机摇晃，要求搭便车，最后证明“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他还说现在谣言太多，绝不能相信传播。例如他前边说的有些情况就可能是谣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再搞右倾翻案风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地主老财都会回来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的逻辑混乱不清，他的发言所举事例迹近给社会主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但他的最后结论似乎还是义正词严，大方向无误，于是包括老蒋在内的各人民群众也就高高兴兴地或者是稀里糊涂地或者是假装糊涂地听了下来。
会后，钱文对老夫子说：“你可真行，讨论着这么大的事，你睡得着。”
“这有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搞波斯文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斗他，他练开了气功，两个小时斗下来，他入定了。红卫兵走光了，他一个人撅着腚呆在会场舞台上练功。后来是他老婆来了，才把他叫了下来，他还埋怨他老婆，说是如果不干扰他，他的真气就要冲开泥丸宫，也就是说可以灵魂出窍，直上重霄九了。”
“可是，我的这个搞波斯文的好朋友，最近得肝癌死了。”他来了一个大喘气，补充说。
学习了一天之后，又下来任务，说是要声讨，欢呼胜利什么的。先集中开会，传达了意义、重要性、应抱态度、方式、次序、纪律和注意事项。最后强调一下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这么一说，大家的精神就起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之后，大家拿起统一准备好了的旗子、横标、标语牌和写就的小三角旗，兴致勃勃地去游行。四月天，边疆的气候还不稳定，本来街上的泥泞也很麻烦，但偏偏游行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大马路上化雪的水流与泥渍也基本消失了，同志们说说笑笑地走上街头，像是一次春游。大家整整齐齐地呼喊口号，倒也不影响吸烟与闲谈。城市规模不大，用了三十多分钟就走到了市中心，大家风风光光地喊叫了一回，老夫子说，这个季节叫一叫能够去除浊气，大家都挺开心。特别是回程上他们碰到了一位卖韭菜的少数民族兄弟，这位阶级弟兄不知道是否不通汉字或脱离政治太狠，他竟旁若无人地进入游行队伍，兜售韭菜，而人们也就与他讨价还价，挑挑拣拣起来。买到了韭菜的人个个喜气洋洋，开始计划中午的饭食。钱文由于学习了少数民族语言，占了便宜，他是首批买到新鲜合意的韭菜的幸运者之一。别的人就笑，说是河北人就爱吃饺子，舒服不如撂倒子，好吃不如包饺子。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谚语的结论。
多么好的游行！多么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多么好的人民群众！经过“文革”的洗礼，生活真是愈来愈可爱了。
钱文始终弄不清楚，他参加那次声讨右倾翻案风的游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无所谓？是的，那个年月他可以参加随便什么游行，表随便一个什么态，喊随便什么口号。他没有自己的选择除非他已经活腻歪了。也许今天喊某某某万岁，明天喊同一个某某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应该被彻底批判，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再过些日子，只要有命令有精神，马上反过来仍然可以喊某某某是好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真金不怕火炼是坚决拥护直到誓死保卫——所以说，“多么好的人民！”没法不好！那么说那么多人民，大家都在唱一台什么戏呢？那么多人，有几个是真心批邓的呢？不真心，为什么又是批判又是游行又是表态又叫喊提高了认识了呢？怎么假得居然搞得像真的一样，真的搞得跟假的一样了呢？我们究竟是创造历史的人民，还是任凭放牧的羊群呢？
问题是，参加完了这次游行，他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了，就是说轻松一些了。邓小平既然已经邓纳吉了，就不要为他掉泪了吧。不论是诚恳沉重的老蒋，舌头翻滚的小刘，如睡如醒的老夫子，信口开河的画家，大家都无例外地参加了游行，神态也都差不多——庄重中透着轻松，疲劳中透着良民的稳健与平静。岂止他们？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马列主义教授，一级比一级高的有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谁没参加过这样的表态和游行？刘少奇在“文革”开始时候也跟着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人们衷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跟着宣读或负责宣读“把叛徒、内奸、工贼某某某开除出党”，谁能例外，谁能沉默，谁能无祸，谁能免过？
“文革”的一大后果是言语的极度扩展、加强、极度灵活与最终失灵，就像一个气球吹得山大，便砰的一声破裂了——连最都要改成最最最最，而打倒与万岁的界线，真与伪的界线，赞成与反对的界线，革命与反动的界线，功勋与罪恶的界线，热爱与痛恨的界线，放屁与讲话的界线，划清界线与划不清界线的界线全都变得稀里糊涂，无可无不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一小时前有就是有，十分钟后没了就是没了。“文革”是一次全民的语言实验。“文革”中张敏锐同志要“亮相”，便发表《我的严正声明》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坚决支持某派革命造反组织一月夺权。过了九天，说是实行军事管制了，军区不赞成夺权的那一派。于是他发表：《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改为支持另一派。又过了半个月，形势又变了，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说了什么什么了，于是又出现了张主任的“关于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他又改变了态度了。这是对于语法和修辞规则的挑战，是用严正消灭严正，是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啊。
钱文已经不止一次听各级各类当权派说自己的罪恶是滔天的，他听到过不止一个当权派用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语言修饰自己，这样说话和旧社会称在下、鄙人、小可并无区别，更与口称“臣罪该万死”如出一辙。破完了“四旧”，一切都更旧了。经过反右，再经过“文革”，中国人已经随时可以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罪犯是杀人放火者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画着美女的面孔的）白骨精或者（钻到人们的灵魂里的）蛀虫了。既然自己承认自己是罪该万死都无所谓，那么跟随着大伙说别人是这是那该枪毙该千刀万剐该批判不更是口到舌来，舒适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