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作者:沈世豪_2-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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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来总理,以惊人的毅力,健步登上主席台,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陈景润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周总理,那是挺拔的山峰,那是兀立波涛汹涌大海中不屈的礁石;那是耸立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独立支撑的不凋的大树。总理瘦了,英俊的脸庞上,浓眉如剑,目光亲切而犀利,缓缓地巡视着台下几千名代表。仿佛,要把他们一一记在心坎里。
轻易不动情的陈景润,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亲眼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心里一直思忖,日夜万事缠身的周总理,怎么会记得住他呢?在数学所,他是最卑微的最被人看不起的。他的人格、尊严,常受到莫须有的伤害,他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关起那扇心灵之窗,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共和国的总理,竟然挂念着他,亲自提议他担任光荣的人民代表,让他坐在这亿万人民瞩目的地方,商议国家大事。他不善言辞,但多么想走上前去,向周总理说一声:谢谢!再说一句:请总理保重。
掌声如涛,一阵阵席卷过饱经忧患的祖国大地。周恩来总理以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号召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技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强国,重申“四化”的蓝图和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犹如春雷震天,强烈地震撼着渴望国家安定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亿万老百姓的心。陈景润把周总理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连同那镌刻在史册上的一幕。
走出人民大会堂,陈景润的脚步更坚实有力了。
世纪伟人的目光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全国开始了“全面整顿”。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的一代伟人,力排众议,面对着经过九年“文革”大乱的中国,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强有力的“收拾金瓯一片”的伟业。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始终把邓小平看做是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短兵交接多次,充满着浓郁的火药味。其时,毛泽东尚相信邓小平,并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中国的政治天空,绽出一片难得的短暂的蔚蓝色。胡耀邦由邓小平亲自点将,到中科院来了。邓小平当面嘱咐:“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胡耀邦一到中科院,就着手建立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准备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汇报提纲,并着手编制科技工作长远规划。百废待兴,滞后的国民经济急需借科研的雄风,重展昔日高速发展的丰姿。
胡耀邦来到了数学所。历经劫难,科研人员余悸未消。不少人还对整顿工作持观望态度。另外,业务生疏多年,派仗不息,人心一时还很难凝聚到真正的科研工作上。胡耀邦特地询问到陈景润的近况。他关心着陈景润的健康状况,关心着如何改善陈景润的生活、科研条件,让这位数学奇才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陈景润此时已是声名远扬,多数人不得不赞叹他的战绩和刻苦攻关的精神,但争论并未停止。他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住在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仍然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哥德巴赫猜想(1+2)被攻克了,距离(1+1)只是一步之遥。熟悉数论的人们都清楚,那好比是攀登珠穆朗玛峰,越是接近峰顶,便越是艰难,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陈景润原来用的改进后的筛法,已不适宜用于来攻克(1+1),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必须另辟蹊径。敢问路在何方?陈景润正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胡耀邦到中科院不久,就为每个家庭弄到一个液化石油气瓶,并在中关村设立了一个液化石油气瓶交换站,让每个家庭都可以用上液化气,而免去了推车买煤的劳碌。他的目光,很快就注意到陈景润的住房,能否给陈景润调换一套比较好的住房,让他可以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从事科研呢?
这实在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论资排辈等思想观念和对陈景润的认识问题尚未真正解决的时候,这件事并非那么顺利。按照数学所的规定,陈景润是个单身汉,职称也低,又没有行政职务,只能住集体宿舍,且四个人一间。陈景润为了可以顺利地从事研究,宁可一个人住在那间简陋的小屋里。
人才,一个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数论研究的杰出人才,在一些人的口头上,可以给予廉价的褒扬、赞美,而一旦牵涉到具体问题,就情不自禁地落入旧俗、世俗之中。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千里马,并不准备真正给千里马以应有的条件。胡耀邦的关心落空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在数学所落实这么一件小事还会碰到那么多麻烦,当他又一次来到数学所,询问起解决陈景润的住房情况时,这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皱着眉头,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为什么不能给陈景润解决一间稍好一点的房子?”
“可以,但只能搬进四人一间的单身汉宿舍。”
“那就暂时搬进去吧!”
“不过,要缴四个人的住宿费。不知陈景润同意不?”管住房的人了解陈景润的节俭,担心他不肯交住宿费,或者,因住宿费过高他不肯搬房子。
这一回,胡耀邦真的生气了,他在数学所的会议室里激动地走来走去,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声地说:
“你不收陈景润的房租费不就得了么?”
在相当一部分的目光中,并不真正理解陈景润的价值,更不懂得保护陈景润健康的重要意义,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一次次褒扬陈景润持不解的态度,说来令人深思,陈景润的住房问题,最后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才解决的。
苦惯了的陈景润,当然知道胡耀邦亲自为他解决住房而未能如愿的消息,他深深地感激胡耀邦,感激一直关心着他的李尚杰书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文革”尚未结束,不少知名学者仍处于逆境之中,上纲上线,轻易被戴上吓人的政治帽子,这种状况,依然严重窒息着许多善良正直人们的心灵,陈景润不止一次地对向他伸来支持之手的同事、朋友说:“不要过多来关心我,今后,我变成反动学术权威,会连累你们的。”多事之秋的岁月,把这位曾是孩子气十足的数学家也磨炼得成熟了。
此时仍是深居陋室的陈景润或许还不完全明白,他的命运、遭遇已完全超出了其本人的范畴,而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并有幸系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他是幸运的,处于高屋建瓴地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伸出了坚实有力的臂膀呵护着他,关心着他,支持着他。历史和时代是公正的,那些为党和国家真正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付出的是超乎常人的艰辛、劳累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收获的同样是饮誉社会的光荣、幸福甚至是价值的永恒。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拼搏、奉献,在于无私无畏的开拓奋进和创造。
四届人大以后,周总理病重,毛泽东同志把重担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中,邓小平开始了以“全面整顿”为中心的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搏斗。
“全面整顿”是一场非常时期的硬仗、恶仗,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魄,挽狂澜于既倒,它的实质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重要领域清除“文革”造成的恶劣影响,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让被颠倒了的历史和社会重新走上正轨。
陈景润的事迹终于传到关注知识分子命运遭遇的邓小平同志那里了。当时不少人认为陈景润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是射向陈景润的一支毒箭,也是长期以来强加在许多业务精深的学者、专家头上的沉重的枷锁,“文革”时期,更是成了那些自己不学无术而专门去整别人的极“左”派的“紧箍咒”。邓小平目睹这股极“左”思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一提起来就怒火中烧:“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完成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神圣职责,陈景润长期以来,废寝忘食,不计名利、地位、条件,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奋力攻关,几乎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何罪之有?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陈景润的精神和品格,就是鲁迅先生所赞颂的高尚的人生。是感叹陈景润在长期身处逆境之中不屈的奋斗精神,还是寄希望于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呢?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一个陈景润,已是在数论中领先世界于20世纪,令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刮目相看,倘若有一千个陈景润,我们就是在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真正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学,主宰近代和未来之神,当中国尚处于“万马齐喑”非常岁月的日子,邓小平就预见了它振兴中华的非凡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是真正走近陈景润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他面对重重压力,能够如此鲜明地响亮地振臂一呼,何其不易,世纪伟人的目光,系着千钧雷霆,也系着世说纷纭的陈景润,这是陈景润的幸运和光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和骄傲。
邓小平是重国情而又务实的。“四害”既除海碧天青之日,邓小平第三次走进中南海,领导全党全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新的长征。此时的陈景润,当然也“解放”了,邓小平仍关心着陈景润的各方面情况,并且,在得知陈景润有具体的困难而他本人又无法解决时,下达过一个这样的指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住房、爱人的调动和配备一个秘书。
一个肩负国家命运的领袖,亲自去为陈景润解决这些凡人琐事,是传奇?佳话?还是声震云天的呼唤?陈景润因此而住进了四房二厅的居室,分居的爱人由昆也由武汉调入北京,李小凝同志当了陈景润的秘书。来自中南海的春风,吹进陈景润的心里,也吹遍了祖国的神州大地。
陈景润是一面旗帜。他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树起来的。
陈景润是一部传奇。他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欢。
陈景润是一首史诗。他展现的瑰丽雄奇,令中华大地熠熠生辉。
陈景润是一座丰碑。他激励着亿万人民去谱写更为壮丽的篇章。
不过,陈景润仍是如以往一样,终日伏案操劳,他仍在数论之海中遨游,搏击风浪、云天。他要把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研究得更为完美,要向那更为诱人的(1+1)发起最后的冲击。
陈景润走进世纪伟人的目光里,世纪伟人也带着亲切的微笑,走进陈景润的生活中。
陈景润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
1978年春天,耐人品味而又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目光,他复出之后,一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莫道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向禁锢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为解放思想扫清了道路;二是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呼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盛况空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汇聚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消融在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陈景润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陈景润一直在寻思:邓小平的话,几乎把他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北京余寒未尽,但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地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陈景润当然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声雷动,欣喜若狂的人们居然把北京城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象征“四人帮”的螃蟹也被一抢而空。陈景润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坦坦荡荡,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激烈曲折的斗争,拨乱反正之风首先在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揭开雄奇壮阔的一幕。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拾取阳光、雨露,也拾取了那飘逸怡人的春风、花絮。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