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作者:沈世豪_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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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不惊人的陈景润在宣读论文时出了“洋相”，但他那锐利的进取精神，却使华罗庚深深地感动了。他爱惜人才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一颗真挚之心。华罗庚是江苏金坛人，家境贫寒，又身患残疾，没有上过大学，精湛的数学造诣和深厚的数学功底全靠自己自学的。当初，只在金坛初中任会计兼庶务，幸有唐培经、熊庆来、杨武之、郑洞荪、叶企荪等人对他的奖掖和帮助，把他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并给予无私的帮助和逐步的提携，才使他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以己推人，华罗庚把期望寄托在仅此见过一面的陈景润身上。慧眼识英才，不得不佩服华罗庚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襟。他心里思忖着，厦门大学条件虽然不错，但远离北京，消息相对闭塞，适合科研方面攻关的陈景润，在他身边，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他丝毫没有把陈景润的木讷和不善言辞等弱点放在心上，也不介意陈景润的怪僻。心胸坦荡的善良老人，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过：“当然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伯乐们提携了华罗庚，而今，时代庄重地把伯乐的重任赋予这位数学大师，他没有让人们失望。
陈景润载誉回到厦门大学，受到了校党委的热情鼓励，锐气正盛的他，并没有松一口气，而是一鼓作气，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不久，他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呱然落地，刊登在1957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华罗庚极力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数学所主动和厦大协商，得到了厦大党委、王亚南校长和数学系的全力支持。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移易的独特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杂政治背景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这一幕由江青直接导演的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陈景润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记着华罗庚当年对他的厚爱之心。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后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数学大师，人们在中关村数学研究所门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尊华罗庚铜像。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陈景润，坐着轮椅，坚持到这里向尊敬的恩师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数学所的书记李尚杰同志推来的。据李书记回忆：当时，陈景润已经病得很重，眼睛睁不开，但坚持着非来不可。他终于来了，他把绵绵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永远留在了这里。
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的盛誉。
塔松、白桦、杨树，绿影摇曳。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相比，这里的建筑显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数是五层楼，中式的大屋顶，西式的框架，编织出敦厚、稳重、庄严的韵致。初到北京的陈景润，虽然在数学界已是崭露头角，但在人才济济、栋梁如林的中关村，他只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属于小字辈。开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号楼的集体宿舍里，后来，搬到中关村63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仍是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都是快乐的单身汉，但陈景润却很难快乐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他乐于一个人独往独来，于是，深深怀念着厦大勤业斋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要关起门，便可以一个人去神游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寒夜袭人。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启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总觉得头脑有点不大听使唤，仿佛，刚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来。北京不像厦门，四季如春，冬天里夜来香也照样开花，把浓郁的香味慷慨地馈赠给千家万户。为了御寒，陈景润曾经尝试着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简单：找了二件旧衣服，买了棉花，一件铺在床上，将棉花撕碎，均匀地铺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盖上，准备缝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弯抹角处，他无法处理。自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写出新的定理。长期的苦读，拆书、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久练出真功夫，陈景润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数论领域中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韧，百折不挠，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强聒不舍”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风从南方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