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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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维忠的大力关注下，不久，某局长被免去职务，调到另一家区法院任院长，但有关他的违法问题却无人追究。当听说王维忠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查处他时，他还四处找人说情。此案转交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后，由执行庭的法官崔云负责处理此事。当事人吕振有为了更好地执行此案，想方设法邀崔云吃饭，崔云当即携一女两男（包括执行局1人）赴宴。当时还有建筑方保卫科长作陪。一周后，崔云打电话将吕振有传唤到法院，一见面就说：“我最近手头紧，你借给我十万元。”吕赶紧解释：“我现在债务缠身，手头哪还有这么多钱？这样吧，等执行回来后，我一定给你10万元，20万也行。”崔面露不悦，其后在执行上来了个大转弯，态度非常生硬。王维忠了解了情况后，十分气愤，马上反映给吉林省和长春市法院的相关领导。在此情况下，朝阳区人民法院不得不对拍卖物进行评估，但要求吕振有交评估费。吕交了1。6万元评估费，但其他三原告拒交。可崔云却把吕振有所交的评估费写成长春国泰名下。之后，法院在报纸上公示拍卖。此时崔云把拒交评估费的三原告也找来，想以此制造矛盾，第一次拍卖流拍。按法律规定，还要降价两次拍卖，可崔云又找借口拖了两个多月，其间吕振有多次找崔云和法院领导，但对方总是冷若冰霜地回答：被执行方到法院闹，我们也得考虑他们的利益，等着吧！其实，电影城台乡旅游公司只有9名职工，而到法院闹的人全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宝启雇用的社会闲杂人员。但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对这些无理取闹的人就是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省、市两级法院督促下，拖了近两个月的第二次拍卖才进行，但又流拍。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次”拍卖的司法解释，在此情况下，法院本应继续举行第三次拍卖，但朝阳区人民法院却决定停止拍卖。一直跟踪此案的王维忠认为法院违法，又直接上书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法委。有关领导马上指示成立专案组，对朝阳区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进行调查，并责令吉林省政法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监督执行。朝阳区人民法院这才进行第三次拍卖。但在将拍卖款交付申请执行方时，又百般刁难，至今近150万元的利息仍未给付。王维忠又了解到，1995年6月，电影城台乡旅游公司海底世界被农安县法院实施查封。1998年8月，电影城台乡旅游公司为某单位在汇源信用社担保贷款而被市中院二次查封，并发出公告。而此次朝阳法院有关人员对被查封建筑物违法解封，并放纵被执行方将查封物中的贵重物品盗卖一空。随后，崔云等透露审判秘密，煽动被执行方围攻全国人大代表。早在第一次执行拍卖公告发布时，执行法官崔云就告诉被执行方法定代表人秦宝启等人：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跟踪的案子，你们去找他，他要说让我们不执行我们可以不执行。在此之前，王维忠也接到过有关威胁的电话，但令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的纵容下，被执行方的人竟然煽动不明身份的男女找到他进行当面威胁和恐吓。2004年4月20日，秦宝启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王维忠住院的地点，并获知其刚做完大手术后，马上指使一妇女找到病房，冒充王维忠的亲戚强行冲了进去。该妇女无视医生阻拦，更不顾极度虚弱的王维忠，大谈特谈案情，企图让他不要管这事。王维忠指着她严厉警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只是依法监督此案，但没有权力干涉法院具体行为！”4月21日，又有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其中包括一个白发老太婆闯进王维忠住的病房走廊里大吵大闹。对方向医护人员叫嚣：“朝阳法院让我们找他，只要他给朝阳法院办案人打个电话，他们就可以停止执行。”纠缠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是王维忠手术后的第一天，正需要安心静养。直到医院保卫科报警后才把他们赶走。临走时，他们说：“晚上我们组织四五十人来。”为防不测，家人只好把王维忠转移到内科病区，这才躲过他们的无休止骚扰。
王维忠对此严厉指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有义务协助代表的而不协助，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阻碍代表依法履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的规定治罪；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代表依法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第15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代表依法履行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给予行政处分；对人大代表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46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规定，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监督违法执法，不惧威胁（3）
对法官阻碍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法律条文，我国《法官法》第十一章规定，法官不得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拖延办案，贻误工作；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他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及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法官有以上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王维忠认为，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有关法官向被执行人泄漏审判秘密，并公然煽动当事人威胁、围攻全国人大代表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对于无视法律判决和裁定、盗卖查封物、雇人到法院无理取闹，并威胁、围攻人大代表的台乡旅游公司秦宝启等的犯罪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王维忠说，尽管我们明知这个案子有很多违法之处，但作为人大代表，我们只是对其违法行为提出监督，但绝不干预法院独立办案。
他担忧地说：“我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多家司法单位的特约监督员都公然受到非法威胁和恐吓，就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了。不惩治违法法官及对抗法律的人，我们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人身安全就无法保证。尽管如此，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忠实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信念我始终不变。”
他在提交的制定“监督法”议案中呼吁：要依法保护人大代表的权益，要立法明确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职务。
在我国现行《宪法》、《代表法》、《组织法》中，都明确规定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却没有人大代表履行监督职务的实施细则。
人大代表在休会期间可参加由一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检查和视察，并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这里面多数是走马观花，甚至是走形式。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建议和意见，对因公、检、法执法不公，徇私枉法，违法裁决等制造的冤假错案，只靠人大常委会监督是很有限的。首先，工作量之大往往达不到如期效果；其次，更多有冤情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很难直接把他们的冤情反映给人大常委会；另外，由于某些工作人员与“两院”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只进行“文字旅行”，多数冤假错案难以纠正。
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人民的纽带，是反映人民意愿、替人民说话、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知心人，人民对政府工作有好的建议、意见，人大代表应该给予充分反映。对法院因违法裁决而制造的冤假错案，在认真听取当事人详细陈述案情和仔细阅读判决书后，要认真查阅相关法律，认为确有冤情的案例，人大代表应该进行事后监督，向法院提出建议和意见，但不能干预法院办案。
王维忠深有感触地说，在法院裁判后确有冤情的案例，甚至经过多方上访，已成“告状无门”的案例，在人大代表的监督或协助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最终得以纠正的案例不在少数。然而有的案例，尽管有地方党委、政法委、人大等各级领导作过批示，最终还是得不到纠正，成为“死案”。
他为此大声疾呼：应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应该在“监督法”中把人大代表的监督功能写得更具体些。
王维忠认为，《宪法》和《代表法》赋予人大及其代表的权利是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特别是监督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工作，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王维忠表示，作为人大及其代表，今后应加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特别是民事审判及其裁决后的执行这两个群众反映最突出的环节，应列为人大监督的重点。
曾有人对人大代表监督法院工作产生过误解，认为这种监督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王维忠曾就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进行咨询，答复明确表示，人大代表是人大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监督是一种职责，是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的一部分。
第九章 监督司法腐败
为做好事反被伤害案亲笔上书公安局长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曾向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从此成为一座丰碑，也成为做好人好事的代名词。几年前，曾在网络上流行过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歌，此歌也使歌手雪村一举成名。2004年初秋，在东北的长春，一位年轻人也做了一回雷锋。可是，当他高兴地把捡到的钱包交还给失主时，对方不但没有半句谢意，反而把他当作小偷毒打了一顿。之后，他又被扭送到公安局，再次被打得满身是伤，直到警方了解到真相后才放人，至今无人理睬。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我们姑且称这位“东北雷锋”为小李吧。时年25岁的小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吉林某中医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为人忠诚老实。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这天黄昏，小李回家时，在自家的楼道口发现了一个钱包，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还以为是谁临时忘记了。可等他从楼上下来时，那钱包依然还在。他赶紧捡起来，冲着楼道大喊了几声：“谁的钱包丢了，谁的钱包丢在楼道口了？”在他的高声叫喊中，有几个人过来看了看，但都摇摇头离开了。见叫了半天也找不到失主，着急的小李就打开了钱包，发现里面钱不多，但有几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而且里面还有几张名片。于是，他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对方是一位中年妇女，接到电话后问：“我是去你们那儿看朋友时不小心掉的，里面的东西没有少吧？”小李连忙说：“哪会呢，里面的东西我动都没有动，我只不过是为了急着找人，才找出了里面的名片。”那女人接着又说：“既然是你捡到了，那就请你明天中午帮我送到南关汽车站附近吧，到后就电话联系，我再当面致谢。”终于联系到了失主，好心的小李想也没想，就马上答应了。第二天中午，他按约定赶到了南关汽车站边。然后电话告诉对方，他已经带着钱包到了指定地点。五分钟后，正在他东张西望地等待失主时，突然冲上来两个长得五大三粗的陌生小伙子。其中一个冲着他问：“你是送钱包来的吗？”小李一愣，问道：“失主来了吗？好像是女同志吧？”那高个男子回答说，失主是其母亲，叫他快把钱包交出来。但小李还是很小心地要求对方说出钱包的外形和里面的东西，对方根本不听，还凶狠地骂道：“我看你是存心想来敲诈我们的钱财。”说罢，两个青年不由分说围着毫无防备的小李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那位女失主跑了出来，又让她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青年人扭着小李，来到长春市公安局七处报案：这人捡到我的钱包后，就要挟我，要我给他一笔钱。两名接报的警察将鼻青脸肿的小李强行铐上手铐，带到公安局。一进屋，他们就将小李铐在暖气管上。小李申辩道：“我好心给人还钱包，反被打伤了，你们警察怎么不了解情况就这样铐人？”一个胖警察冲上去就给了他几下。小李不服气，拼命地大声叫喊，结果又挨了几下。幸好另一个警察见小李直喊冤，这才阻止了同伴施暴。经再三询问，并经多方了解，他们才确信小李是被冤枉的。在作完笔录之后，被铐了两个多小时的小李，这才被释放，但打人的警察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身上到处是伤的小李满怀屈辱，踉踉跄跄地走到无人处大哭了一场。由于身上都是外伤，他担心父母看到会伤心，就去医院买了一些药，躲到单位里住了几天。唯一的儿子几天都不回家，接电话时总是吞吞吐吐，两位老教授急了。于是，老两口急忙找到儿子的单位，他们看到白白净净的儿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精神恍惚，好像变了个人。在二老的再三追问下，小李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老两口一听，不由怒从心头起：儿子明明是做好事归还人家钱包，不但得不到感谢，反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哪还有公理？更令他们愤怒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警察居然也这么不讲理，不但没有查清真相，还不问青红皂白地打人，真是无法无天了！当天上午，他们来到公安局，找不到领导，就找到了法制科。法制科的人不痛不痒地作了一番了解，就让他们回家去等候消息，但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回音。打电话过去，对方总是支支吾吾地找借口。铁了心要为爱子讨说法的老两口又找了检察院、政法委及人大等几家主管部门，但令他们大失所望，还是没有人管。就在老两口满肚怨气，投诉无门时，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