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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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不妨按最狭窄的定义来讨论恐怖主义。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定义的恐怖活动，不用说，还是刺杀和劫持。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类最现代的恐怖手段。　
　　我们就从刺杀说起吧。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最大。　
　　下面介绍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此人，名作曹刿。他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备受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他为鲁庄公献计献策。有位老乡说，这是人家贵族的事，与你何干，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很厉害。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3）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博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曹沫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为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晋国的刺客。《刺客列传》说，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诚，是个讲义气的亡命徒。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学者考证，这是草原地区的习俗），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快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五）聂政。　
　　战国中期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见《刺客列传》，亦属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此人亦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因为秦政既败，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荣，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4）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手段也非常简单，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　
　　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杀伤。刺杀是暴力的基础形式，刑律属于人身伤害罪，而且是故意伤害罪，逮住就是个死，最低级，最原始，但“擒贼擒王”、“攻心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规模报复，也是重在心理威慑。如二战中美国对柏林的战略轰炸，以及他们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就是属于这种毁灭性打击。二战后的美国战略叫“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参看泰勒将军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对这一战略的反省）。　
　　传说，小太监和老佛爷下棋。小太监说，对不起，我杀您一个马。老佛爷说，我杀你全家。古代的有限报复（低于种族灭绝的报复），大抵如是。比如诛夷九族或满门抄斩，就是古代常用的办法。兵刑是一个道理。　
　　三、劫持　
　　劫持，也叫绑架，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叫“持质”，一种叫“劫质”。“持”是用暴力挟制，“劫”是用暴力胁迫。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把“质”抓起来、扣起来，作为交换条件。　
　　中国古代的“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质”这个字，有一个含义，是对等或折合，并包含对质、验证的意思。用现在的商业术语讲，就是抵押（作动词）或抵押物（作名词）。抵押物可以是财宝，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绑票的“肉票”就是换取赎金的人，现在叫“人质”。　
　　抵押，在人类的交往、交换中非常普遍。俗话说，半斤换八两，人心换人心。人心怎么换？总得有个礼物或凭信。比如，两个情人，解个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时也是凭信。礼仪往还，互送见面礼，也是人之常情。这种见面礼，主要是玉帛、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为了换这类东西。过去，郭沫若引※鼎，说五个奴隶只能抵“一匹马加一束丝”，太残酷（《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其实，现代的很多马（如英国和香港的跑马）也比人值钱。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和“质”的概念有密切关系，商业契约叫“质剂”，管理市场的官员叫“质人”。推而广之，一切抵押物和凭信物也都是“质”。如双方盟誓，起誓的约言，就是一种“质”。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质为臣”，“委质”的“质”（字亦作“贽”），即上面说的见面礼，也是一种“质”。古代的各种交往，都少不了见面礼。孔子收学生，要交一束干肉。相闺女娶媳妇，也要纳徵送财礼。“礼”这个东西，谁都喜欢，但也是约束。很多礼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饭。如古代军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就是皇上手里的人质。汉将李陵兵败浚稽山，被匈奴俘获，全家被杀，就是汉武帝撕票。明将吴三桂守山海关，李自成劝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祯留下的人质，不答应，他老爹的人头就挂在了城墙上；入清作藩王，儿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师，表面很风光，也还是人质，一旦起兵造反，照样撕票。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输财货，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有和亲与质子，接受对方的“礼遇”。玉帛女子都是“质”。我们的概念，和西方简直一模一样。劫持，英语叫kidnap，本来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质，英语叫hostage，本来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他们的hostage　to　fortune，是听天由命，随时可能失去的东西，特别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宝，我们叫“室家之累”。　
　　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发生劫持，古人怎么办？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唐律疏义》卷十七规定：　
　　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　
　　【疏议】曰：有人或欲规财，或欲避罪，劫持人为质。规财者求赎，避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持质者皆合斩坐。“部司”，谓持质人处村正以上，并四邻五保，或知见，皆须捕格。若避质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听身避不格”者，谓贼执此等亲为质，唯听一身不格，不得率众总避。其质者无期以上亲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对劫持者要毫不手软，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质换取赎金，还是以人质为掩护，对付抓捕，也不问其原来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这种事，一定要处以斩刑。当地居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凡虑及人质安全，故意回避躲闪，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两年。只有人质的某些亲属，即属于“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　
　　清代研究法律的专家沈家本认为，汉律可能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举了四个例子：　
　　（1）《汉书·赵广汉传》：“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香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殓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5）　　　
　　案：这是西汉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苏回，原来的目的是劫财，但苏回为郎，又是“宿卫臣”。广汉化解危机，并非全恃武力，还靠个人威望，攻心夺志，示朝廷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