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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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余的自尊，令秦穆公惭愧。他一心想把有由余挖过来，所以让内史廖给他出主意。内史廖说，戎王住在偏远不曾开化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的音乐，您最好派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让戎王沉溺其中，趁机邀请由余访秦，留而不发。他们用美人计和离间计，终于得到有余。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汉族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优势是腐化。　
　　但我相信，在打仗的问题上，戎狄一直是老师。他们没有兵书传世，却是最善于作战的民族。　
　　十三、退避三舍　
　　一部春秋史，晋楚争雄是重头戏。　
　　晋承夏政，是北方大国，为周室之屏障，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晋是主要对手。楚人的特点，是性格暴躁，古人谓之“沐猴而冠”（《史记·项羽本纪》），即带着帽子的猕猴，表面像人，其实非常粗鲁，今人犹称“九头鸟”。张良曾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留侯世家》），周勃也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都劝刘邦不要和项羽硬拚。其实，这种印象，在春秋就有。当时，楚国正在崛起，其势咄咄逼人。晋人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曾受到楚国的接待。楚王问他，如果你能回到晋国，将怎样报答我。他说，假如托您的福，我能回到晋国，有一天，不幸兵戎相见，“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舍”，本指宿营。春秋时期，行军的常规速度是三十里，每到三十里要宿营。故“舍”又是计算行军速度的单位。三十里为一舍，三舍是九十里。他是以后撤九十里作为报答。古代谈判，前提是“退舍”，脱离接触。九十里是三天的路程，后撤九十里，也就是脱离了双方可能接触到的距离。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成语，就是“退避三舍”。　
　　动物对距离十分敏感。当你离它太近，接近或超过它认为的安全距离，它会做出紧急选择，或者逃跑，或者进攻。人也是这样。　
　　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上面写着“惟楚有材”。楚国人材丰富，但很多都叛逃，逃到了晋国，就像他们的齿牙革角和珍贵木材，物流的方向是北方。晋人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此大国之风也。　
　　《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　
　　退让并不是耻辱。　
　　毛泽东拈古书之语为兵法，曰：　
　　不为天下先（出《老子》第六十七章，原作“不敢为天下先”），　
　　退避三舍（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来而不往非礼也（出《礼记·曲礼上》，原作“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其中就有这一条。　
　　十四、不羞遁走　
　　逃跑也是兵法。　
　　中国的兵法是来源于战争，不仅来源于内战，也来源于外战。历史上，外敌入侵，主要是从北边来，所以讲防御，主要是城防。明清时期，新的敌人是从海上来，是坐船来，这才大讲海防和江防。“骑马民族”南下，特点是流动性，即机动和突袭。　
　　司马迁讲匈奴之俗：　　　
　　战争启示录（6）　　　
　　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俗，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　
　　这里的“不羞遁走”，在军事学上很重要。“逃跑”、“忍耐”和“等待时机”是中国兵法的特色。蒙古统治时期，汉族有《忍经》，《三十六计》也是“走为上计”（其实是最后一计）。“跑”这一条很重要。它是从“骑马民族”学来的。“马”在古代是机动性最强的作战武具，坦克发明前，任何东西都比不了。骑马民族固然离不开“马”，对付骑马民族也得靠“马”，所以汉武帝要到西域求大宛马。“马”是一种“军事传染病”。西班牙征服美洲就是靠“马”。流寇称为“响马”，也离不开“马”。中国的内战，主要是对付农民战争。统治者把农民武装叫做“流寇”，也有对付“流”的问题。毛泽东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是歼灭战，“走”是运动战，同样看重“逃跑”。　
　　其实，何止是逃跑，投降也可以是兵法。　
　　十五、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　
　　动物是最好的战术家，特别是苍蝇、蚊子。　
　　从前，在乡下，常受蚊蝇骚扰，不胜其苦。白天，地头歇晌打瞌睡，眼皮一合，就有苍蝇围着你乱转，嗡的一声（高频振翼，声音震耳），有如飞机俯冲，直扑嘴唇，或者在你脸上乱爬。你还没来得及挥打，刚一睁眼，它就跑了。你睡它就来，你醒它就去，反正不让你安生，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草帽遮脸。蚊子更鬼，专于夜深人静，搞突然袭击。它们有红外夜视和热敏感应的高科技装备，好像现在的美国兵，有时在脑袋周围盘旋，声音大的像飞机（也是高频振翼），有时又悄无声息，在你手上脚上乱叮，突遭暗算才发觉。而且，经常是这个来了那个走，轮番进攻。气得你七窍生烟，挑灯夜战，满屋子瞎扑乱打，根本睡不成。　
　　春秋末年，楚国势大，吴王阖闾伐楚，伍子胥给他出主意，就是采用这种战术：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年）　
　　所谓“亟肆以罢之”，“亟”，是频繁的意思；“肆”，杜预说是“暂往而退”（《左传》文十一年注），意思是派三股部队，轮番骚扰，突然出现，又突然撤回；“罢”是疲劳。总之，是来回来去折腾你，让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误之”，也是说用各种方法，诱导敌人犯错误。　
　　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也是这种战术。　
　　对付蚊蝇，我的经验是，第一，不要乱跑，更不要追着跑（只有“没头人”，哪有“没头苍蝇”）；第二，蚊蝇总是去而复来，宜于原地静候；第三，最好诱之以利，蚊嗜血，蝇逐臭，两者都趋光。等它来了，落定脚跟，再打。包括以身飤蚊，等它叮你再动手。历史上官军剿匪，聪明者，如曾、胡、左、李，就是使用这类办法。　
　　《孙子·虚实》有句话，叫“致人而不致于人”。李靖说，“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这话很对，两面都适用，全看谁能调动谁。　
　　十六、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什么意思？我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比如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大开城门，司马懿不敢进，主要是他多疑，“诸葛一生惟谨慎”，怎么会大开城门？他犹豫再三，怕有伏兵，不敢进。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诸葛亮是一反常态，故意反着来。空城计，计谋本身无好坏，全看对方是否中计，中计就是好计。　
　　“诈”永远没有固定的内容。　
　　“兵不厌诈”这个词，来源可能是韩非引用舅犯的话。原文是：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韩非子·难一》）　
　　舅犯即狐偃，古书也作咎犯。此人是狐戎之人。狐戎，可能与令狐有关，《战国策·秦策五》称为“中山盗”，是活动于山西境内的许多戎人中的一支。戎人多诈，擅长流动战术。韩非师事荀卿，对“诈伪”的使用颇有限定，和《荀子·议兵》对“诈”的态度一样。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他否定不了。《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计》，“兵以诈立”（《孙子·九地》）。战国以来，兵家都很强调“诈”。　　　
　　战争启示录（7）　　　
　　“兵不厌诈”在唐代的古书中就已出现。如：　
　　（1）《史记·田单列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索隐：“兵不厌诈，故云‘善之’。”　
　　（2）《北齐书·高隆之传》：“世隆便欲还北，子如曰：“事贵应机，兵不厌诈，……”　
　　此语，明清小说多见（如《三国演义》），现在是成语。　
　　2005年1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1）　　　
　　请让我做一次文化导游，带领你穿越历史时空，到两个地点看一下。　
　　避暑山庄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离宫。甘泉宫在陕西淳化，是汉代的离宫。两者的时间距离有1800年，空间距离有900公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建于1703－1792年，地点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阳）和北京之间。三点一线，它大约是中间那个点（离北京近，距盛京远）。这个位置值得注意。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个比方。　
　　中国古代都邑，多作点线分布。周人从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崛起，沿渭水东进，占领今咸阳、西安一带，再东出函谷关，占领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三个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丰京和镐京）在关内，成周在关外。清人从东北入关，进入河北北部，从东北到西南，也有三个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第一站。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来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个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长城以内，承德和盛京在长城以外。　
　　一般印象，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是逐水草而居，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像鸟儿一样，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但实际上，他们是候鸟，随季节而迁徙，迁徙有固定路线。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个草场放牧，冬天则在南方或山南的某个牧场放牧，牧场分夏牧场和冬窝子，彼此之间，也各有分地。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满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来长城内外，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欧洲和俄国的王宫，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是满清皇帝的夏宫。这个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没去，前些年，借便开会，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这里讲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感觉，是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彼此的眼光不一样。出古北口，回望长城，我会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叶笃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的描写。两百年前，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是从这里经过。对比于他们境内残存的罗马时期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他们对这个伟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临眺望，进行实地测量。书中写到，“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长城已大大减少了过去的重要性。随着长城作用的缩减，中国人对它的兴趣也跟着消失。初次来到中国看到这个伟大建筑的使节团员们对之赞叹备至，但陪送前来的中国官员似乎对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长城，秦、汉以下，都是为了拒胡。满、蒙是被拒对象，和汉族的想法当然不同。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罗马长城也一样）。现在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等于马其诺防线。满人入关，失去意义，弃之山上，成为古迹，年深月久，凋零败落，是必然结果。　
　　第二，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和木兰围场有关。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现在叫围场县。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汉族曾以“鞑虏”混称满、蒙，英人称之为“鞑靼之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秋狝是围猎，同时是军事演习。中国古代校阅士卒，也是借围猎行之。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尔雅·释天》）。但汉族是农业民族，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说法（《国语·周语上》），围猎主要在冬天。满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围猎主要是猎鹿。“木兰”是满语，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时间则选在秋高气爽、鸟兽肥壮的时节，套用汉语的说法，当然就是“秋狝”。贵族喜欢打猎，各国都如此。满、蒙也有此好。但满清皇帝在此行猎，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风，发扬